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及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农耕地区的残破黄河下游的南北并东向直至东海之滨，为盛产粮食的地区，也是以关中为都城的皇朝漕粮取给的所在。这个地区虽宜于农业，却也是四战之地，每遇社会不安，就易受到摧残和破坏。赢秦末年的乱离，汉魏之际的荒残，都有惨痛的影响。其后南北两方的长期对立，所受的祸害尤烈。好在略事承平，仍可恢复旧观。隋朝初年稍作休整，又能运山东之粟，以实关中。当时所开凿的广通渠，就是用以转输山东的漕粮，祛除都城的困惑。

这样的情景直到隋唐之际还曾经出现过。隋唐之际，群雄并起，跨州连郡的比比皆是，所及的地方莫不受到涂炭。当时争战的所在，由关东至于黄河下游各处最为频繁。秦陇一隅虽也有薛举、李轨等的盘踞，较之中原还算稍为安谧。可是就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麹文泰入朝时，在秦陇之北所看到的，竟是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因而就轻视唐朝，不再臣顺。隔了两年，唐朝群臣请求封禅，以显示天下大治。其时上距唐朝开国已经十有五年，不能再说犹为短暂，可是魏微上疏谏止，说是“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所说当是实情，太宗也就接受建议，停止了封禅。不过旧史也有不同的记载，说是就在高昌王入朝那一年，“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其实，贞观元年关中尚饥，二年天下又大蝗，三年复大水，四年才获丰收，如何就有这样好光景？如果确是如此，魏徽谏封禅的话就未见得可靠，为什么太宗还会听从？

唐初虽有这样一些荒残景象，也和隋初一样，在经过相当休整之后，又可恢复原来的面貌，甚或较旧日更为繁荣昌盛。下至开元、天宝之际，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就愈形发展，下游南北各州尤为突出，都城长安所需要的漕粮，大半皆取之于这一地区，就是具体的证明。

可是经过安史之乱，竟然形成了巨大的转折，前后迥然不同。安史之乱，首尾不过七年，所扰乱的地区，虽不过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而河北、河南两道最为严重，黄河下游盛产粮食的地区，为之残破不堪，难以恢复。安史之乱平定未久，吐蕃又复入据长安，唐代宗避居陕州，听宦官程元振议，谋迁都洛阳，郭子仪因陈谏谓其不可。郭子仪说：“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些话近乎实际情形。稍后刘晏与元载书也说：“函、陕调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刘晏当时主管漕运，枚所涉及的仅是洛阳东西漕运道路所经地方的情形。这里只是安史之乱中所破坏的一部分，一部分之地尚如此，所有征战的地区都应该是相仿佛的。刘晏当时所运的乃是江湖之米，并不是山东之粟。残破的山东时已无粟可运，故所运的只能是江湖之米。

安史之乱，虽长达七年，如果能及时修补残缺，也许还能早日恢复旧观。实际上却未能如此。乱离甫行停止，安史部下的降将仍多处要津，寖假成了割据一方的跋扈藩镇。其中魏博（驻地在今河北大名）、成德（驻地在今河北正定）、卢龙（驻地在今北京）三镇，一直与唐朝相对立，迄至唐末，犹未完全消失，魏博一镇始自田承嗣。田承嗣为了要和唐朝抗衡，就阴图巩固自己所据有的地区，加重征收赋税，以修缮兵甲。并计户口的多寡，使老弱的人从事耕稼，年轻丁壮都从军作战。这样积聚了几年，就有劲旅十万。其他跋扈藩镇能够都拥有重兵，大抵皆是采用这样的手法。就是当地土壤晓薄如昭义者也未能免此。昭义节度使（驻地在今山西长治）辖有潞、泽、邢、洺、礠（治所在今河北磁县）诸州。邢、洺、礠三州位于太行山东，都在盛产粮食地区之列。潞、泽两州则在太行山西，和邢、洺、礠三州很不相同，当地土瘠赋重，居民已不堪负荷，更不要说养兵了。就是这样，李抱真为节度留后，还要登记人户中的成丁男子，三丁取一，令其习武，训练成两万名精兵，因而能够“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冠诸军”。李抱真并非安史余党，也是这样处理方法，可见当时竟然成为风气。其间也有例外，当史朝义尚未被灭之时，令狐彰以滑亳等州节度使镇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州在战乱中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过令狐彰的经营，不到几年，“田畴大辟，库藏充盈”。这应是难得的盛事，但在其他各州中实为少见，就不易扭转当时的风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争战之事还不时断断续续有所发生。唐朝和跋扈藩镇间的战争，藩镇之间的战争，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引起的战争，都曾经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处形成大致相似的影响。而秦宗权的骚乱摧残最甚。史载其“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也是以前所少见的。

这样的景象，东都洛阳可以作为例证。唐朝行将灭亡时，张全义为河南尹。时当大乱之后，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时，居民百户，赖全义悉心经营，努力劝农，数年之间，京畿无闲人，编户五六万。洛阳作为唐朝的陪都，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普通州县，可能还不如洛阳。洛阳还有一个张全义，其他各州谅没有洛阳这样的幸运，因而恢复旧观是艰难的，当然就说不上富庶了。

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萧条，却促成长江流域的富庶。长江流域的农业在隋唐以前早就形成发展的基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更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原残破、人口南移有以促成的。这样的促成主要是在长江的中下游，特别是在下游，至于长江上游，成都附近的平原，关系并不很大。当地是自成一个局面的。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本为盛产粮食的地区，远自秦时李冰凿离堆，引两江行成都中之后，农田水利灌溉即已有名于世。秦末，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即借巴蜀所产粮食以供给军糈。其后每遏分裂时期，巴蜀能够形成割据的局面，就是因为当地经济能够支撑得住一个政权，而当地的富庶就是有赖农业的发展。这样的情景，直至隋唐两代犹未稍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还曾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当时江陵、江都等处尚未平定，江路不通，剑南之米当系经由巴山秦岭北运的。其后天下大定，巴蜀常赋就可沿江而下，与江淮粟米共同运至关中。

长江中下游的产粮地区可以和成都平原相媲美，甚或还有超过的，当推荆州附近的洞庭湖周围各地和全吴的太湖流域。早在南北朝时，荆域就跨南楚之富，扬土又有全吴之沃，而江南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带海傍湖的会稽，“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就是这样的富庶地区，才能支撑东晋南朝几代王室的江山。虽然有这样的富庶，隋时及唐朝前期，都城长安所需要的粮食还未全力仰仗江南这样的产粮地区，因为关东各处的农业较之江南并不见得有所逊色，也许还有所超过。及安史之乱起，黄河流域备受摧残，江南却更趋于发展，因而有了转折的变化。

长江中下游农业得到更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颇有关系。安史之乱及其后跋扈藩镇据地称雄所引起的争战，户口大为缩减，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曾有奏议，说是当时天下有户百三十万，经过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和开元、天宝中的九百余万相较，相差殊巨。户口虽说是普遍减少，某些地方却还有增添，长江中游的荆州就是显著的例证。史书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放，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偌其初”。不仅荆州如此，就是其附近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昌）、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衡州（今湖南衡阳）也都多于开元天宝之际的户口数字。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也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就唐宪宗无和年间的户口数字来说，太湖周围诸州，除苏州而外，都较开元年间为减少。虽然如此，如果以之和黄河下游相比较，减少的幅度还是小的。因为在中原乱离的时候，避难江淮的并不下于荆州附近。苏州户口显著的增多，就是由于侨寓的“中夏衣冠”占了三分之一的缘故。其实不仅苏州一地如此，当时是“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甚至多趋向浙东，因而“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这些南迁的人是会带去若干附庸的人户的，增加了劳动力，当然有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也带去中原各地农事的经验，使当地农业技术有所改进。唐末陆龟蒙曾撰《耒耜经》，记载农具诸事。龟蒙为吴江人，所记自是其习见的农具。其中论及磟碡。江东磟碡皆以木制，而磟碡两字皆从石旁，当系本用石制。北方多石，则此物当始制于北方，其后始传至南方。何时南传不可具知，既然陆龟蒙书中有所记载，则当时已习用于场圃了。

隋唐时人重农业，更多从事农田水利的兴修。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所修农田水利事，皆详加记载。据其所记载，散见于全国各处，而淮南道和江南东道为独多。北起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南迄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南）海滨，络绎不绝。近人统计，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各地水利措施的次数，在今浙江省中，隋时有二次，唐时四十四次；江苏省中，隋时一次，唐时十八次；安徽省中，隋时一次，盾对十二次。其中今浙江一省在当时全国水利措施中实居首位。这些农田水利措施的兴修，无疑会更促进当地农业的兴盛和发展。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流域和今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当时已是水乡泽国，偶有水流不至的地方，还引渠凿沟，有了这样一些经营，无怪乎当地到处禾苗繁殖，地无遗利。

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前面说过，隋及唐代前期，都城长安所需的粮食，率多取之于关东及汾、晋各地，江南虽有进贡，大致只是常赋，不见重于当世。唐开元年间，始重视江南漕运，然关东、汾、晋各地的粮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至于天宝初年，韦坚主持漕运，集江南船只，载运各地宝物，汇聚于长安广运潭中，各船虽载宝物，舱中皆实以米粟，江南粮食更为关中所珍视。及安史乱起，中原荒残，皇朝粮食就只能惟江淮以南是赖了。当唐玄宗避乱于成都时，第五琦上言，就已指出，当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与第五琦同时的萧颖士也曾说过，“兵食所资在东南”；后来韩愈也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杜牧同样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甚至店宪宗在所颁布的《上尊号赦》中更公然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这样江淮财富已成唐朝立国的支柱，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局面。按照当时情况来说，江淮财富主要出自农业产品，而粮食实为大宗。就是中央所需的漕粮也完全仰给于江南各地。

江南农业的发展，太湖周围各州自是重要的所在，就是长江中游各处也都是可以称道的。安史之乱初平之后，刘晏总绾漕事，就特别提到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桂阳为郴州原来的郡名，其治所在今湖南郴州，皆在湘水流域，故刘晏就接着说：“漕引潇、湘、洞庭。”后来到唐宪宗初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说是“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这十五道都在黄河流域，不申报户口，更说不上运输漕粮了。据说：“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这是漕粮的主要供给地。浙江东道驻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道驻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宣歙道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淮南道驻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江西道驻洪州、鄂岳道驻鄂州、福建道驻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湖南道驻潭州。这是北起淮水，南迄五岭，西起湘水、东至海滨的广大地区，这是唐朝中叶以后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唐朝政府财赋所依赖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之外的长江流域其他州郡也并不是不再担负漕粮的取给。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为江淮水陆转运使，曾拟疏导秦汉时旧运道，漕运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稍后至贞元年间，元琇判盐铁诸事，增江淮漕运数，除浙江东西外，兼增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漕粮。杜佑所说还是在计议之中，未知确否施行，元琇所列则确有具体石数可稽，应非虚语。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论汴渠的效益，也曾说过：“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可见益州和交、广等州的上供漕粮也都是少不了的。虽然这些地方都能上供漕粮，但皇朝的取给，还是以东南八道为主，交、广等州恐不易与之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