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初年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1901—1905年）

20世纪开头的十年中，中国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清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化了。

帝国主义加紧控制清政府和加紧掠夺通商、路、矿等利权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并可在从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关的各战略要地驻兵，把清中央政府放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日三国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和清政府分别订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1]，这些条约规定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英约）和东北的沈阳、大东沟两处（日约）作为通商口岸，并且整顿内河水道以便外商轮船通行。此外，还规定了中国民间使用机器进行纺织和制造一切有外国进口货的工业品，都要和洋商在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加倍于洋货进口税的所谓“出厂税”。英、美商约中还规定了清政府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以便于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矿权。从1902年起两三年中，英、法在隆兴公司的名义下联合夺取云南省七个府的矿权（1902年），英国夺取安徽铜官山矿权（1902—1904年），法国夺取四川巴县、万县油矿权（1902年）和福建建宁等三府矿权（1902年），比利时夺取顺德、内丘、临城各地的矿权（1902年）。帝国主义划分地区进行矿权的争夺，严重地蹂躏了中国主权。同一时期（1902—1903年），就铁路方面说，正太（俄，后归法）、沪宁（英）、汴洛（比）三条重要路线都被大买办盛宣怀在“借款官办”的名义下陆续出卖了。路、矿利权的不断丧失，是20世纪初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投资设厂和扩张银行活动范围。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这时也在上海开业。中国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进一步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日、俄争夺东三省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间对中国若干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更趋激烈。东北在《辛丑条约》后成为英、美、日对沙俄激烈争夺的场所。沙俄企图独占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拒绝从东北撤兵。中国人民要求收回东北，在各地掀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往东北。日本在英日同盟（1902年1月）和美国“门户开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于1904年2月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发动了日俄战争，把沙俄势力打退到东三省北部，自己控制了南部。1905年9月的日俄分赃条约是在美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地方由美政府居中订立的。对于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进行战争，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不加干涉，而且在战后承认“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及其有关的一切权利全部由沙俄转让给日本。这引起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

英军侵藏　英国乘东北局势紧张的机会，在1903年12月派遣军队侵入西藏地方，1904年8月英国侵略军攻陷拉萨。达赖十三世事先离开拉萨经青海北上。但西藏地方军民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沿途截击英军，江孜保卫战尤其激烈。英国侵略军大掠拉萨，强迫三大寺负责人等签订所谓《拉萨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国在西藏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这个条约遭到全国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英国在1906年就转而和清政府重新谈判，谈判的结果英帝国主义仍然攫取许多权利，包括江孜、噶大克两处开放为商埠。

清政府的所谓“新政”　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难深重的局势下，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从光绪二十六年底即1901年初西太后在西安宣布“变法”开始，清政府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是以缓和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为目的，因而是具有改革性质的措施，如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裁冗员、设立商部（1903年9月）、颁布提倡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一些办法（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和铁路、矿务章程）之类。在另一方面，“新政”的整个精神则是赋予中国政治以更多的买办性，更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新政”的有力主张者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过：“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2]又说：“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日加畅旺。”[3]当时所颁布的铁路章程和矿务章程，表面上声称对于“华洋官商”一体“保护”，实际上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资本输出。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以巩固统治。1903年北京设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开始改革军制。1905年北京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地方也开始编练警察。无论中央地方，每项“新政”都是以加重旧捐税或另增新捐税来充经费，其中以练兵款项为最大。各省陆续招练新军的结果就是一些新军阀的产生。北洋新军到1905年达六镇（师）之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势力最大，成为新兴军阀的最有力者。他同时夺取盛宣怀长期垄断的招商局和电报局（1903年），并通过商部，派买办官僚唐绍仪接收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1905年），这样使自己成为新兴的大买办官僚。袁世凯也是“新政”的积极主张者和推行者，他此时已成为封建势力的主要支柱和帝国主义的主要代理人。当时清政府中枢力量日益衰微，庆亲王奕劻主政，贿赂公行，一切听袁世凯摆布。北京新成立的外务部、练兵处等机构实际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

阶级矛盾在新形势下迅速发展　这样的政权当然不能应付民族危机，也无法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已在迅速趋于崩溃，这加速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化并促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大买办官僚的压迫，也急切要求新的出路。握有一部分经济实力并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直接分享政权，和清政府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阶级矛盾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加紧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控制中国的结果，也是封建政权寄生于侵略势力之下而日益腐败反动的必然结果。

农民抗捐斗争和旧式武装起义　农民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力军。从1901年到1905年，农民群众的斗争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遍及全国的抗捐斗争。这是各地在举办“新政”名义下增加捐税所直接引起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04年7月江西乐平反对靛捐的斗争。当地官吏以兴办学堂为名，增加靛捐。种靛农民由会党夏廷义率领冲入县城，捣毁学堂以及盐卡、厘卡，焚烧县署，打毁教堂，和清政府军队相持多日。又如著名的梧州闹捐，也属于这一类。另一种形式是由会党领导的旧式武装起义。如直隶人民在1901年和1902年就鲜明地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1903年到1905年广西全省数十州县人民的武装斗争。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广西巡抚王之春向法国殖民主义者“乞援”，引起全国舆论的激烈反对。清朝统治者命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西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会党没有统一领导，起义暂时失败，但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依然继续发展。

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不能维持正常的营业，不断掀起抗捐罢市的斗争。

中国人民斗争的锋芒指向官府、地主、豪商，同时也打击教堂、洋行这些侵略势力的据点。反封建斗争和反帝斗争已经逐渐地结合起来。

收回利权运动　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矿权、路权的收回利权运动，从1903年起就逐渐开展起来。路权问题的斗争尤其尖锐。京汉、津浦、道清、沪杭甬等铁路预定通过的省份的人民都提出了收回自办的要求。1904年4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进行了要求废除1898年被美国攫取的粤汉路权的斗争，得到其他省份的响应。留日学生组织“三省铁路联合会”，力争废约自办。留美学生也有类似表示。次年，粤汉路权终于从美国手中收回了。收回利权也是符合当时发展较速的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的。

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在美华工而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发展到沿海、沿江如广州、汉口、天津等各城市。国内各地工商业者、农民、工人、学生、妇女都热烈参加这个运动，并以演说、标语、文章进行大规模的反侵略宣传，使运动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的群众性斗争。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先通过商会领导这个运动，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势力的共同压迫下，他们动摇妥协了，各地运动也就逐渐消沉了。但这个运动表示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情绪正在迅速高涨。

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就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农民群众革命化和各阶层人民反帝爱国情绪普遍加强这样形势的推动下，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通过爱国运动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年各地新式学校纷纷成立，赴日本留学也成为一时风尚，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他们一般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会动荡的刺激和农民群众革命形势的影响，因此其中一些人就能够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吸取其曾经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当时革命潮流中，成为运动的进步力量。

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分化为左右两翼　这几年，民族工业有了新的发展，棉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各业发展最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并开始分化为左右两翼。资产阶级的右翼原是官僚、地主、大商人等上层分子通过投资新式工业转化过来的。他们的经济力量较大，社会地位较高，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代表者是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康梁系和国内实业界领袖人物张謇、汤寿潜等。他们联合一部分地主商人、绅士形成为企图以立宪挽救清朝政权的立宪派。左翼的基本成员是中、小工商业者，以及一些华侨中、小工商业者，即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很低，迫切要求政治保障和经济发展。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新型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年开始，逐渐摆脱康梁所主张的保皇立宪的影响而趋向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们成为革命派中人数最多和最活跃的部分。

爱国团体的成立及其倾向革命　这时期国内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爱国知识分子蔡元培[4]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青年会”。这些爱国团体已经是带有革命倾向的组织。他们从宣传“爱国御侮”进而宣传“革命排满”。1903年留日学生把“拒俄义勇队”改为反满的“军国民教育会”。

从1903年到1905年之间鼓吹革命的书报大量出版，正式革命团体在国内外相继成立。留日学生在这些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宣传鼓动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在革命宣传工作方面，章炳麟[5]、邹容[6]和陈天华[7]是这时期的杰出人物。章炳麟是具有热烈爱国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早年即以研究经学湛深著称，文章雄厚有力。他在1902年就在东京留学生中倡议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进行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他自己不久就回国工作。1903年5月，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三期取消光绪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公开宣传革命。同时，章炳麟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保皇派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揭露康有为在公羊学幌子下主张“帝王万世、祈天永命”的反动说教。

1903年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其时不满20岁，他发表了震人耳目的《革命军》，提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反抗外人干涉中国革命独立。《革命军》在当时宣传品中销路最广，影响最大。邹容在此书出版后遭到反动势力的深忌，被清政府通过上海租界巡捕局拘捕监禁，于1905年因受折磨死于狱中。

陈天华在1903年发表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个小册子，以通俗的文字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已是中国的主子，清政府只是卖国的专制统治者。陈天华沉痛地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清楚地指出当时清政权和人民对立的关键所在，这就大大超过了当时一般反满派的认识和言论。陈天华主张以全民抵抗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在《警世钟》中，他写道：“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他不愧为这时期革命派中最激进的先锋和最卓越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这一时期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多到八九千人。他们之间许多人以省为名称出版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当时的风气是“以不言革命为耻”。革命思想的传播有一日千里之势。

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了孙中山领导的以华侨工商业者为主的兴中会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外，国内有1903年由黄兴[8]、陈天华、宋教仁[9]等在长沙组织的“华兴会”，和1904年由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10]在上海组织的“光复会”。这两个团体的特点在于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它们本身也采取类似会党的组织形式。华兴会联络湖南哥老会马福益领导的“洪江会”，并和湖北新军中革命青年和武汉一些学生所组织的“科学补习所”取得联系，准备在1904年11月武装占领长沙，并计划湘鄂同时起事。但事前泄露失败，马福益被杀，黄兴等潜赴日本。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奔走联系浙江温州、台州、处州等地的会党，把各府分散的秘密组织联为一气，计划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两湖后援[11]。长沙起义计划失败后，陶成章亦避至日本。“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张难先等就借基督教的圣公会名义在武昌设立“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深入新军士兵群众。

同盟会的成立及其三民主义革命纲　领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的进行。地方性革命活动的受挫也促成了这个要求的实现。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以各革命团体的成员和留日学生为基础组成的。这个革命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从分散的活动走向统一的趋向。

同盟会的最初成员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05年到1907年3年中加入的会员，其出身可考知者有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各占2%强。资本家、商人6人，占1%强。贫农1人。这些统计可以说明同盟会中比较活跃分子的出身成分。

同盟会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推举了总理（孙中山）和其他工作负责人员（黄兴等），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即准备在起义时散发的《军政府宣言》中，被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口号。后来，在孙中山写的《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中规定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在民族主义方面，同盟会纲领要求首先推翻清政府，这个要求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它把打击的对象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没有能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势力，甚至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在民族、民主的革命纲领中放过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是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的表现，也是纲领的主要弱点。更大的错误是同盟会在预拟的军政府《对外宣言》中竟承认不平等条约、外债和侵略特权，希望这样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保持“中立”。

在民权主义方面，同盟会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们当时所理解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其要求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并在人民心目中树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而言，这是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伟大贡献，在斗争中也起了有力的号召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始终只是一种幻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反动势力。

在民生主义方面，“平均地权”口号的提出，表示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少数会员已经看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看到欧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和无可避免的社会危机，企图以“核定地价”、“征收单一税”这种“平均地权”的办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借以“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见解。这种想法表明，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希望能和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维持共和国的长久寿命，避免再来一次革命。但这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因为限制地价的办法，并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的对立，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所谓“土地国有”也是无法达到的。因此，这样的土地纲领只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解决土地问题这三个革命要求的提出，毕竟是同盟会和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重要贡献。这在当时起着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特别是坚决推翻清朝政府这个号召，把国内各阶层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包括地主阶级中对满洲贵族统治不满的一些人）汇合起来，结成革命联合战线。这样，同盟会就成为当时的革命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