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隋时及唐代前期关中的富庶和漕粮的主要供给地

富庶的关中地区隋唐时期的农耕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西起陇山，北起燕山，东南达于海滨，都能耕耘播种，有所收获。地区这样的广大，天时地利又复不尽相同，人口多少亦间有差异，故同为农耕地区，富庶与硗薄就难得一概而论了。

说到富庶的农耕地区，首先应该提到关中。唐初始分宇内为十道，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为关内道。关内道北边沙漠，己远至阴山之北，其中大部分属于半农半牧地区，不能以富庶相称道。这里所说的关中，乃在济、雍、河、华之间，具体说来，就是由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远在更古的年代，这里就以膏壤、沃野千里相称，其民好稼穑，殖五谷。西周、秦、汉相继在这里建都，这应是其中原因的一端。隋唐时期也在这里建都，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中土地肥沃，农田水利亦素所讲求。这可以远溯到秦时的郑国渠和汉时的白渠。这两条渠道后来不时湮塞，也陆续得到疏浚。就在隋朝建国以前，宇文周还作过一次修理，使隋朝得以受益。关中八水，泾、渭而外，还有沣、滈、灞、浐、潏、涝诸水。隋唐时期对于这八条水道都作了充分的利用，作为农田灌溉的渠道是相当繁多的。这些河流和渠道形成一个稠密的灌溉网，都城长安就位于这个灌溉网的中心，因而关中也就成了富庶的农耕地区。

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地，人口是相当繁多的，隋时关中三郡为京兆、冯翊和扶风（治所依次为今陕西西安、大荔和凤翔）。平均各郡每县都有万户人家，有的还超过许多。唐时京兆府和同州（即隋冯诩郡）、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天宝年间平均每县也都超过万户。平均万户人家的县在黄河下游是相当多的，不仅关中一地为然。夫中作为都城所在地，有些人口是不列入这样数字之中的。贞观年间，始置府兵，天下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道所置二百六十一，居全国的少半，而京兆府和同、华、岐（即隋扶风郡）、陇（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四州，就有一百九十四，其中京兆府独有一百三十一，为数实非甚少。即令府兵不脱离生产，自食其力，西北边兵的根秣，也需要取资于关中。突厥颉利可汗破灭之后，其酋长相率降附，入居长安者竟有数千家。其他各色人等来往居住于都城的应更非少数。人口繁多，粮食消耗自必相应增加。关中虽云富庶，亦将难于支应。早在隋初，这样的问题即已显露出来，不能不由关东各地调运粮食。为了转输粟米，还特地引渭水自大兴城（在今西安）至于潼关，开凿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广通渠，可知其间严重的程度。隋初肇其端倪，唐朝继之，竟其一代，皆国循守旧，莫之更改。

汾水下游的汾晋地区隋初为了供应都城粮食，曾漕关东及汾、晋之粟。这里于关东之外，特别提到汾、晋，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州境远至今山西平遥县。晋州位于汾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唐玄宗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漕政，益漕诸州之租，其中就列有晋、绛二州。绛州又在晋州之南，其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隋唐两代皆重视这三州的租粟，可知当时汾水中下游也是相当富庶的。《隋书·地理志》于冀州后序中说：“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伤乎俭啬。”西河、临汾、绛郡三郡也就是汾、晋、绛三州。河东郡即唐蒲州，后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更在绛州之南。龙泉郡唐为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文城郡唐为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这诸州郡中，河东、绛郡、临汾、西河皆在汾水流域，文城、龙泉则在吕梁山南端。山川不同，土地肥塉也相应有所区别。何况吕梁山南端还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其间差异就更为明显了。《隋书·地理志》一并道及，似有失于笼统。

关东黄河下游的农耕地区汾晋地区仅限汾水下游，也失之狭小，不能和关东相比拟。关东远在战国秦汉之时，是指函谷关而言的。时移世易，函谷已不再设关，潼关代之而起。潼关之东，崤山绵延，嵩山高耸，其南又起伏着熊耳、伏牛诸山，其间虽也有多人耕耘，至于富庶则是说不上的。《隋书·地理志》于豫州后序论洛阳，谓“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初未一道及农耕诸事。而于荥阳和梁郡，则谓其好尚稼穑。隋荥阳郡于唐时为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梁郡为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郑宋之间，平原广漠，自来宜于农耕，与洛阳略有不同。郑州与洛阳所隶属的河南府毗邻，东西相差殊为明显。隋初为了运输关东、汾、晋漕粮，曾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这十三州可分为三个部分。蒲州就在汾水之南，自是运输汾、晋粟米的。陕、虢、熊、伊、洛（治所依次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灵宝、宜阳、临汝、洛阳）、邵（治所在今山西垣曲南）、汝（由伊州改置）诸州，皆在洛阳及其近旁，如上所述，是难得有许多粟米外运的。至于郑州和怀、卫、汴、许诸州（治所依次在今河南沁阳、卫辉、开封和许昌），则另当别论。这几州都和郑州一样，平原广漠，利于农耕。隋时人口都相当繁多，唐初有的虽有所减少，相差并非很多，天宝年间，又复颇有增添。隋初所谓水次十三州，这几州最居东方，应在富庶的农耕地区数内。

前引《隋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谓荥阳、梁郡好尚稼穑。《地理志》在此还接着说：“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至少这几郡也好尚稼穑。谯郡为唐的亳州，济阴为唐的曹州，颍川为唐许州。汝南为唐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淮阳为唐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为唐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这几处州郡的自然条件和荥阳、梁郡相仿佛，因而可使当地的人好尚稼穑，成为富庶的农耕地区。其中襄城郡较为特殊。襄城郡为唐的汝州。隋初也以汝州相称，为于水次置运米丁的十三州之一。汝州近伏牛山，农业的发展就不能不受到相当影响，势难列入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中。《隋书·地理志》虽也称道其好尚稼穑，恐难与谯郡、济阴诸郡等量齐观。

《隋书·地理志》论青州风俗，说是“男子多务农桑”。《隋书》所说的青州，只有齐郡、北海、东莱、高密四郡。于唐时为齐、淄、青、莱、登、密六州。唐时诸州治所，依次为今山东济南、旧淄川、青州、莱州、蓬莱、诸城诸县市。位于泰山和沂、蒙山之北。诸郡大半濒海，远在战国秦汉之时，青、齐的土地即以肥沃见，可以与秦国的关中相比拟，甚至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间虽也曾受过兵亵的摧残，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事过境迁，又能及时恢复旧观，并且还能有所发展，故在隋唐时期仍能受到称道。

《隋书·地理志》论徐州土地，说是“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隋书》所说徐州，有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五郡。于唐时为徐、兖、沂、海、泗五州。徐、海、泗三州皆在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以北。其治所依次是今徐州、连云港、盱眙各市县。兖、沂两州则在今山东省南部，其治所分别为今曲阜、临沂两市。今曲阜市在隋唐时期及其以前相当悠久的年代里，皆以曲阜为名。这是春秋战国时鲁国的故地。齐鲁的五谷桑麻是早就有名的，隋唐时期名声并未稍坠。鲁国北倚泰山，沂蒙诸山就在沂州境内，山地是难以说上有许多农业。就是徐、泗、海诸州濒淮水的地区也不易受到称道，不过比较沂蒙山地还要好些。《隋书》说兖州，有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平原六郡。于唐时为滑、濮、郓、济、魏、博、德、沧、棣诸州，分别在当时黄河的南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在今河南、河北两省的只此三州。其余各州也分别在当时的黄河南北。在黄河之南的为濮、郓、济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鄄城、东平和在平县。在黄河之北的为博、德、棣三州，其治所依次为今聊城、陵县和阳信县东南，皆在今山东的西北部。前面曾经提到，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运，益漕诸州之租事，在晋、绛两州之外，还有魏、濮、邢、贝、济、博诸州之租。除过邢、贝两州，其余各州就都在《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兖州境内。仅此一端，已可证明《隋书》所说并非虚妄。

这些位于黄河下游之北的产粮地区，有些州郡也是位于太行山之东。不过太行山东的产粮地区却并非只限于这几个州郡。《隋书·地理志》在这里提到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诸郡，说是这几郡的风俗都相仿佛，务在农桑。这几郡于庸时为冀、贝、瀛、定、恒、赵、洺、邢、深诸州，皆在今河北境内，其治所依次是在今冀县、清河、河间、定州、正定、赵县、旧永年、邢台、深州诸县市。其中邢、贝两州就在开元年间裴耀卿主持漕政时所取运粮食的诸州中，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太行山东平原广漠，而唐时州县官吏多能注意到农田灌溉。这几州中绝大部分都有灌溉渠道的兴修。其中恒州的大唐渠和太白渠都是流经几县的大渠。大唐渠一个渠段，其长竟有四十里。两渠在下游相合，竟成了一条常流的河道。有这样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自然会得到发展。《隋书·地理志》还提到长平和上党两郡，也就是唐时的潞州和泽州，说是当地的人多重农桑。这两州的治所分别是今山西长治市和晋城市。这两州位于太行山上，诚然属于农耕地区，其人虽多重农桑，却很难和太行山东诸州郡相提并论。当地的贡赋也只是麻和布，竟无绫绢之类的丝织品，虽然有桑，在农业上却未能居于主要的位置。

隋唐都城长安所在的夫中虽然是富庶的农耕地区，由于人口稠密，所产的粮食还是不敷于应用，势须由关东转运。当时所置的十三州募运米丁，最东只达到郑、汴诸州，再东并不是没有水运的条件，当时取民不多，也许用不着许多张罗。这是说，黄河中下游所产的粮食大致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就是这样，到炀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课。就在炀帝即位这一年，着手开凿御河，就是通济渠，也是后来的汴渠或汴河，可见开凿这样一条河道，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隋时由关东运到关中的漕粮，究竟有多少？不可具知。唐时于洛阳置含嘉仓，由江淮运来租米，先输到含嘉仓，再辗转西运。这是江淮西运租米见于记载之始。含嘉仓未知确置于何年。至迟应在唐高宗和武后久居于洛阳之前。那时关中所需要的漕粮为数不多，就是已有江淮漕粮西运，数量也不会太大。直至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条上漕事时，始正式提到江南漕粮，可是具体设施，乃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好像江南浩粮并不居有重要地位。

隋时于州县设正仓，亦有常平、义仓的设置，唐代仍遵从旧制，正仓以储州县粮食，常平仓以均粮价的贵贱，义仓以备灾荒时的不足。各仓所储虽各有相应的制度，也可以略觇各地产粮的丰歉。玄宗天宝八载（749），各道所储就可相互作出较量。这一年各道正仓所储，以河南、关内、河北三道为最多，皆在一百八十二万石以上。河东道所储据说达到了三千零五十八万石以上。河东道富庶的农耕地区只有汾、晋两州以下的汾水流域，远不及河南、河北两道的广大，如何能超过千石的数目。颇疑所记的三千乃是一百之误。就是一百五十八万石以上，也超过了淮南道和江南道。因江南道只有九十七万余石，淮南道更少至六十八万余石。义仓和常平仓所储也是如此。河北、河南两道义仓所储都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石，河东道为七百三十万余石，关内道较少，也有五百九十四万余石。河北、河南两道常平仓所储都超过了一百万石，河东道较少，为五十三万余石，关内道更少，为三十七万余石。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江南道义仓所储为六百七十余万石，江南道常平仓所储也有六十万余石。这六十万余石同样超过了河东道的常平仓所储。这样的数字可以据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直到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仍然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是隋时及唐代前期皇朝所需的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区。

关内道的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少于江南道。仅就这样的数字来说，在隋时及唐代前期，关内道似有不及江南道之处。其实也不尽然。关内道的自然环境确是有其一定的缺点，就是气候干燥，易于遇到旱灾。在旱灾的年月里，关中也难于避免，虽贵如帝王之尊，也不能不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粮食还是会得到丰收的。玄宗开元年间，始行和籴的办法。由朝廷出资收买关内诸道的余粮，储蓄备用，自是玄宗不复再去东都就食，就是江南的漕粮也因而有所削减。天宝八年和籴的粮食，关内一道就有五十万余石，已经和江南道义仓所储相差无几了。如果以这一年关内道的和籴粮数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江南道了。就是和当道义仓所储加在一起，也只是稍稍少于江南道。天宝八年河东道的和籴粮食也有十一万余石，和当道常平仓所储加在一起，同样超过了江南道。显然可见，在唐代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四道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应当地民食及皇朝的需要。江淮漕运也并非就没有好处，特别是灾荒之年还是少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