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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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0、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

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①。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①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②。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③

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①。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①《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5、2674页。②《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③《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0页。①《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②。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艘，船价由原定60万两增至10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00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③。同治二年八月（1863年9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䜣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①，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

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②

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