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5年到1911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

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并展开宣传，和坚持改良的君主立宪派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论战。这些是同盟会对于促进革命高涨的重要贡献。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康、梁等改良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触愈多，就愈害怕下层群众起来冲击旧社会秩序。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力鼓吹“开明专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当时国内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党和孙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样的危险分子。1904年5月军机处下令把《新民丛报》和革命书报一律查禁。这样，改良派的宣传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舆论破坏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的号外上，列举12个问题，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此后一年多中，双方的争论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这三个问题上。

首先，改良派宣传，革命要引起“暴动”、“内乱”，要招致外国的干涉和“瓜分”，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不断出卖土地和利权，要爱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爱的“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他们进步之处，但没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众暴动”，希望“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希望依靠单纯的军事暴动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这种幻想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其次，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行使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能力，连实施君主立宪一时都谈不到，还要经过十年以上的“开明专制”。革命派以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革命就连立宪也得不到，同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驳斥改良派反对共和的谬论。指出“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而外，并没有可以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发生实际影响的理论武器，因而对自己所提出的“民权”“民主”不能赋予应有的群众性内容。但是他们能够指出人民群众解脱专制压迫之后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观点。章炳麟在《民报》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笔锋驳斥康、梁的论点。他说：“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这成为一时传诵的警句。

最后，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宣称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剥夺的、“正义”的权利，“土地国有”是危及“国本”，并且表示对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问题还可以商量，这个问题丝毫不能让步。这种主张说明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与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革命派从“土地为生产要素”、“本不当有私有者”[12]，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质。他们从地主垄断土地、农民反而沦为佃农指出“地权失平”，从生产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强权”压迫指出“人权失平”。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把自身对于劳动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法律理论结合，从而提出“贫民革命”的法理根据，给改良派以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这两年的论战中，革命派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观点战胜了改良派的反动理论，推动了思想潮流的进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要不要依靠农民群众进行革命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革命派在论战中采取犹豫回避的态度，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同盟会联络会党力量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运动的首要地位。他们首先从联络会党下手。

1906年江西萍乡和湖南的浏阳、醴陵一带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同盟会派人联系会党发动组织的。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州县，清政府调集了五六省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萍浏醴起义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绪。1906年和1907年之间，光复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继续联络会党。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各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约定起义，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1907年6月，绍兴、嵊县和金华各处先后单独发动起义失败。徐锡麟在匆促中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希望以冒险的军事暴动夺取安庆，结果徒以身殉。随后秋瑾在绍兴也被捕壮烈牺牲。

孙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时间中，接连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武装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9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4月）。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中亲自参加战斗。这些起义给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但起义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会党组织，或是通过会党联系自发斗争的群众，由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援助，如潮、惠、钦、廉诸役；或是以会党组织小型敢死队企图夺取一个据点（如马笃山和河口之役）。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行动都只能归于失败。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同盟会虽然在组织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团体的成员统一起来，但它们的行动依然是分散的，意见也往往是分歧的。这造成了同盟会内部的不团结。华兴会的宋教仁、刘揆一反对孙中山和胡汉民等只注意在南部发动起义。1907年，同盟会中四川、两湖会党头目张伯祥等另组“共进会”，并把同盟会纲领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陶成章也以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具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脱离群众、急于求成、不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多数人认为会党不足与谋事，因而主张把工作专注于联系新军，不知应该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少数人如汪精卫竟然希望以暗杀清朝亲贵侥幸一逞。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形势正在蓬勃发展。这些自发性的斗争，在1906年和1907年有记录可查的将近200次。群众爱国运动也在不断发生，规模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为了沪杭甬铁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运动。立宪派为了切身的利害关系，在这些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在西太后统治的最后两三年中（1906—1908年），清政府企图以宣布“预备立宪”来抵制革命影响，并争取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地方绅士的支持。1906年8月，西太后根据考察宪政回国的清宗室载泽等五大臣的意见，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于是立宪派的政治团体，在各地纷纷成立，其中较大的如江、浙以张謇等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这些团体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地方封建势力代表的集合。他们主张用“叩头请愿”方式促使立宪实现。康、梁的“保皇会”从1907年初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同年7月，梁启超在东京成立类似政党的“政闻社”组织，向国内进行联络，标榜要求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借以抵制革命派的活动。但他在西太后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闻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灭了。

在统治力量日趋解体的形势下，清政府利用“预备立宪”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为名，把权力集中在满洲贵族手里，同时减削地方督抚的权力，把其中最有势力的张之洞和袁世凯内调，给予军机大臣名义，夺去实权。“中央集权”是革命势力压力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呈现裂痕的一种表现。1908年，西太后以“九年后实行立宪”答复江浙立宪派的请愿运动，在同时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也是毫无诚意的表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在两日之中先后死去。溥仪继立，改元宣统(1909—1911年）。溥仪年幼，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载沣为首的统治集团依然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调整相互关系　日俄战争后两三年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和调整。一方面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准备世界大战，急于重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英国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订立于1905年8月）和英、法资本在华合作侵略的关系，促使日、法互相承认其在中国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国居中促使日、俄达成对中国东北划分侵略范围的谅解，最后由法国调处沙俄和英国在亚洲各地侵略势力的关系。因此1907年日法协定、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相继成立，瓜分中国若干地区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着。另一方面，美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变成了主要的竞争者。1907年，清政府改变东北官制，新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系人物。袁世凯本人当时正任外务部尚书。于是1907—1908年美国通过袁系进行东北的“新法铁路”和“东三省银行”的交涉，阴谋逐步控制中国。但是由于英、法、日、俄关系的调整，1908年美国也和日本成立谅解[13]，保持其单独进行侵略的计划。

美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活动　配合经济侵略，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放松精神上的奴化和渗透活动，某些教会势力把一些传教和文化、慈善事业看作他们渗透和控制中国的手段。有的美国传教士[14]就公然说，这是“使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美国在精神的、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1908年，美国国务院将“庚子赔款”未付的一部分“退还”中国，借以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在中国办理文化事业，希望这样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批亲美势力。

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四国银行团的成立　从1909年到1911年，帝国主义对中国利权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日、俄、英帝国主义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协约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为基础，加强合作侵略中国。美国为了打破和日本竞争中的孤立状况，在1909年联合英国夺取在东北修筑锦瑷铁路的权利。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企图由美国控制东北所有铁路。1911年，美国又提出目的在于控制东北农业的计划。长江更是帝国主义纷纷逐鹿的场所。粤汉铁路（1905年收回商办）和川汉铁路（同年由地方决定商办）在1908年都被邮传部内定收为国有。张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国银行订立“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美国要求参加借款，并在国内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银行和哈里曼（所谓“铁路大王”）等在内的银团，和英、法、德资本家合组“四国银行团”，打算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并垄断对清政府的贷款。1910年5月，四国银行团在巴黎议决湖广铁路借款总额应为600万镑，四国均分。清政府在人民愤怒的抗议之下，一时不敢签字。

亲贵揽权与立宪派请愿早开国会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紧投靠帝国主义，一面极力把政权集中在少数年轻的皇族亲贵手里。1909年，摄政王载沣在罢斥袁世凯之后，就和载洵、载涛兄弟三人总揽陆海军权。在1909年和1910年先后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北京的资政院中，立宪派都占优势，形成了一个政治势力。立宪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开国会来分取一部分政权。立宪派主要人物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议局代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在1910年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但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只是“预备立宪”时间缩短为五年的空话。在资政院中，由各省咨议局选出的议员，还组织一个“宪友会”，和“敕选议员”也就是纯粹的封建官僚对抗。这些官僚议员也先后组织了一个“宪政实进会”和另一个更小的团体“辛亥俱乐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这实际上是一个“皇族内阁”，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蒙贵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军权、政权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汉族军阀、官僚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普遍不满，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摇摇欲坠的局面。

群众反抗斗争的新高潮　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新高潮。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扰（如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一年，江苏全省有一半州县发生抗捐斗争，“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河南许多州县人民反对“自治捐”，往往数万人集合拆毁县署。山东莱阳农民在五月间反对“新政”勒索，数万人围攻县署，“捣大户、捉富豪”，并发展为武装起义。广西人民武装斗争遍及数十州县，发出“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愤怒呼声。全国各地反对官府、地主、土豪、劣绅的农民抗捐、抗租斗争，如怒火般遍地燃烧起来。这一年，长江流域各地灾情严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囤积抬价，并偷运米粮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抢米风潮。长沙人民由抢米斗争发展为数万人焚烧巡抚衙门、银行、税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领事馆的大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形势促使革命派在各地加紧进行酝酿起义的工作。

各地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斗争，也在蓬勃地发展。1907年，江浙人民反对英国夺取沪杭甬路权。晋、豫人民要求从英国公司手里收回两省矿权。冀、鲁、豫三省人民要求从英、德两国手中收回津镇（津浦）路权。1909年，山东人民要求收回峄县中兴等煤矿的德国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废除英国开采铜官山煤矿合同。云南人民成立“保地会”，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1910年，山西、河南、山东、云南、东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特别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粤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粤汉、川汉铁路的斗争，以巨大的声势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在一些斗争中，革命派通过所联系的群众，推动督促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进行一定的反抗斗争，如山西、云南都有这种情况。

同盟会的两次广州起义　孙中山看到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连续指示同盟会的一些负责者，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会两次在广州起义，但这些仍然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结果都失败了。在有名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中，同盟会从各地调来的许多重要骨干在起义战斗中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对于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保路运动　清政府变本加厉投靠帝国主义。1911年1月，大买办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尚书，和帝国主义磋商大批借款。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1000万镑借款协定，接着又同意向日本1000万日元借款的要求。5月8日，以奕劻为首的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在帝国主义策动和盛宣怀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顾一切，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另谕“借款正合同签字势难久延”。同月20日，全长1800公里的国内主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就在600万镑借款的名义下被断送了。

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运动开始了。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在各省集资筹办，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清政府没收干净，路权又被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在铁路问题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绅商、立宪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发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立宪派力求控制这个运动。川、鄂、湘、粤四省的绅商先以请愿方式要求铁路仍归商办，然后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间股本改为股票发给股东，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7月间，各省咨议局要求“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责。立宪派对清政府也绝望了，只好另谋出路。保路风潮和有关各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迅速地配合起来。湖北宜昌几千筑路工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湖南长沙、株洲万余工人罢工示威。各地纷传会党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特别是在保路风潮最激烈的四川，运动发展到全省一百四十余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民达到数万人，会党也乘机公开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督署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在这个大惨案发生之后，革命党人和会党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