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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

第一节世宗的新政与内阁的演变

（一）世宗的革故鼎新

一、世宗初政

武宗纵欲亡身，死后并无子嗣继承皇位。宸濠之乱刚刚平定，明王朝又面临着宗藩夺位的危局。皇太后张后（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和内阁大臣谋议扶立新帝。首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在位十余年，权位最重，且已预有谋划，因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义，倡议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侄、兴献王祐杬之子厚熜嗣位。这时，祐杬已死，厚熜年十五岁，袭王封。杨廷和之议，得到大学士梁储等阁臣的赞同，张太后照准，遂命谷大用与梁储等前往安陆藩邸，以拟作的武宗遗诏迎接嗣君厚熜（世宗）来京继位。新君继位前由杨廷和理政。明朝自成祖以后，历代皇帝嗣位，多由皇太后主持其事，但继位的皇帝出自阁臣的提名，则是前此所未有。皇帝继位前，由阁臣杨廷和奉太后懿旨综揽朝政，也是前此所未见。这表明阁臣的权位已日益严重，并不仅是司票拟的文臣。

自武宗逝世到世宗即位，杨廷和总揽朝政凡三十七天，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称奉武宗遗诏罢遣边兵入卫京师者归镇；停罢威武团练营，又将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等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二）奉皇太后懿旨收捕江彬。江彬在正德末年受命提督赞画军机密务并督管东厂与锦衣卫官校，统率边兵数万，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亲自提督军马。几次导从武宗巡游取乐，沿途勒索掠夺，民不堪命。武宗死后，江彬是民愤最大也最为危险的人物。杨廷和罢设威武团练营后，江彬称疾不出，窥伺情势。杨廷和请张太后允准，迅速行动，三月十八日，召江彬进宫行礼，在宫中将他收捕。杨廷和办了以上两件大事，消除了朝中的隐患，稳定了京师局势，为世宗的即位铺平了道路。

世宗生于安陆藩邸，幼读经书。十三岁时，父祐杬死，以世子继理藩国。对于突然而来的承继皇位，原无准备，对于宫廷及朝中诸事，也无经历。武宗宠信宦官佞幸，淫乐无度。内廷宦官与朝中大臣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相互倾轧。世宗继统，既无朝中师保可为倚恃，又无藩府旧臣随从辅佐，少年天子入京师，不啻只身入虎穴，前途是艰险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周围的各种陌生的势力，心存戒备、以防不测之变的发生，又不能不极力维持皇权，以免成为被人操纵的工具。史称世宗“多谋”而又“刚愎”，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

四月二十二日，世宗至京城外的行殿。礼部请依皇太子即位礼，入东安门，宿文华殿。世宗对随从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我奉遗诏嗣皇帝位，并不是皇子。杨廷和请依礼部具仪，入居文华殿，上笺劝进，择日登极。世宗仍不允。皇太后懿旨，改为即日在行殿劝进、宣告即位。世宗自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皇帝位。这次争议是世宗与内廷和朝臣的第一次较量。世宗不甘屈从，显示出皇帝的权威。后来的继统争议也于此露出了端倪。

世宗即位颁诏，改明年年号为嘉靖。诏书原已由杨廷和事先拟就，企图乘此时机宣告革除积弊，也为新皇帝收揽人心，稳定统治。诏书长达八千八百余言，所列兴革诸事，包罗巨细，多至六十余款。世宗阅后报可，颁行全国。诏书中说：“皇兄大行皇帝..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朕在藩邸之时，已知非皇兄之意。兹欲兴道致治，必为革故鼎新。”（《世宗实录》卷一）诏书中有关革故鼎新的内容包括：武宗朝因忠直谏诤宁正被害去任降调的官员，起复原职。因谏巡游被处死者追赠谕祭；正德元年以来的大小传升官，尽行裁革；内府各监局依弘治以前员数，多余者另行听用；锦衣卫旗校人等据弘治编军册内数目，其余裁革；正德十五年前该纳官钱粮物件，拖久未征者，尽数捐免；嘉靖元年夏秋税粮减免一半，以及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查办王府、卫所的冒籍投充人员、禁止盐商投托势要等等。诏书还指出：自正德年来，刘瑾、钱宁、江彬擅权时的弊政，诏书开载未尽者许议奏裁革。颁诏后，锦衣卫及内监局旗校工役，共裁减十四万八千七百人，省减漕粮一百五十余万石。各项裁革，多是朝野积愤已久的弊政，即位诏下，人心大快，称颂新皇帝是“圣人”。

世宗顺利即位，稳定了局势，随即进一步采取果断的措施，以巩固皇权。

除恶宦--明朝的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集团，虽然其中也是良莠不齐，但武宗宠信奸佞，宦官恃宠弄权作恶者甚多。他们不仅为朝臣所侧目，也是世宗强化皇权的威胁与隐患。即位诏下，福建道监察御史王钧即上疏劾奏一批太监的罪恶。世宗即位才五日，即贬降迎立有功但权势甚重的太监谷大用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又将东厂太监张锐、司礼监太监张雄、御马太监张忠、于经、以及宣府镇守太监刘祥等十余名弄权作恶的宦官下狱治罪。太监张永在武宗朝曾与杨一清奏诛刘瑾，与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武宗死后，督军九门防变，在太监中，功多于过，也被免职闲住，又降为南京奉御。世宗翦除内宦，不仅为了改革恶政，而还为了排除羁绊，强化皇权统治，用意是清楚的。

诛钱、江--钱宁在武宗朝依附刘瑾，掌锦衣卫事。正德末年因参予宸濠之乱被逮。世宗即位后，五月间，以磔刑处死钱宁，宁子十一人俱在锦衣卫为官，也都斩首。六月间，又处死江彬及其子三人，党附江彬的李琮被处死，许泰下狱论死，减罪徙边。抄没钱宁的家产有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江彬家产有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世宗命将钱、江家产充作边地用度、以代民赋。

清庄田--世宗即位诏中曾经提到，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抄没犯人庄田者，审证明白，归还本主管业。诏书下后，群臣纷纷上疏，指责正德时京畿多有太监侵占民田，称投献为皇庄。请废除皇庄名义，撤回管庄太监。户部左侍郎秦金上疏“乞差科道部属官一员，分诣查勘，自正德以后，系额外侵占者，给还其主。管庄人员，尽数撤回”。世宗说：“迩来奸猾妄将军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占。朕在潜邸，已知其弊”（《世宗实录》卷五），准如所议实行。清庄田是从经济上对奸猾内宦的一个沉重打击。

迎母后--世宗自安陆藩邸匆促被奉迎来京师，生母兴王妃蒋氏仍留藩府。世宗即位后三日，即诏谕遣使往安陆迎生母来京。如何尊封母妃成为世宗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世宗命礼官集议崇奉生父兴献王的祀礼及封号。礼部尚书毛澄依据首辅杨廷和之意，与公卿上议，依宋英宗继统仁宗封生父濮王的旧事，应尊孝宗为父考，生父兴献王及王妃称皇叔父母。世宗览奏，说：“父母也可以移易么？”交付再议。杨廷和与毛澄一再上疏，坚持前议。世宗也坚持不允。七月，礼部观政进士、永嘉人张璁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断嗣之义，说：“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宋英宗曾养于宫中，封皇子）“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世宗得奏甚喜，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当即召见杨廷和等，手敕：“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杨廷和等封还世宗手敕，抗疏力争。九月，世宗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来到通州，得知朝廷大臣拟议以孝宗为考，大怒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因留通州，不肯进京。世宗听说，涕泗不止，启奏慈寿皇太后（孝宗后张氏），愿避皇位奉母归藩。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说：“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兴献帝生母）为皇太后。”世宗准此敕草，迎母进京。礼部会拟迎后进宫礼仪，由朝阳门进东安门。世宗不准，自定从正阳门由中道行。礼部请用王妃凤轿仪仗。世宗不准，诏用母后驾仪。十月初四日，兴献后至京，由大明门中门入，世宗在午门迎驾入宫。世宗一再为生母力争后位，也就是提高他本人的皇权，以示不屈从于前朝。迎后之争，世宗终于击败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取得了行使皇权的又一个胜利。

二、“大礼”之议

世宗自安陆入京即位，只有藩府长史袁宗皋随从。即位后，任袁宗皋为吏部左侍郎又晋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袁宗皋以老病不赴任，九月间即死去。阁臣中梁储于五月间致仕。只余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人。武宗朝已致仕的费宏奉召入阁。世宗要巩固他的统治，不得不依靠内阁旧臣，却又恐被人左右，时存戒心。世宗与蒋后入京之仪，坚持改变了阁部的拟议，也由此更加深了对旧臣的疑虑。宪宗以来，皇帝很少朝见大臣，内阁与宦官参预机务，成为惯例。这时的内阁，以杨廷和为首，都是前朝老臣，参预定策立帝，更不免自恃功高，企图决断一切。大礼之议遂使新皇帝与旧阁臣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后入宫后，如何尊奉世宗生父与母后，仍是继续争议的课题，时称大礼之议。大礼之议表面上是朝臣中不同意见的争议，实际上则是阁臣与皇帝之争。以杨廷和为首的旧臣虽然依祖训兄终弟及之意拥立世宗，却把世宗继位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尊孝宗为父考，而以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蒋后与世宗母子所不能同意的。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旨在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旨在维护皇权，自不甘受人摆布，自削权柄。大礼之议于是成为新帝与旧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十月间，兵部职官主事霍韬作大礼议，反驳杨廷和、毛澄等人的廷议。上疏说：廷议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明史?霍韬传》）进士张璁力排众议，进大礼议之后，十一月又作“大礼或问，”重申前议（见《世宗实录》卷八）。正德末年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得见此议，写信给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生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十二月，杨廷和授意吏部，任命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调出京师，并且寄语张璁说：你本不应当做南官，姑且安静等待，别再作大礼说和我为难！杨廷和在大礼议中，利用权势，排斥异己，直言而并不隐讳。群臣畏惧杨廷和排挤，不敢不附和杨议，力斥张璁。

蒋后入京时，世宗姑且同意称兴献帝、后，而不称皇，本是一时的妥协之计。十一月间，又称奉太后懿旨，加“皇”字，称兴献皇帝与兴献皇后。杨廷和封还世宗手诏，拒不发布。朝臣也附和上疏，力争不可。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正月，礼部右给事中熊浃则上言：“兴献王宜尊以帝称，别立一庙。”“母妃则尊为太后，徽号如慈寿之例”。（《世宗实录》卷十）熊浃是大学士费宏的同乡。不久之后，费宏即调熊浃出朝，任按察司佥事，以免得罪杨廷和，牵连自己。礼部毛澄乘清宁宫后之小宫发生火灾，上疏说是“变不虚生，宜应之以实”，又说御执父母又各加一皇字，不可以告天下。给事中安磐上疏，说“兴”是藩国不可加于帝之上，“献”是谥号不可加于生存之母。世宗迫于众议，改为皇太后、皇后加上尊号，慈寿皇太后（孝宗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武宗后）加号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号兴国太后，祖母邵氏皇太后（宪宗妃）加号寿安皇太后。三月间正式行礼，奉上尊号。生父仍号兴献帝，不加皇字。世宗此举，显然是不得已的退让。杨廷和至此已先后四次封还世宗的御批，执奏近三十疏，并多次以去就力争。十一月，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病死。杨廷和奏称：上为孝宗后，不宜为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世宗不采其议，自定宫中服丧二十七日。十二月，原兵科给事中史道升任山西佥事，上疏说是杨廷和察觉他的弹劾奏章，因而调出外任，并说“先帝（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尝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杨廷和上疏自辩，并请致仕。世宗下诏抚慰，说他“及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俟朕从容嗣统，功在社稷。”（《世宗实录》卷二十一）杨廷和奉诏留任，但与世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之议，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疏成未能奏上，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上疏，也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请宣示朝臣改议“称孝宗曰皇伯，称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十二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方凤等上疏，说“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与张璁、霍韬议礼非是”。一年之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议礼，并将席、方二疏附上，请世宗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正月，世宗交付文武群臣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又因谏言罢遣内宦提督苏杭织造，未被采纳，遂又上疏请求致仕。此时世宗的统治已渐稳固，并已厌于杨廷和的跋扈难制，遂诏允杨廷和致仕归里。言官交章请留，世宗不听。

杨廷和致仕，自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帝旧臣之争的一个转折。礼部尚书毛澄于嘉靖二年二月因老病致仕，死于归乡途中。八月，吏部侍郎汪俊继任礼部尚书。次年二月，杨廷和离京，汪俊联络朝官上疏，仍持原议，说“宜考孝宗”，并说，诸章奏，只有张璁、霍韬、熊浃与桂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都同臣议。世宗将奏疏交付有司，敕召席书、桂萼、张璁等来京集议。

张璁、桂萼等在南京闻讯，随即上疏，说：“今之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三月，世宗颁诏：本生父兴献帝、本生母兴国太后，今加称为“本生父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又称：“朕本生父已有尊称，仍于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尽朕追慕之情。”这时，张璁、桂萼已行至凤阳，从邸报上看到新诏，又上奏疏，说：“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六月，张璁、桂萼至京师，被擢任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此前，礼部尚书汪俊因再次上疏，遭世宗斥责，致仕。席书继任礼部尚书，到任前，由侍郎代管。七月，世宗采张璁、桂萼等议，派司礼监太监谕内阁去掉“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内阁自杨廷和去后，蒋冕继为首辅，仅两月即疏请致仕。毛纪代为首辅，力言不可，世宗斥责说：“你们无君，也要让我无父么？”毛纪等惶惧而退。世宗正式诏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世宗实录》卷四一）礼部奉诏拟定仪注奏止。世宗制准。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场风波。朝臣纷起上疏谏阻。首辅毛纪与新入阁的大学士、原吏部尚书石珤（宝）也上疏谏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会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摭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参加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九卿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顺门候旨。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退去，群臣必求谕旨。再次传谕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于朝政逐渐熟悉。杨廷和去后，对于抗旨臣下，渐趋严厉，屡加斥责。面对左顺门的严峻形势，世宗行使皇权，采取镇压措施。先将为首者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锦衣卫奉诏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谪戍。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责。被杖致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册宝，上生母蒋后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间，经席书、张璁、桂萼等与群臣集议，世宗正式颁诏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怀惠慈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世宗实录》卷四三）次年，在太庙旁建世庙（后改称献皇帝庙）奉祀献帝。大礼之议，世宗终于战胜朝臣，取得全面的胜利。

世宗初即位，与杨廷和等阁臣协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赞誉。大礼议起，杨廷和等执意胁迫世宗以生父为叔父，顺从内阁。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过之后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说：“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世宗实录》卷八九）这里，说出了世宗郁结已久的衷言，也大体上接近于实际。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轻的世子即帝位，对武宗朝的旧臣也多所防范，绝不甘于受人操纵。君臣之间的暗斗明争，到左顺门事件而发展到了顶点。谈迁《国榷》引支大纶《永昭二陵编年信史》论大礼之议说：“大礼之议，肇于永嘉（张璁）..伦序昭然，名义甚正，自无可疑”。“（杨廷和）力主濮议，诸卿佐复畏廷和之排击，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为守正，以附永嘉者为干进，互相标榜，毒盈缙绅。”支大纶不拘于标榜“守正”的偏见，所论较为客观。他又论左顺门事说：“然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人，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已”。说世宗是“万古一君”显是称颂过分。但世宗作为不满二十岁的新君，面对元老群臣的胁迫，临乱不惧，力挽狂澜，终于使大局底定，确是显示出他独具的胆略与才能。不过，杖责臣下十余人致死，不免失于严酷。对于才有可用、过有可原的阁部诸臣斥逐过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锐意革故鼎新，由于朝臣连年陷于大礼之争，影响了新政的继续实施。此后起用新人，重整阁部，明朝政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继续

左顺门事件，内阁首辅毛纪即引咎致仕。费宏成为首辅。吏部侍郎贾咏入阁。礼部尚书席书于八月间自南京来京师到任，推荐起用武宗时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也向世宗荐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杨一清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次年又召入内阁，参预机务。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在大礼议中未参与争议，持论较为公允，私下则赞同张璁之议。张璁奉命修成《大礼集议》，一五二五年进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一五二六年为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献夫、霍韬俱为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费宏、石珤致仕。张璁早在两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荐武宗时的致仕大学士谢迁，说他“虽垂老之年，实台辅之器”。费宏致仕后，杨一清荐引谢迁入阁。八月，贾咏致仕。十月，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署都察院事。桂萼为吏部尚书、方献夫为礼部尚书。礼议之争中，杨廷和等阁部诸臣坚执己见，自诩为“守正”，诋张璁等为“新进”。大礼议后，新旧朝臣之间，仍不免明争暗斗，时有纷争。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两事。

郭勋、张寅案--郭勋是明初名将武定侯郭英的后裔。世宗时袭封武定侯爵，掌领团营。大礼之议，曾赞助张璁。山西太原卫指挥张寅得识郭勋。张寅仇家薛良揭发他原名李福达，是山西代州人，曾随从叔父李钺参加过弥勒教的反乱，李钺被杀，福达逃走，改换姓名。张寅自动到官置对。代州知州坐实其罪。巡抚毕昭则认为是仇家诬陷。一五二六年秋，御史马录巡视山西，重新查问此案。郭勋写信给马录，托请免于追究。马录将来信上奏，并弹劾郭勋庇奸乱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审理。大理寺评事杜鸾说席书助郭勋偏袒张寅，上书请先将郭、席二人正法，然后再审此案。十一月，世宗准左都御史聂贤等奏，将张寅系狱待决，诘责郭勋，不予问罪。张寅子大仁上书为父申冤。给事中、御史亭台谏官连章劾奏，说大仁上书申冤是经郭勋指点，郭勋“交通逆贼”、“知情故纵”、“党护叛逆”，应置重典连坐。郭勋向世宗申诉，说是因议礼得罪廷臣。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害，并将渐及议礼诸臣。世宗命将人犯逮京，由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会同大理寺审讯，颜颐寿等再次坐实此案。世宗说要亲自审问。颜颐寿等又改指为疑狱。世宗更加怀疑。一五二七年四月，世宗将颜颐寿等审问过此案的官员，俱系诏狱。命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共同审理。御史马录被迫承认“挟私故入人罪”。遂以仇家诬告定案。世宗要将马录处死，张璁、桂萼等说他罪不至死，请予宽宥，改为谪戍。世宗又将审问过此案的布政使李琼等十二人谪戍，左都御史聂贤等十一人削职为民，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十七人革职闲住。因此事获罪的官员多至四十余人。此案起于民间仇怨，张寅是否李福达本在疑似之间，既使属实，也只是曾经随从作乱，并非起义首领，且早已降附明朝，在军中效力，前罪并非必不可赦。台谏官因此案群起劾奏郭勋，兼及席书，显然是借题发挥，小题大作。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论此事说，当福达叛乱时，郭勋岂曾参与谋划？说他嗾使申冤，也并不一定真有。最多只能治他个请托之罪，为什么一定要连坐？况且“知情藏匿故纵”之律与郭勋本不相似，一定要据此治罪，置于重典，只能是激成翻案（《明史经事本末》卷五十六）。郭勋在朝并非贤臣，后因贪婪谋利等罪被劾，死于狱中。但就此案而论，谷应泰的剖析，则较为公允。谷氏又指责张、桂诸人审理此案，是仇视台谏。实际上，对台谏诸臣的严惩，乃出于世宗本人。但世宗因涉及议礼而被激怒，张、桂诸人也确曾受命平反，迫使马录承伏。这一事件表明，大礼议后，新旧臣僚之间，乃至世宗与旧臣之间，仍然心存积怨，难以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寅或李福达案，实是议礼之争的一个余波，但仍是轩然大波。

杨一清案--杨一清自宪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考中进士，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三朝，曾领兵西北，抗御蒙古，又曾与太监张永除刘瑾，因而在朝臣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大礼议中，群臣多附和杨廷和，致仕家居的杨一清独赞张璁。世宗起用总制三边，又擢入内阁。费弘致仕后，晋为首辅。一五二七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仍掌都察院事。谢迁也奉召入阁，但已年近八十，次年三月即告老。六月，世宗逾次擢任礼部右侍郎翟銮入阁。一五二九年二月，桂萼入阁。内阁四人中，翟銮遇事顺从帝意，小心从事。杨、张、桂三人实际任事。七月间，兵科给事中孙应奎上疏，弹劾内阁说：“大学士杨一清虽练达国体，而情多尚通，私其故旧”，“张璁学虽博而性偏，伤于自恃”，“桂萼以枭雄之资，桀骜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气节，援党与而暗役言官，大私亲故，政以贿成”（《世宗实录》卷一〇三）。杨、张、桂三人各上疏自陈，乞休，世宗均予慰留。八月，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张璁、桂萼荐用私人。工科给事中陆桀上疏，说张、桂“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乃敢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世宗命张璁回家自省，以资后用。桂萼革去学士职衔致仕，又令法司查究张、桂等荐引的官员。詹事府詹事霍韬上疏为张璁、桂萼申辩，说他们多有专权，是出于向世宗效忠，不避祸福。张璁引用浙江人王桀即指为亲党。王桀与杨一清都是南直隶人，岂不也可说是亲党？又说王准、陆桀的弹章，是受杨一清指使，并列举杨一清任用私人及贪贿事状。吏部尚书方献夫说言官追究张、桂荐引的官员，多至百余人，多是受诬陷，一概看作是亲党加以绳治，岂不要空人之国？九月初，张璁已行至天津。世宗又下诏召还，复任。光禄寺少卿史道言上疏说：“风习易移，人才难得。杨一清有通达万变之才，张璁力足以担当天下之重。伏愿陛下谕勉二臣，忘私奉公。”世宗嘉纳。霍韬又上疏乞假归省，说为张璁等辨雪之后，刑官仍再追逼诬陷桂萼受赃。这是由于桂萼任事独勇，任怨独多，为众所忌。刑官谓陛下犹可欺侮，奸赃权臣（指杨一清）独不可触。又说前疏所述杨一清赃罪，皆有指名，皆有实迹。霍韬请求彻查桂萼及杨一清赃案，说，一清、萼实有赃贿，即显剹于市。臣或陆桀妄言，也显剹于市。世宗不准霍韬乞假，下诏说：杨一清位居内阁辅臣之首，乃大肆纳贿，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体。命法司会官议奏处置。刑部尚书许讚会同官员议奏杨一清“大肆纳贿”，但系耆旧重臣，请予罢官归里或令休致。世宗览奏，谕内阁：杨一清“不顾晚节，贪婪无耻，赃迹显著”，“今当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銮拟旨。张璁连上三疏，历叙杨一清议礼之功，说，当群议喧腾之时，得老成大臣赞与一词，所助不少，请予宽容。第三疏中并说：“况臣复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韬所奏，中外臣工不能无疑。保全一清，实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实录》卷一〇五）情词极为恳切。世宗慰谕，说已从宽区处。杨一清自陈：“罪状既著，诛窜何辞，请予矜贷，削职放还。”世宗诏准致仕，驰驿以归，并赐金、布、纻丝等物，让他较为体面地退任。杨一清历仕四朝，功业昭著，但长期处在前朝贪贿成风的官场，似亦不免沾染积习。《世宗实录》所载有关奏疏及诏书表明，杨一清贪赃受贿，确实有据，并非他人诬指。杨一清曾自称与张璁“虽间有异同，旋即如故”，“盖终始未尝失欢”（《世宗实录》卷一〇四）。旧史家或囿于偏见，指张璁力排一清以求晋任，不免有违史实，持论也有失公允。不过，左顺门事件后，世宗有意再行新政，杨一清趋于保守，因而与张璁等每有不合，则是事实。早在张璁敕罢之前，杨一清即曾上疏说：“今之持论者，多尚（原作‘尚多’）纷更，臣独劝以安静。多尚刻削，臣独矫以宽平。欲变法，臣谓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谓不如省事”。（《世宗实录》卷一〇三）杨一清致仕后，世宗倚任张璁等人，继续实施消除积弊的新政。

永嘉人张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岁，才考中进士。世宗即位后，作为新科进士，尚无官职，在大礼议中力排众议，独持尊父之论，因而获得世宗的赏识和杨一清等人的赞许。但在议礼之争中，也因而受到杨廷和为首的守旧群臣的攻击，请求严处张璁的奏疏纷至沓来。张璁入阁后，荐用新人，革除弊政，于是又成为旧臣与新臣、北人与南人、守旧与革新诸矛盾的焦点。因荐引新人而被指为私植亲党，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以及“干进”“骤贵”等等也都成为言官们攻击的口实。守旧者自诩为“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为“干进”“好事”的小人，是历代保守派攻击革新派的故技。旧史家沿袭其说，多欠公允。事实上，正由于张璁是新进的官员，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场的腐败积习，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够的勇气。谈迁《国榷》称他“学博才赡，有廊庙之用”。《明史?张璁传》对他多所指摘，但也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说他“持身特廉，痛恶脏吏”当是事实。张璁以进士而入居内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见的阁臣。杨一清罢后，张璁被擢任为首辅。后因避世宗厚熜讳，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致仕，翟銮任首辅，十一月被召还。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请致仕，方献夫继任首辅。次年正月，张璁又奉召复任，一五三五年四月致仕，阁臣李时继任首辅。在此期间，张璁、方献夫与主张革新的官员辅佐世宗继续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新政。

革镇守中官--宦官出镇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领兵镇守，掌握兵权，多施横暴，又往往牵制主帅，延误军机，甚至与内宦结纳，酿成乱事。一五二九年三月，御史毛凤韶建言裁革各地镇守官及补差内臣，兵部议复，只在部分地区各裁一员。张璁任首辅后，世宗制准兵部尚书李承勖等人的建言，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官五百人，并以腾骧四卫（京师亲军）改属兵部。内宦或称四卫有功，隶兵部不便。李承勖举出王振、曹吉祥事为证，说往年正是因为兵归阉寺，才酿成祸乱。李承勖曾被弹劾为张璁亲党。他力主裁革宦官，得到张璁的支持。云南镇守太监杜唐扰害地方，诏命调回，并采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之议，从此裁革，不再续差。一五三一年，又以次裁革镇守浙江、两广、湖广、福建及分守独石、万全，守备永宁城等处的内臣。《明史?宦官?张永传》说：“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世宗裁革镇守中官，事在张璁任首辅时。故明人多将此事归美于张璁。万历时名士王世贞论张璁说：“公相而中涓（宦官）之势绌，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里者，谁力也。”（引自《国榷》卷五十七）世宗任杨廷和翦除内宦势力，又进而倚张璁内阁革罢镇守中官，对宦官势力严加抑制，影响是深远的。

清勋戚庄田--一五二九年，霍韬奉命编修《会典》，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明史?食货志》）额田大量减少，是因为地主豪民的欺隐和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扩展庄田。《明史?张璁传》说清勋戚庄田“皆其力也”。大约张璁入阁后，即已开始清理勋戚扩占的庄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軏（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世宗实录》卷一? ? ）世宗敕谕“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今后不准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闰六月，采御史张心奏议，诏南京兵部查牧马草场，内外守备衙门有占种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纳。又采户部议，查革王府以山场湖坡为名强占的民田，断自宣德以后。山东德王府上疏，自称所受庄田与山场湖坡不同。世宗命山东都御史邵锡复勘。邵锡勘报：“王府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谓之荒地，既得请为庄田，则纵〔官〕校等为虐，征敛过于税粮，地方骚然，民不堪命”。（《世宗实录》卷一三〇）户部议复，王府有封国之初原请庄田，听留用。立国以后，即系庄田，也不得议留。世宗采户部议，诏谕各王府务遵处断。世宗处置此事，在张璁致仕期间。但清勋戚庄田，张璁在任时已经实行。史书不见清理庄田的详细纪录，但此举旨在清查诸王贵戚强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赋役制度--嘉靖时的额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赋税收入减少，民间的赋役也因田地被兼并而负担不均。一五三〇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师入阁办事。十月间，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与编审徭役，世宗准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归里后病死。三月间，御史傅汉臣把编审徭役的改革称为“一条编法”，奏报施行情况说：“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各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世宗实录》卷一二三）这种“一条编法”，不拘限于原定的里甲，而在省府州县的大范围内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实际占田的状况，粮税与丁役各审定交银若干，一体征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贫富不同等复杂情况，因此傅汉臣建策“取殷厚之产，补砂薄之地”，但并未能实施。这次赋役改制似仅在局部地区试行，但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来，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许世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为“戚里如此恩泽，近古所无”。历朝外戚，世为权贵豪门，以至亲戚家人也可依仗权势，暴虐乡里，聚敛营私。孝宗张皇后父张峦及后弟鹤龄、延龄，爵至侯伯，占田经商，恣为不法，朝廷不能制（见前）。世宗继位，张鹤龄因定策有功，进封昌国公。张氏兄弟得张后纵容，权势显赫一时。大礼之议，杨廷和等力主世宗继嗣孝宗，张太后及后家势大，也是原因之一。张延龄在武宗时曾被人指告谋为不轨。一五三三年，张延龄杀死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人告发。世宗将张延龄下狱，欲以谋反罪，处以族诛。张璁上疏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怎能谋反？如坐谋反罪，恐伤皇太后。法司审讯，又揭出张延龄占买官田、私杀奴婢等事，遂以违制杀人罪处死刑，系狱，后被处决。张太后曾请见世宗说情，世宗不见。张鹤龄被削去公爵，三年后也被告发，死于狱中。外戚世袭封爵，是形成豪门的重要原因。英宗钱后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绝嗣，请以庶子袭封。世宗交廷臣议。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书方献夫等议奏：旧制非军功不封，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三、四世不已。建策“现封爵宜终其身，勿得请袭。自今皇亲驸马，并如祖宗旧制，勿得夤缘请封”（《世宗实录》卷一〇六）。世宗敕准：“及今已封，姑与终身，于孙俱不准承袭，著为令”。世宗生母蒋太后家及皇后陈后家，均不准承袭封爵。万历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论此事说：“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又说：“盖自世宗裁定恩泽，立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与宦官历来是拥有特权并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两大势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权力之后，又严格抑制外戚，影响也是深远的。

以上几件大事都是在大礼议后至嘉靖中叶，陆续推行的一些新政。这些新政实际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诸王贵族和民间豪富势力，作用是积极的。新政的继续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积弊，也使世宗的皇权统治更为巩固了。

四、内阁的演变

明太祖废中书丞相制，选任文官兼殿阁大学士，备侍从顾问。成祖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参预机要咨议，草拟制诰，但仍为兼职，不设专官。殿阁大学士号为阁臣，受到礼重，但无权统属六部朝臣政务，只备皇帝顾问。这种特殊的建置，使阁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亲驭军政，高度集权，阁臣只是处于侍从的地位。洪熙以后，当皇帝锐意求治倚重阁臣，或怠于政事倚付阁臣时，阁臣权位渐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内阁诸臣不被倚重，也就难于有所作为。武宗倚用内官刘瑾，游乐荒淫，内阁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武宗死后，张太后倚用杨廷和等阁臣定策立世宗，阁臣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后来的诏书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时，内阁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独立处事，不为内阁所左右，对阁臣多所限制。大礼议后，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阁，称杨一清、张璁等为“辅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阁又显示出决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后，世宗皇位巩固，崇信道术以求长生，阁臣由咨议渐成辅弼，权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礼重佛、道。宪宗宠信僧继晓，广封僧道官。武宗、刘瑾也大兴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赵璜议，没收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又查禁京师淫祠，革罢僧道传升官。但听信太监崔文，信奉道教斋醮（道场）祷祀。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的后裔张正常为真人。宪宗、孝宗两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祷祀雨雪，有验，封授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宫中设醮，世宗亲自祷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见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命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这年，世宗杜贵妃生皇子载垕（穆宗），世宗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节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荐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年，以巩固皇位。中年以后，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用，世宗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例需撰写“青词”，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后来竟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世宗此举，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与天通，但由大学士撰写诞妄的青词，自是有失体统，不免传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宫中，宫婢杨金英等十余人乘世宗熟睡，企图用绳索把他勒死。方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被擒处死。此事原委，史书记载甚简，但似无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节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事记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的书状记此事说：“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得自明人的传闻：“皇帝笃好道术，炼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朝鲜保存的记录，可能较为接近于事实。

宫婢之变的次日，世宗即迁出大内，移住西苑。此后二十余年即常居西苑，号为静摄修玄，虽然仍不时亲自改订诏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见大臣。中年以后的世宗，由初政时的革故鼎新演变为静摄修玄，内阁大学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预政，权势日隆。

阁臣倾轧--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内阁规制未备，命太监高忠与大学士李时等议，在文渊阁正中一间设皇帝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贮藏书籍，阁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间，安置书办。《世宗实录》说：“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世宗实录》卷一九九）阁臣原备顾问且非专职，世宗规划的“阁制”，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机构。次年九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上书说：“陛下总揽乾纲，政自己出，宜无所谓权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则有之。内阁之臣，止司票拟，而外人不知者遂谓朝廷大政举出其手。”（《世宗实录》卷二〇四）他举出官员的任免事例，说明阁臣超越本职，参预其事。霍韬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拟”乃是原定的制度，并未明文变改。“权力下移”则是逐渐形成的事实。外人以为大政举出阁臣，并非无据。万历时，沈德符说：“内阁辅臣主看详票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又说：自翟銮以后“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万历野获编》卷七），当是反映了嘉靖以来人们的一般观念。

内阁权位渐重，阁臣间的相互倾轧，也日益严重。江西资溪人夏言，在大礼议后，于一五三〇年以吏科给事中进为侍讲学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宠遇。次年即擢任礼部尚书，与张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择藩王居守京师，获罪。张璁事先已得见此疏，送呈世宗，说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后，张璁因有意中伤夏言，奉旨致仕。次年，还朝。一五三五年因病归里。一五三六年，李时为内阁首辅，夏言加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一五三八年，李时病死，夏言继任首辅。

夏言入阁后，礼部右侍郎严嵩进为礼部尚书。江西分宜人严嵩，弘治时进士。正德时，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世宗即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出任礼部。一五三九年，夏言与严嵩随同世宗去湖北安陆，祭显陵（生父献帝陵）。夏言乞候回京，严嵩奏请表贺，得世宗嘉许。此后，严嵩谋与道士陶仲文设计倾陷夏言，夏言则指使亲信弹劾严嵩。一五四二年六月，严嵩向世宗历陈夏言欺凌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职。八月，严嵩授武英阁大学士，入值内阁。这时他年已六十，仍勤于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后，原在内阁的大学士翟銮继为首辅。一五四四年，严嵩指使言官弹劾翟銮之子考中进士有弊。翟銮被削职。严嵩继任首辅。

严嵩为首辅未久，阁臣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璧等即奏陈严嵩处事独断。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将已削职的夏言召还内阁，恢复原官，位在严嵩之上。

夏言复职，志得意满，所拟批答均自行处断，不理严嵩，又逐步斥逐严党官员，非严党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祸。严嵩厚赂内官，伺机报复。严、夏互相倾轧，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荐用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复河套，以抗御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总督翁万达依据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认为不宜挑起战事。朝臣中议论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内阁议复此事，意在驳复，严嵩乘机上书，说原来拟旨褒奖曾铣，“臣皆不予闻”，称：河套必不可复，师既无名，费复不浅。又进而攻击夏言在内阁“骄横自恣，凡事专决。不惟常务不获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重大，自始至终，亦并无一言议及”。（《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夏言上疏抗辩。世宗命削夺夏言官阶，以尚书致仕，逮捕曾铣问罪。严嵩又与锦衣都督陆炳等指告曾铣与夏言妻父苏纲结纳，厚赂当道、克扣军饷，掩败不报。世宗将曾铣与苏纲下诏狱拷讯。四月间又逮捕夏言，下镇抚司，查讯恣妾父苏纲为奸利之罪。曾铣被指为“罔上贪功”、“交结近侍”，依律处斩。十月，夏言坐与曾铣交通，也被斩首。

夏言死后，严嵩继为首辅，长达十余年之久。世宗居西苑玄修，严嵩得以独揽相权。曾铣案后，朝臣不再敢说边防事，随即爆发了蒙古俺答汗的南侵战争。

（二）蒙古俺答汗的南侵

明武宗正德时期，被称为鞑靼的蒙古诸部，在达延汗统治下，呈现出新的局面。达延汗在统一了东部即左翼诸部后，又进而征服了西部地区的右翼三万户，并分封他的子孙分别统领左右翼诸部，重新建立起黄金家族的统治。

明世宗时，达延汗之孙，统领右翼的俺答汗以河套地区为据点，日益强盛。一五五〇年自大同侵入明朝境内，直抵北京郊外，明王朝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骚扰。

一、达延汗西征

明孝宗弘治末年，达延汗连年西征阿尔秃斯等部。一五〇九年，明武宗得到报告说，曾经在大同战败王杲的火筛与小王子相仇杀。大约即在此后不久，达延汗征服了火筛统领的满官嗔（蒙郭勒译）部，又称为土默特。次年，明朝又得报，原已投附鞑靼的永谢布（永邵卜）首领亦不剌联络阿尔秃斯部背叛达延汗，被小王子即达延汗战败，亦不剌西逃。《蒙古源流》详记此次战事并录有达延汗西征的命令，说是率领左翼的察哈尔部、喀尔喀部、乌梁海部和科尔沁部共同抗击鄂尔多斯（阿尔秃斯）土默特和永谢布三万户（三部）。战争爆发在达兰特里衮地方。《源流》说“达延汗，遂收服右翼，平定六万兵民大众”（清译《蒙古源流》卷六）。达延汗把秃猛可获得完全的胜利，实现了左右翼诸部的统一。

早在明孝宗弘治元年即一四八八年，把秃猛可就曾以达延汗即全蒙古汗的名义，以蒙古文致书明朝，明大同守臣一度误译为“大元”。征服右翼诸部后，再次宣布他是全蒙古的汗。不过，这所谓全蒙古，主要还是明人称为鞑靼的诸部。西部的瓦剌仍然占据西北地区，具有相当的势力。东北的兀良哈三卫，隶属于明朝，也不归达延汗统治。但是达延汗西征的胜利，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诸部纷争，鞑靼蒙古得以在东起克鲁伦河，西至河套地区的广阔草原往来游牧。蒙古历史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意义是重大的。

达延汗把他直接统领的左翼察哈尔、喀尔喀和右翼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等五部，号为五万户，分封给他的子孙，重建起成吉思汗家族后裔的统治。科尔沁部原为哈撒尔后裔所统治，不在五万户之内。察哈尔万户是达延汗的基本属部，封授给长子铁力（图喀），不久，死去，传子卜赤（博迪）。右翼三万户被收服的部众，仍沿用原来的部名，封授给次子五路士（乌鲁斯），遇害，又封给三子阿著（赛音阿拉克，又名巴尔斯）。其余诸子分领喀尔喀及其他属部的基层组织鄂托克。

大约在明武宗末年，达延汗死。阿著曾暂袭汗位，不久也病死。卜赤继为大汗。世宗嘉靖时，阿著子吉囊（清译全名为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统领阿尔秃斯，弟俺答统领满官嗔即土默特部。兄弟二人出入河套地区，成为诸部中最强大的势力。

原来随从达延汗西征的乌梁海部众，在西征之战后，又不时在北边掳掠。卜赤汗与吉囊、俺答多次出兵征讨，一五三八年征服了乌梁海，将其部众分配给各贵族为奴。

西征战后，永谢布的首领亦不剌率残部西逃，与西逃的别部卜儿孩联合，住牧于青海湖畔。约在一五三二年，吉囊、俺答兄弟率兵十万，屯驻河套。以四、五万骑西击亦不剌、卜儿孩营，收其大半部众，卜儿孩遁走。一五四二年吉囊死。俺答统领右翼三部的部众。随后再次出兵西征。蒙文《阿勒坦汗传》说：此次远征“降服仇敌博喇海（卜儿孩）太师于合鲁勒合雅之林”，（珠荣嘎汉译本第四三页），将收服的永谢布部众赐予其末弟之子岱青。《阿勒坦汗传》又记，此战之后，俺答的声名传闻四方，“博迪（卜赤）汗等为报答勇敢真诚的阿勒坦汗，于额真前，当六万户之面，赐号曰土谢图彻辰汗”。（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页）俺答拥有右翼三部之众，以河套为据点，势力至于青海，拥有汗号后成为实力胜过卜赤汗的又一个蒙古汗。一五四四年，俺答汗又领兵远征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三卫首领相继降服，分别附属于俺答兄弟子侄。

二、俺答汗的侵掠

俺答汗声势日盛，以丰州川与阴山地区为基地，因而需要与明朝通贸易，以换取当地蒙、汉居民所需求的农业、手工业工具和粮食、丝绸等物产。早在一五四一年，俺答即派遣蒙古使臣肯切与汉人石天爵至大同，请求通贡市，并说如许通市，即令边民垦田塞中，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否则，将南下掠夺。大同巡抚史道上奏，兵部议复，拟准入贡通市。世宗以为求贡不可信，群臣从而附和。世宗下诏悬赏擒斩俺答，并将肯切扣留。次年五月，俺答等再遣石天爵等至大同请求入贡，说蒙古迫切需要纱缎，贡市对双方有利。如果一再请求不准，将要纵兵南下。大同巡抚龙士有将石天爵逮送朝廷，世宗竟将石天爵与肯切一起处死。双方矛盾激化，俺答南下不可免了。六月，俺答军自大同入明境掳掠，明军全无戒备，无力抵御，俺答自大同直驱太原，南至平阳，东趋潞州，然后北上出雁门返回。前后历时月余，沿途掳掠人畜资产，山西居民多遭劫掠。

俺答称汗后，于一五四六年五月，再遣使至大同投书议和、求通贡市，被大同边兵杀害。七月，又向大同递送蒙文文书，请准入贡。请限以地点、人数、时间，准许入贡，世宗不许。次年，俺答遣使李天爵持文书来大同，说今年羊年（丁未）利于取和。请贡马驼，求赐蟒缎等物，东起辽东、西至甘凉边境人互不相犯。翁万达代为转奏。这时，夏言、曾铣正主张出兵收复河套。朝臣议论不一，世宗犹豫不决。世宗从严嵩议斩夏言、曾铣，但仍未准俺答通贡。一五四八年，翁万达上疏，力陈前岁山西守臣之失，请加强边墙守备，又上疏说俺答“以求贡不遂，既耻且愤，声[言]将纠众聚兵，待时一举”并再次代陈求贡之意。世宗驳斥说：“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绝。”（《世宗实录》卷三三四）一五五〇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六月，俺答率军攻掠大同。《阿勒坦汗传》说他聚集右翼三万户在上都白室之地会师，以其子辛克（僧格）为先锋，向汉地进军。明大同总兵张达奋勇抗击，被蒙古伏兵包围，副总兵林椿领兵营救，两将皆战死。世宗以原甘肃总兵仇鸾为宣大总兵，仇鸾遣人以重金赂赠俺答，相约不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古北口，巡抚蓟州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炮抗击。俺答别遣一军由黄榆沟拆除边墙进军。由密云攻掠怀柔、顺义。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防御，上疏告急。俺答军至通州，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点阅京军册籍，据说“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明史?丁汝夔传》）。临时征募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诸生约四万人防守京城，急调各地兵入京师勤王。援军五万集结京畿，明廷未及储备粮秣，据说，“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鸿猷录》卷一六）仇鸾所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仇鸾不敢出战。俺答至京城东直门外，命俘虏携带启书致世宗求贡市。世宗在西苑召阁部臣集议。内阁首辅严嵩说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贡市是礼部事。礼部尚书徐阶认为应权且准许通贡，但不可“临城胁贡”，可令退出边外，另遣使经大同守臣入奏，才可准许。《阿勒坦汗传》说明廷遣使杨增（珠译杨兀札克）来议和，说“不如往来买卖通贡”（珠译本页五〇）。俺答遣使丫头智（珠译阿都兀齐）随来使杨增到明廷，说将大军撤到边墙之外，开始商谈。所记当近于事实。八月二十三日，俺答开始撤兵出古北口，沿途又有掳掠。俺答军在古北口内京师周围地区往来掳掠前后近半月。旧史称为“庚戌之变”。明廷经过一场惊恐，又度过了危机。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但是，一年之后，一五五二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靡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引导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一五五三年春，俺答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一五五四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一五五五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一五五六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一五五七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一五五九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一五六〇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一五六三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蒙古各部自也先亡后，多遣使臣与明廷通贡市。明廷对来使及各部首领授予封号或职衔，给予高级丝缎织物及金银器等优厚的赏赐。来贡的使臣也还在商民间进行贸易。蒙古利于赏赐和贸易，贡使的人数与次数日益增多。明廷对入贡的时间、地点及贡使人数往往做出限制，但从未像世宗那样闭关绝贡。俺答汗强盛后，卜赤汗廷似仍在克鲁河草原。西起河套东至兀良哈三卫的广漠地区，均为俺答所占据。这一地区水草丰美，不仅蒙族牧民日益增多，也还有大量的汉人农民在蒙汉地主控制下从事垦殖。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地要求与汉地互市贸易，以牲畜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世宗闭关绝贡，蒙古得不到需要的物资，便不时出骑兵在边地掠夺。明廷因蒙古不时侵掠，更不能屈从开市来“羁糜”。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不得解决，战无虚日了。

（三）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

在北境战争连绵的同时，明王朝又面临着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不得不展开了抗倭战争。

日本国南北朝的战乱，以南朝的失败而告终。十四世纪末，北朝的足利义满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统一政权。但到十五世纪后期，足利氏逐渐名存实亡，日本的封建藩侯又纷纷割据称雄，号称六十六国，互争雄长，史称“战国”时代。这些众多的日本诸侯国，都争着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明朝“朝贡”贸易的限制。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商与海盗，便分别在藩侯的支持下在中国沿海实行武装抢掠。明世宗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得志，无所忌殚，日益严重。一五二三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他贿赂明市舶太监，得先查阅瑞佐货物，市舶司设宴时也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袭杀瑞佐，还杀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大掠宁波沿海诸都邑。这次争贡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将佐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使日本封建主、武士、商人更加轻视中国。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争贡事件起于掌管市舶的内官贪受贿赂。但明朝的一些官员却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罢市舶不设。罢市舶之后，日本船舶投托沿海的豪绅奸商，或称侵没商货，用抢掠来进行报复；或互相勾结，在沿海地区劫掠。

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相勾结。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谋取厚利，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成群分党，分泊各港，明朝政府不能禁止。后来竟成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

一、朱纨治海的失败

一五四七年，明廷采巡按浙江御史陈九德议，调任巡抚赣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这时，浙闽海防战船、哨船只存十分之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人，只存一千人。闽盗李光头、浙盗许栋占据宁波的双屿，造大船运载违禁货物，与日本海商进行走私贸易。官府不能治。朱纨出兵先讨平覆鼎山海盗，次年春，进兵双屿。以都司卢镗领兵由海门进军，副使柯乔与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以遏制去路。四月，卢镗擒获许栋及日人稽天，在双屿筑塞而还。朱纨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震动一时。日本及佛郎机商船不得入境，与贵族官员有联系的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御史闽人周亮向吏部弹劾朱纨，将巡抚改为巡视，以削其权。朱纨上疏自辩，语多激愤，又请处死“勾连倭舟”的长屿海盗林参等。周亮遂弹劾朱纨“举措乖方，专杀启衅”，又劾柯乔、卢镗“党纨擅杀，宜置于理。”（《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世宗派官审理，朱纨免官回籍，柯乔、卢镗逮系福建按察司待决。朱纨愤而自杀。朱纨生前曾在一个奏疏中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明史?朱纨传》）他终于在中国“濒海之盗”与“衣冠之盗”的联合反攻中失败了。

朱纨败后，明廷罢设提督海防军务的巡抚御史或巡视大臣。朱纨招募捕盗的船只四十余艘也被遣散。海防更加空虚，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二、张经等领导的抗倭战争

一五五二年四月，倭寇侵扰台州，破黄岩，攻掠象山、定海诸地，为首者是中国的海盗汪直。徽州人汪直原是许栋的余党。许栋被擒斩，汪直率领部分余众逃遁，称霸海上，各小股海盗均受其节制。《殊域周咨录》卷二说汪直占据海中萨摩州之松浦津，自称徽王。三十六岛都听他指使。汪直建造可容二千人的大船，船上设备刀枪弓矢等武装，横行海上。日本的“倭寇”得汪直指引，深入浙东州县。州县不能抵御。

明廷面对倭寇的侵扰，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在浙、闽沿海地区逮捕沿海各地作为倭寇内线的猾民，倭寇因而不明虚实，不识路径，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药，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城墙的府、州、县，建城三十余处。

一五五四年三月，明廷调王忬为大同巡抚，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解兵部事。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拥戴。他受此重任，慷慨自负，朝内外也欣庆得人，说倭寇不足平。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陆续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待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展开决战。

四月间，明世宗采工部右侍郎赵文华议，命他去浙江祭告海神，以镇倭寇，兼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来到东南，即催促张经出兵，张经自认是朝廷大臣，心轻文华，不予理会，仍按原计划行事。赵文华竟密疏诬告张经“靡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倭报功，宜亟治”。（《明史?张经传》）世宗得疏大怒，一五五五年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但就在这时，张经指挥军民取得了对倭作战的巨大胜利。

永顺、保靖苗民到后，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督士兵从水陆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北走平望，张经命总兵官俞大猷邀击。倭寇行至王江泾，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斩首二千级。倭寇大败，溺水而死者无数，余寇奔窜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王江泾大捷，一时称为自有倭患以来的第一战功。

王江泾大捷后，赵文华上疏冒功，说是由于他和巡按胡宗宪的“督师”，才取得这次胜利。世宗认为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命将张经逮解进京。给事中李用敬等上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世宗说这是“奸党”，将李用敬杖打五十，削职为民。张经被解到京，详细陈述战斗经过，请求恕罪。世宗竟于同年十月，将张经斩首。

明世宗以赵文华督察军务，赐铸关防。赵文华素不知兵，见倭寇难防，于十二月间谎报水陆功成，请求还京，得世宗准许。张经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得赵文华荐引，巡抚浙江，又晋为总督，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一五五六年五月，赵文华因严嵩的举荐，再次奉命视师。赵文华自从在国子监就学时即得到当时任祭酒的严嵩的赏识，与严嵩结为父子。他得以官至侍郎，是由严嵩的荐引，诬陷张经，也是由于有内阁首辅严嵩的支持。王江泾战后，倭寇又在沿海窜扰。世宗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严嵩说，“良才不胜任，江南人引领望文华”。世宗改命赵文华以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浙闽直隶军务。赵文华到任，恃势欺压地方官员，搜括库藏，贪污勒索。军事则全付胡宗宪。胡宗宪于八月间诱杀海盗徐海，沿海屡获胜利。世宗说是赵文华之功，敕令赵文华回朝，十一月加封少保。次年九月，世宗得悉赵文华谎报冒功及在江南诸不法事，将他治罪，削籍为民。

三、俞大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

一五五六年十二月，胡宗宪命总兵俞大猷率领调集的川、贵兵六千人驻舟山。俞大猷督兵四千人出击海上倭寇，斩首一百四十余级，获得重大胜利。浙海渐平。一五五七年冬，胡宗宪计诱海盗汪直来降，将他斩首，上疏报功。汪直余党遂据浙江岑港自守，并勾结倭寇扰掠。胡宗宪命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领兵进剿，久不能下。一五五八年七月，世宗诏夺俞大猷、戚继光官职，戴罪出战，限期一月荡平。俞大猷等冒死力战，海盗弃岑港，南下，劫掠闽广。御史李瑚弹劾胡宗宪纵贼。胡宗宪诿过于俞大猷。世宗命将俞大猷逮捕下狱。

戚继光自一五四四年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次年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一五五五年秋，调任浙江都司佥书，司屯局事；次年被任为参将。夺职后，随俞大猷力战有功。俞大猷被逮，戚继光也被劾按问。这时倭寇焚掠台州。戚继光因有战功，受命复职，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戚继光到浙江后，请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新军，获准。一五五九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三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他对士兵说：“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贼是杀百姓的。百姓岂不是要你们去杀贼！设使你们果真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凡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戚继光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命令，说：“出口就是军令，就是说的差了，宁任差到底，决不改还”。他要求士兵学习用藤牌、狼筅、叉、钯、棍、刀等杀敌防身的真实本领，而不是花枪、花刀之类装门面的玩艺。他认为“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纪效新书》卷首）戚继光还创造了被称为“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就成为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开赴抗倭战场，屡立战功，被称为“戚家军”。

一五六一年，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击至雁门岭。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手歼其魁，驱赶余部至瓜陵江，全部歼灭。圻头的倭寇向台州进犯，戚继光在仙居截击，倭寇无人逃脱。戚继光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余。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一五六二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联合，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的倭寇相会，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宁德附近海中有小岛名横屿，倭寇在岛中结营，明军不敢进攻。新来的倭寇结营于福清的牛田，为首者营于兴化东南，互为声援。福建明军连连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先攻横屿，士兵每人拿一束草，填濠而进，大破倭寇的巢穴，斩首二千六百级。乘胜至福清，打败牛田的倭寇，倭巢被捣，余寇逃向兴化。戚继光紧追不舍，夜四鼓抵倭栅，连克六十营，杀死倭寇一千多。第二天黎明，戚家军开入兴化城，兴化人才知形势大变，持酒劳军。戚继光援闽又获全胜，班师回浙。与戚继光同时被调援闽的还有广东总兵官刘显，也屡败倭寇。

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攻占兴化城，据平海卫（在莆田县东九十里）。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调俞大猷往剿。俞大猷在一五五八年被逮入狱。锦衣卫左都督陆炳厚赂严嵩之子严世蕃，得以营救出狱，往大同戴罪立功，此后对蒙古作战有功，调任镇筸参将。一五六一年，又奉诏移兵赣南，参与镇压广东张琏起义，进为副总兵。一五六二年十一月，总督浙直江福兵部尚书胡宗宪被劾“欺横贪淫”，逮解京师治罪。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领兵剿倭。一五六三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斩首二千二百。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俞大猷徙镇南赣，戚继光任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又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漳浦蔡丕岭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渐被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东部还有倭寇二万多人为害人民。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进剿倭寇。一五六四年俞大猷等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擒斩殆尽。广东倭患也渐解除。自朱纨以来，长达十七年之久的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四、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

世宗嘉靖时，倭寇而外，葡萄牙殖民者的势力也已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勾结中国海盗，不断侵扰。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达到高峰。殖民者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进而向东亚扩展势力。明人沿用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谓，称他们为佛郎机国。一五一一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满剌加（马六甲），赶走国王，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明史?满剌加传》记载说：满剌加“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一五一六年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佐治（Jorged′Alboquergue）派裴来斯特罗（RafaelPerestrello）来中国。第二年，葡萄牙又派皮来资（ ThomasPirez ） 以国王名义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FernaoPerezd′Andrade）率舰队来到中国。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强行驶入内河，开往广州，沿途枪炮之声，震动城廓。皮来资到达广州后，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廷命广东地方官给予所进方物的价值，遣回。皮来资买通镇守太监，获准与通事火者亚三等进京。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公然搬运硝磺刃铁，沿海乡村，都遭杀掠，并且筑室立寨，作久居之计。当明世宗嗣位后，得知葡萄牙已侵占满剌加并在中国沿海扰掠，斩火者亚三，敕责佛郎机出境。次年（一五二三年），葡萄牙又侵掠广东新会县，在西草湾被明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军击败。明军夺获得战船两艘及火炮等军械。

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被驱逐出境以后，转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一五四〇年前后，勾结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等，在宁波的双屿建立据点，进行走私贸易，在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一五四八年，副都御史朱纨调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率兵进攻双屿，烧毁葡人所建的营房，筑塞港口。被赶出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转移到福建泉州府的浯屿（今金门），和原来在那里的海盗会合，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不断骚扰漳、泉地区。一五四九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合兵进击浯屿，葡战舰逃向诏安县，朱纨和柯乔率军堵截于走马溪，葡人多被擒斩。海盗头目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擒处死。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建立的据点，都被拔除。

明朝原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的互市贸易。正德时，移至高州电白县。一五三五年，葡人重贿明指挥黄朝庆，得以在香山县所属壕镜澳（澳门）作为停船贸易的海澳，乘机混入澳门。一五五三年，葡人托言商船遇风暴，水浸贡物，请在澳门借地晒晾。明海道副使汪柏受贿，私自准许。起初还只是搭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到嘉靖末年，葡萄牙来澳门者已筑室千区。

（四）财政危机与人民的反抗

一、严重的财政危机

明王朝连年在北边与蒙古作战，又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侵扰，军费支出，日益浩大。世宗奉道修玄，屡建宫殿，造成庞大的靡费。阁部诸臣，以严嵩为首，贪贿公行，侵吞国帑。官员上下效尤，吏治腐败。明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军费浩繁--嘉靖时，军屯制已渐消失，边防军需要国家补助军费（即所谓“年例”）。卫所军制衰落后，募兵制由国家募兵，按月发饷，也增加了军费开支。军中将领多方贪污，变军饷为私财。一五六〇年，给事中罗嘉宾等查核倭寇猖獗以来督抚诸臣侵吞军需的数字，高者达十万四千，次者也有三、五万，其他或以万计，或以数千计。史料保存的军费开支数字，一五五一年诸边费六百余万，一五五〇年十月至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正月，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赈济诸役又八百余万。当时户部每年岁入只有二百万，可见军费开支已成为明王朝的沉重负担。

皇室靡费--世宗崇道教，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早在嘉靖初年，户科左给事中郑一鹏即奏称：“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为钱万有八千。”（《明史?郑一鹏传》）《明书》卷八三记载：“嘉靖中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行修玄，还大事营建。《明史?食货志》说：“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说世宗“劳民耗财”过于武宗，自是史家警世之词，但世宗的靡费，的确也是巨大的。

阁臣贪贿--自世宗迁居西苑修玄，内阁权位甚重。严嵩自一五四二年入阁，参预机务，前后凡二十年，中间一度被黜，再次出任首辅也有十余年。这二十年是明朝边患频仍的二十年，也是明王朝日益昏暗的二十年。张廷玉《明史》将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窃权罔利”。所谓窃权实为专擅相权，诛除异己。这当与世宗修玄诸事多付内阁，严嵩“独承顾问”有关。身为首辅而罔利营私，则与张璁的“持身特廉，痛恶赃吏”形成鲜明对比。一五二二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地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明史?王宗茂传》），一五五八年刑部主事张翀上疏说：“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明史?张翀传》）嵩子世蕃原为尚宝司少卿，后进为太常寺卿。严嵩晚年，世蕃代为处理政务，更加骄横不法，诛求无厌。家有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余万两，珍宝等又值数百万。

严嵩父子索贿受官，朝廷上下，文武吏员激增。宪宗成化时，全国武职人员超过八万，文职约二万余。嘉靖时增至数倍（《涌幢小品》卷八）。上行下效，自朝廷至地方各级官员行贿送礼，形成不可遏止的贪风。一五五五年九月，户科给事中杨允绳上疏说倭患不止，原因在于“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其所以如此，又是由于“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曰‘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靧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明史?杨允绳传》）一五五八年，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说：“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明史?吴时来传》）严嵩当政期间，不断有人上疏弹劾，遭到严嵩父子的迫害。一五五一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得知严嵩父子在对俺答作战中，纳边将贿赂，致误边事，愤而上疏，劾严嵩“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等十大罪。世宗这时一意倚任严嵩，将沈鍊谪佃保安，居住民家。一五五七年，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诬指沈鍊交通白莲教徒，在宣府斩首。一五五三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无丞相之名，有丞相之权”，纵子僭窃，纳贿授官等十罪五奸。世宗将杨继盛下狱，由刑部定罪。严嵩嘱刑部官员判处绞刑。在狱中三年，被行刑处死，成为震动一时的冤狱。

嘉靖末年，明廷财政日益窘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边境战事频仍、军费浩大、皇室斋醮营建所费不赀和严嵩父子为首的文武官员贪贿公行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五四四年八月，户部报告“太仓积贮粮米有余”。但一五四九年史载：“是时边供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帮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乃遣部使者括逋赋。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户部报告，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以前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三万，常余六十七万，近岁一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世宗实录》卷三五一）一五五一年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赋税，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一十五万有奇。（《明史?孙应奎传》）后来，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仍不能抵岁出之半。一五五三年所发京边岁用之数为五百七十三万，竟超出当时太仓岁入银二百万额三百七十三万。一五五八年二月，大同右卫告警，“帑储大较不及十万两，而边臣奏讨日棘”。（《世宗实录》卷四五六）明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在嘉靖初年，各地人民即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嘉靖中叶以后，军费浩繁，财政窘困，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更为频繁，见于记载的武装斗争不下于四、五十次，涉及几乎所有省区。起义者以农民为主，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也加入了斗争的队伍。以下是嘉靖初年以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

两广人民起义--起义发生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七月。广西起义于十一月间被两广总督张嵿镇压。广东新宁恩平蔡猛三等领导的农民武装众至数万，连年转战各地，直到一五二四年三月，才被官军镇压而失败，蔡猛三被杀，被官军杀害和俘虏的反抗者多至一万四千人。

山东矿工起义--一五二二年十一月，山东青州矿工王堂等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在河南杀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及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军被提督军务俞谏会河南、山东、保定三方军队围剿，起义失败。

陈卿起义--一五二八年二月，山西潞城县青羊山陈卿等起兵，执知州，杀伤指挥、知县等官员。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军英勇抵抗，终于失败。

师尚诏起义--一五五三年七月，河南柘城盐徒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及柘城、鹿邑等县。八月，攻围太康县。九月，师尚诏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十月，师尚诏在山东莘县被擒，遇害，起义失败。起义军前后攻克府一、州二、县八，震动三省。

陈以明起义--广东新宁、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的山区，多有逃亡者窜入瑶民之中，众至万余，推陈以明为首领，号“承天霸王”，设将军、指挥等职，数败官军。一五五六年十一月，起义军被广东巡抚谈恺战败，陈以明被杀。

张琏起义--广东饶平县人陈琏，参加郑八领导的起义，郑八死，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汀、漳、延、建及宁都、瑞金等处。一五六一年九月，义军攻克福建南靖县。根据地设在饶平一带，明军不敢轻易进犯。一五六二年二月两广总督张臬奏请调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都被官军俘获，起义失败，部众被遣散二万人。

蔡伯贯起义--一五六五年末，四川大足蔡伯贯以白莲教发动起义，建号“大唐”，旬月之间，连破七州县。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正月蔡伯贯战败被俘，起义共持续三十六天。

浙赣矿工起义--一五六六年二月，浙江开化、江西德兴矿工起义，转战徽、宁等处，遂入婺源县。后又转战江西玉山、浙江遂安，闰十月被官军镇压。

李亚元起义--广东人李亚元聚众起义，活动于河源、和平等县，一五六六年二月，官军出兵十万，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李亚元被俘，义军被杀害俘虏一万零四百人。

赖清规等起义--广东河平县岑冈李文彪、李珍父子、江西龙南县高沙保谢允樟、下历赖清规，自一五五六年聚众起义，号为“三巢”。一五六六年三方声势相倚，众且数万；赖清规一支，势力尤强，号称王。广东和平、龙川、兴宁和江西龙南、信丰、安远六县被起义者扫荡过半。南赣巡抚吴百朋认为，要镇压这次起义，“兵非三十万，银非百万两不可。”吴百朋派守备蔡汝兰擒赖清规，义军失败。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而外，嘉靖时期还多次发生兵变。起因或由于月粮减少，或由于将官督役严急，或由于政府剥削加重。兵变实质上也是人民反抗的一部分。其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一五二四年大同兵变--起因是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令镇卒在大同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并迁徙二千五家镇卒往守。镇卒以无安全保障，不肯服从，遂在郭鉴领导下发动兵变。八月杀参将贾鉴，又杀张文锦。明廷派按察使蔡天祐为大同巡抚，安弭军兵。十一月，大同再次兵变。明廷命兵部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率师往讨，郭鉴被官府擒斩，其父郭疤子继起反抗。一五二五年，郭疤子等四十人被蔡天祐捕杀。一五三三年大同兵变。这年十月，大同总兵官李瑾命镇卒挖濠沟，督促严急，役卒王福胜、王保等数十人鼓噪兵变，杀李瑾。十一月，巡抚潘倣逮捕王保等七十余人，杖死十余人。次年，大同城中管粮郎中詹荣等，又擒捕兵变首领黄镇等九人。

一五三五年辽东兵变--辽东诸卫所，旧制每个军士，佐以余丁三，每一匹马给牧地五十亩。后来巡抚副都御史吕经减少余丁，编入均徭册，又尽收牧地入官，士卒深为怨恨。一五三五年三月，吕经巡视辽阳，命士卒增筑边墙，督役严急，诸军大噪，火烧均徭册，幽禁吕经。广宁、抚顺士卒也发动兵变。巡按御史曾铣宣布废除吕经的新制，参加兵变者逐渐减少。七月，曾铣查清辽阳、广宁、抚顺兵变主要发动者的姓名，在同一天里捕捉数十人。

一五六〇年，振武营兵变--振武营是南京尚书张鏊为抗倭而招募的一支军队。一五六〇年二月，因减少月粮，发饷逾期，遂发生兵变，杀死督储侍郎黄懋官。守备太监何绶许给赏银十万两，南京兵部侍郎李遂给予免死券，以安抚士卒。局势稍定，又秘密逮捕兵变为首者二十五人。

三、赋役制的改革与阁臣的更替

赋役的改革--面对明王朝财政收入的减少和民间赋役负担的加重，某些地方官员在其管辖地区，进行了改革赋役制度的尝试。

一五三九年，巡抚应天十府右副都御史欧阳铎察知苏松田肥瘠相差不多，但下田亩税五升，上者至二十倍，于是推行“征一法”，计亩均输。原来税重者不能尽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色）折除，实际上予以减轻。轻者不能明令增加，征收本色，递减耗米，实际上加重。为了防止诡寄等弊病，征收田赋，从圩不从户。欧阳铎的新法，曾得到内阁大学士顾鼎臣的支持，但未能推广。

一五五九年，浙江乌程人潘季驯以御史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法。此法在广东始于成化、弘治，但后来的官吏多不能守。潘季驯加以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这个办法使部分里甲力役变为出钱代役，有利于农民劳动，因此广人便之。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正月，潘季驯因即将离任，恐后任不能继续执行，上疏请朝廷降旨推行。户部议准，通行全省，如法遵守，年终籍记用银数目奏报。（《世宗实录》卷四九二）一五六一年，庞尚鹏以御史巡按浙江，多次改革赋役制度，先是实行“十段锦法”，最后又行“一条鞭法”。十段锦法，据说是“将十甲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承担徭役。“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止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挨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庞尚鹏所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仿自余姚、平湖二县原来实行的“均徭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凡岁编徭役，俱于十甲内通融随粮带征”。这就是说，第一，它改变了过去十年轮役的办法，实行十甲人户年年共同承应。原来以十年之差，而责之一年，重而难；现在则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轻而易。第二，它改变了过去粮、役分别征用的办法，实行两者统一征收，简化了手续，减少了经手吏胥舞弊害民的机会。除浙江外，庞尚鹏还在其家乡广东和福建推行过一条鞭法，浙江、福建及其乡广东都因徭役减轻而乐行其法。

以上关于赋役制度改革的尝试，都只是实行于局部地区，而且都还只是局限于某些环节而不是赋役制度的整体。但是，这些尝试反映出当时赋役制的诸多积弊，改革赋役制度势在必行。这些尝试也为后来的赋役新法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阁臣的更替--世宗居西苑修玄，不见大臣，只是不时召见内阁首辅严嵩，定议国事。严嵩入阁时年已六十余，一五五九年，已是八十岁高龄，难以亲自草拟诸多的文书，乃由儿子世蕃代拟。史家指为“上（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早年自筑钤山堂，潜心诗文，淡泊自处，曾获得一时的清誉。晚年为相，对世宗甚为恭谨，但与子世蕃贪污勒索，日益豪侈。严嵩妻欧阳氏对嵩说：“你已忘记了钤山堂二十年的清寂么！”对子世蕃也斥责甚严。一五六一年，欧阳氏死，严嵩命世蕃留在左右，由孙子严鹄护丧归里。世蕃因母丧有孝服在身，不能再入值代理公事，日与诸姬淫乐。世宗交拟诏制，严嵩往往处理失宜，斥还改拟。世宗知严世蕃在母丧中淫乐放纵，也极厌恶。这年，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群臣请还大内，世宗不允。严嵩请迁居南内。世宗因南内原是英宗幽禁之所，大为不满。内阁大学士徐阶，疏请在西苑重建新宫，得世宗允准。世宗渐疏严嵩，而倚信徐阶。

世宗在西苑，命方士蓝道行卜问辅臣贤愚。蓝道行乘机，假托仙人降语，揭露严嵩父子过恶。世宗问道：果真如此，上天为什么还不灭他？蓝道行回答说：“留待皇帝正法”。一五六二年御史邹应龙知世宗渐疏严嵩，但仍眷念，遂上疏弹劾严世蕃纳贿不法诸事，并劾严嵩“植党蔽贤，溺爱恶子。”世宗命逮世蕃究治，以赃罪流戍雷州。世蕃子严鹄及门客罗龙文等也分戍边远。严嵩特许致仕归里。以徐阶为首辅。

一五六三年四月，严嵩返归故里袁州分宜，上疏说：“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明史?严嵩传》），世宗不准。严世蕃在流放途中，私自逃回故里。罗龙文也在流放途中，逃往歙县，又逃至严世蕃家中藏匿。一五六四年，南京御史林润自袁州推官郭谏臣处得知严家情况，上疏说他在巡视中得知江洋盗贼多入罗龙文家，有不臣之态，推严世蕃为主。又说，严世蕃近来营治府第聚众至四千人，变且不测。世宗诏令再次逮捕严世蕃、罗龙文等入狱，交法司审讯。次年三月，首辅徐阶自代法司改拟奏疏，揭露罗龙文是海盗汪直的姻亲，招集汪直余党谋与严世蕃外投日本。世宗随即将严世蕃、罗龙文处死，抄没家产。严嵩削籍为民。都人围观行刑，朝野大快。

继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嘉靖二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进为礼部尚书，一五五二年加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与严嵩同在内阁，达十年之久。一五六一年，另一阁臣李本丁忧去职，礼部尚书袁炜入阁。次年，严嵩罢相。内阁大学士只有徐阶、袁炜二人。一五六五年，袁炜病归。世宗以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入阁。严讷于当年病归。世宗又命吏部尚书郭朴、礼部尚书高拱入阁参预机务。世宗晚年仍在西苑，居住在新建的万寿宫。内阁大臣也在西苑值庐。严嵩罢后，徐阶独专国事，阁臣几经更迭，都经徐阶荐引。但阁臣之间往往相互猜忌，不能同心辅政。高拱被劾，怀疑是徐阶指使，二人之间积憾尤深。

世宗晚年多病，仍然信奉道教，专意斋醮，又服食方士所进内含铅硫的丹药，往往烦躁难制。一五六五年十月，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上疏说：“陛下天资英断，即位初年，刬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为仰之。”“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赋役日烦，万方悬罄。诸臣犹修斋修醮，相率进香。”“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世宗实录》卷五五五）海瑞的长篇奏疏，言辞激切。世宗反复取读，留中数月。对徐阶说，海瑞说的都对，朕今病久，哪能视事。假使朕能出御便殿，岂能受此人诟骂！次年二月，诏命逮海瑞入锦衣卫狱。刑部欲治以死罪，徐阶将奏疏截留救免。

世宗晚年似亦有意于刷新政事，内阁所拟谕旨，均亲自修改，但年事日高，国事日非，已处于无计可施的境地。一五六六年十二月病死。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终年六十岁。遗诏第三子裕王载垕继位。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第二节革新的继续与反侵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