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及养马地区的丧失对唐朝的影响

隋末乱离之时，正是炀帝在扬州享乐之日。当时的局势是农民到处起义，皇朝土崩瓦解。炀帝被弑只是由于群下的背叛，还说不上军队装备的不良，更说不上扬州漕粮的不足。后来到了唐朝却不是如此。安史乱后，唐朝日趋衰弱，虽仍能苟延百余年，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漕粮运输不时发生问题，长安城中每为之惶惶不安，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的局面，皇朝虽也拥有一定的军力，却难以使跋扈的藩镇受到威慑，更不易抗御外来的侵略。军政不修，军令不一，自是其中症结所在，而没有马匹的装备，也难得成为精兵劲旅。

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说起漕粮运输，这是解决都城长安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从隋初起，就已感到供应的维艰，隋文帝为此还特别开凿了广通渠。隋炀帝接着又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还疏浚整理了邗沟。隋炀帝开凿这些渠道的目的，不尽和乃父相同，也不是为了解决漕运的困难，可是后来却是有利于漕粮的运输，所以唐代人士称道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渠道凿成了，而航程较长，难得都能一帆风顺，山东各地已有这样的感受，江南就更显得窎远了。运输设施和技术虽不断有所改进和翻新，还是费用不资。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可见其艰辛的程度。好在唐代前期，时当承平盛世，不计道里之费。唐玄宗开元末年，一岁漕运达到四百万石，这是有唐一代的最高数额。

安史之乱猝起，漕粮运输就倍感艰辛。中原残破，难得多供应漕粮，就只好依赖江淮以南了。运输江淮以南漕粮，主要凭借汴河，也就是隋时的通济渠。安史乱时，中原成为战场，汴河也就难于通行，安史乱后，跋扈的藩镇企图控制汴河要津，阻隔漕运。对于这样的逆境，唐朝所能采取的策略，不外两条：其一是另改新道，其二是争夺旧道。

另改新道是基于两种不同情况：一是长安失守，帝王流亡他方：一是长安虽未失守，汴河不能运输。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之时，唐德宗逃难于梁州之际，漕粮运输就不能不另改新道。所谓新道是由长江入于汉水，再由汉水西运。梁州就位于汉水上游，还算比较容易。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之后，就南下复入关中，暂居于扶风郡。扶风郡本为岐州，也就是后来的凤翔府，其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距越过秦岭的陈仓道北口不远，南来的漕粮就可运到扶风郡。这样翻山越岭的运输，是比较艰难困苦的。梁州位于汉水之滨，应该是要好些。可是唐德宗在梁州之时，时已入夏，还未见到春衣，随行的将士自然难得改服单衫。

唐肃宗南下关中，不久就收复长安。唐军在中原也取得一些胜利，都城的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了。可是史朝义分兵宋州，淮运又复告阻绝，因而不能不再行改道。这时仍由汉水北上，不过漕舟过了襄阳之后，不再西行，改越商于山输至京师。路程是缩短了，山地运输仍然是困难多端。

争夺旧道实际上就是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最为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淄青节度使（驻地在今山东东平）李正已的控制埇桥和涡口；一次是淮西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南汝南）李希烈的攻夺汴州。这两次都发生在唐德宗的建中年间。李正己与魏博节度使（驻地在今河北大名）田悦和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在今湖北襄樊）梁崇义相勾结，共同反抗朝廷。淄青与魏博相毗邻，距山南东道尚远，虽皆不接近汴河，然分列汴河两侧，已使汴河的运输受到威胁。其时李正己又取得徐、兖等州，而汴河正由徐州所属的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南的埇桥（今属宿州）流过。李正己就乘机在埇桥控制汴河航运，阻挠漕舟过往。漕舟受阻，只好改由淮水西运，运至涡口。涡口为涡水流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怀远县界。漕舟由涡口进入涡水。涡水上承蔡水，而蔡水则流经汴州城下。漕舟这样稍稍改道，就可避免埇桥的困阨。可是涡口附近还在徐州辖境之内，李正己仍能控制。涡口左近虽在徐州境内，淮水之南却归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管辖。当漕舟进入涡口时，濠州刺史张万福为了保护漕运，就立马涡口岸上，发船进奉，淄青兵马倚岸观望，不敢阻拦，漕船得以继续前进，克服了这一难关。好在李正己不久身故，其部下李洧以徐州归顺，李正己之子李纳也为唐军所破，运道得以复通。可是过了一年，又发生问题。当李正己叛事起时，李希烈受命前往证讨，移驻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李正己殁后，李希烈又与李纳相勾结，攻占了汴州。埇桥、涡口受阻时，虽曾引起中外的惊骇，漕粮却仍能设法运到长安，并未引起特大的混乱。汴州为李希烈所攻占，漕舟就无由越渡。漕粮未能运到都城，长安仓廪因而顿告匮乏，不仅一般居民无从得食，就连皇家的禁军也同样接济不上。居民无从得食，还不至于马上就成问题，禁军无粮，立刻就大闹起来，在道路上大喊大叫，说是既要我们当兵，却不给发放粮饷，难道都成为罪犯？其时正值镇海军节度使（驻地在今江苏镇江）韩滉运米入京，漕舟已经到了陕州，消息传来，唐德宗喜不自禁，也顾不得皇帝的威严排场，亲自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简短的言辞固然显示帝王的狼狈相，也充分说明漕粮确是唐朝皇室和朝廷的命脉，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汴州被窃据事，以李希烈为其部下所毒死而得告一段落。以后虽再未有跋扈的藩镇控制汴河的行为，但唐朝对于徐、汴两州节帅的任命，却一直谨慎从事，不敢稍有差池。尤其是徐州更须多费斟酌。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唐朝君臣经过巨创是难以忘怀的，可是疆理区划久已如此，不便多所改动，这是当时无可奈何的事情。淮水南岸的濠州，本属淮南，非徐州所可染指，可是到了唐德宗贞元元年（785），窦参为相时，竟将濠州割隶徐州，因而徐州属境越过淮水，兼及淮南。汴河和淮水都有较长河段流经徐州境内。这时徐州已成为徐泗节度使的驻地，与淄青节度使无关。局面虽已改易，形势却还依旧。其时张建封为徐州节镇，倾心皇朝，长安城中无东顾之忧。张建封殁后，其子愔为本军所立，形同割据，淮南之地几乎都被侵夺。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为相，回顾往事，还讥讽窦参，谓其“不学无术，昧于疆理之制所由致也”。

就是没有跋扈藩镇的阻挠，长途运输也不是容易的。渭水流浅沙深，黄河砥柱险阻，漕河水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漕粮的转运。前面曾经指出，天宝时，韦坚主持漕运，其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这是唐代最多的记录。代宗大历年间，刘晏主持漕运，岁转江南粟一百一十万石。宪宗元和年间，江淮米运至渭桥的才二十万石，这还不是最少的记录。后来到了唐文宗太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可以多到四十万石，由于“漕吏狡蠹，败溺百端”，能运到渭、河仓的不过十之二三，也就是说充其量只有十几万石。就在太和三年（829）这一年，还曾颁布了一道诏令，说是“去年以来，水损处郓曹濮、淄青、德齐等三道，宜各赐米五万石，兖海三万石，以入运米在侧近者，逐使速与搬运”。这样安排，能运到长安的漕粮当然是更少了。为了能为都城长安多运漕粮，唐朝君臣处心积虑，想尽了方法。甚至不顾阴阳拘忌，兴筑兴成堰（在今西安西北）引渭水东达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以罢车挽之劳。可是因此增加的漕粮运量并非很多。唐代后期，以宣宗大中年间裴休领盐铁转运使时，运到长安的漕粮最为繁多，三年之中，漕米运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平均每年也只有四十万斛。裴休的运粮很受人称道，可能是以后的年代所难于达到的。

自李正己和李希烈之后，不复再闻藩镇阻挠漕运事。前面已经指出这是唐朝慎选徐、汴两州节帅的成就。其中对于徐州更是多费心机。徐州曾获武宁军的称号，可是武宁军就有过罢置和改称诸事。徐州能够控制汴河，以所属的埇桥濒于汴河，可以就近控制。由于埇桥地位的重要，唐朝即以其地设置宿州。宿州设置之后，是否仍隶于武宁军，却成了问题。事实上也曾经一再改隶过。可见其时的持国者的用心良苦。徐州还可多劳心思，汴州却不易稍费周折。汴河就流经汴州治所开封城下，与徐州治所彭城距汴河转运的情形不同，故难于一律对待。汴州号宣武军。宣武军一经命名，就不能再有罢置改称情事。就在李希烈之后，汴州还曾经发生过几次驻军作乱事，好在短期都得到解决，没有影响汴河的漕运。直到唐末朱温据有汴州，情况就急转直下，朱温得到汴州之后，凭借汴河的运输和汴州的富庶，兵力强盛，并吞了其邻近的备军州。除并州的李克用外，黄河下游无能与之争锋者。朱温对付唐朝，用不着阻挠汴河的漕粮运输，因为他的兵力已可支配唐朝，不必再和其前人相同，重施故伎。就是这样，唐朝终于不能支持下去，彻底崩毁。

陇右道沦陷后唐朝养马的困难粮食问题难于完全解决，固然使唐朝不能支持下去，与此相应的还有马匹的问题。没有良好的马匹就不容易有精兵。兵不精，马不壮，遇到艰难事故，政治已不易为力，又无由用兵征讨，国事也就日非，不亡何待！

自从吐蕃占据陇右道，并进而在清水会盟，划定唐蕃疆界之后，唐朝养马地区大都皆已丧失。以前也曾在盐州和岚州置监，所养马匹也颇受到称道。可是吐蕃在占据陇右道之后，还不时对盐、麟（治所在今陕西麟游北）等州进行骚扰，甚至攻破盐州，唐朝后来虽能再城盐州，当地养马之事却无从提起。半农半牧地区没有养马的可能，只好于农耕地区中努力经营，另置龙陂监于蔡州，置临汉监于襄州。临汉监牧马三千余匹，费田却多至四百顷。这两监后来未再见于记载，可能没有继续下去。接着又在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东北）置银川监。银川监养马最多只有七千，当地水草难免匮乏，还须移到其南的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这三监合计，最多不过万有余匹。对于一个皇朝的军力而论，这区区之数，实在是无从挂齿的。

唐朝养马无功，甚至无从养马。只好求市于回纥。安史乱时，回纥曾以兵助唐平乱，自以为有功。唐朝由回纥市马，回纥因此提高马价，一马易绢四十匹，动辄以数万马来市。这样多的绢使唐朝难以负担，而所市的马又多凡劣不足以应用，举朝都认为是一宗苦事。

据当时记载，代宗初年，吐蕃内侵，列营至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已迫近畿内，代宗下诏亲征。这在唐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大事。为了亲征，自须有相当多的马匹。当时如何得到这么多的马匹？竟是在长安城中由百官、士庶人家搜括的。为了搜括，还特别颁布命令，不许马匹私自出城。长安城中能有多少马匹？就是搜括罄尽，全都用在疆场之上，又能起到若何作用。这真成了空前未有的笑话。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马匹缺乏的程度。

吐蕃衰弱之后，陇右道各处先后复归版图，原来养马的地区依旧俱在，可是唐朝这时竟无力重整旧业，听其荒废。这不仅是无力，而是所谓庙堂之上，竟无人道及此事。衰世的朝廷就是这样萎靡下去的。

缺粮无马的困顿隋唐两代的前期都是盛极一时，不仅国内富强，对于周边地区也多有影响。形成这样的局面，自有各种因素，足食足兵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隋朝的创建是在长期分裂之后。在长期分裂之际，南北两方皆有所发展。隋初尚未灭陈，黄河下游富庶的农耕地区所产的粮食，已可供国内的需用，就是南北归于一统，供应都城长安的粮食，尚未多假借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周围各地。隋末乱离，黄河下游最受摧残，然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仍能负荷唐代前期的军精民食。开元天宝之际，国运昌盛，奢侈成风，始倡议多运江南粮食，以补不足，而漕运遂成了一时的要务。安史乱时，黄河下游又复饱受涂炭。其残酷程度不下于隋未的乱离，如果乱事平定之后，能再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自可恢复旧观。然藩镇割据，不仅得不到恢复，摧残仍在继续之中，等到后来，河北三镇都难以苟延残喘下去，可知恢复旧貌已不易有所指望。好在这时江南农耕地区更有发展，唐朝国用就只好凭借三吴州县，而都城长安粮食所需也就取之于东南八道。长江下游固然可以供应这样的需求，可是长途运输，困难多端，既有跋扈藩镇的阻挠，又有漕粮运道的险阻，长安城中不仅时告缺粮，而且还因缺粮而肇致祸端。唐朝后期，庙堂之上”公卿之间，莫不为粮食问题而处心积虑，甚至焦头烂额，其他庶政皆放在一边，众志成城，觅探解决的办法，竟然无术回春，听其继续折磨。

隋时养马设施，已经相当周密，当时能与突厥较量，炀帝还亲自远征吐谷浑，可知马匹相当繁多。依据自然条件推求，养马所在当已着重在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观隋文帝对于突厥内侵至于武威，天水诸郡，致使当地六畜皆尽的震怒，或可略悉其中的消息。唐时养马颇具规模，半农半牧地区的草原莫不设法利用，所养马匹为数之多，求之前代也是少见的。唐朝前期能够耀武扬威于周边地区，固在其兵强，亦在其马壮。安史之乱，中原各地相继板荡，陇右诸州亦为吐蕃所略有，养马地区尽数丧失，唐朝军队也就难得再像以前那样威武。为了继续取得马匹，只好购自回纥，可是高昂的马价，也使唐朝难以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军不仅不能再扬威于周边地区，就是对于跋扈的藩镇也无可奈何。后来吐蕃衰弱，陇右归来，唐朝君臣竟然连养马的大政也都漠然置之，未见有所设施。

这样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的由强盛至于衰亡的过程。到后来已经不是足食足兵的问题，而是缺粮无马的问题。困顿如此，怎么能够免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