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袁世凯窃取政权和二次革命洪宪复辟和护国战争

封建买办旧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封建官僚统治机构。在中华民国招牌后面出现的，是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大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

袁世凯在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于3月25日到南京组织内阁。主要阁员或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充任，如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等部，或是实际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陆徵祥）、财政（熊希龄）、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会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等在当时视为闲散的四个部门。这就是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北京。于是袁世凯以北洋六镇新军为基础，以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为骨干，增募军队，扩大势力，在长江以北各省严行戒备。他任用粤系买办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买办官僚周学熙，掌握京汉、津浦等主要铁路和交通银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厂矿企业。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机构，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并以赵秉钧、陆建章等为爪牙，组织特务警察系统。这样，围绕着袁世凯构成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买办、官僚、特务集团。封建买办旧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

同盟会迅速褪色　同盟会勉强掌握着南方几个省的政权，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优势。但是同盟会自身原是一个松弛的各阶级联盟，内部本来就很庞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由于各地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的纷纷加入而益形涣散。同盟会修订的政纲，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张“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际是在允许袁世凯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希望保存同盟会在某些地区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实行民生主义”的内容，不提“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而代以空洞的“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这个政纲比起旧纲领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对广大群众当然没有什么号召力量。

下层群众对革命失望　以前在反满斗争中结合起来的各阶级力量开始迅速地分化。首先，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等下层群众在各地形成的革命的浩大声势，已受到旧官僚、立宪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权名义下的压迫摧残。在湖北，军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县士绅维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组织团练警察；此外甚至还有袁世凯旧部徐抚辰组织的“湖北全省保安总社”，指挥地主武装，镇压各地农民。革命派右翼分子刘公、季雨霖等也联络黎元洪以军队镇压鄂北自发起义的“江湖会”革命群众。下层群众没有得到革命的丝毫好处。各地被免除或减轻了的捐、税，由袁世凯政府通令“迅速恢复”，并将“新税一一进行”[24]。各地民军被解散后不加安置，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流亡。革命派自己远远离开下层群众，下层群众也不能不对革命表示失望。这样，革命派就丧失了对袁世凯进行斗争的群众基础。

资产阶级右翼结党拥袁　原属于立宪派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武昌起义后，纷纷钻入革命阵营，成为反满联合阵线的上层势力。随着清朝的覆灭，他们又急急拉着同盟会右翼分子，一齐投向袁世凯的反动阵营。1912年初，武汉同盟会右翼孙武、刘成禺等组织了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高呼“拥黎、联袁、拒孙”。章炳麟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会，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25]。接着，在1912年初，他纠集一些借口对南京临时政府青年干部不满因而脱离革命阵营的人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合作，组织“统一党”。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两个月，5月9日，“统一党”、“民社”就和原属“宪友会”[26]的籍忠寅等人组织的“国民协进会”等团体合并为拥袁的共和党[27]。共和党以两湖、江浙原来的立宪派为核心，以黎元洪为名义上的董事长，联合同盟会右翼分子和同盟会对抗，企图分享袁世凯政权的余沥。原属“宪友会”的另一部分人组成以汤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以旧政客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这两个团体和当时尚在海外的梁启超关系密切。它们和共和党实质上并无二致。这些团体都主张由袁世凯集中权力，把中国统一于他的统治之下。此外还有以蔡锷、王芝祥为首，由过去和同盟会或立宪派有联系的一批政客官僚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它号称第三大党，依违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

国民党的成立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等想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企图以《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和权力。但到了6月中，袁世凯就以不经内阁同意副署而发出总统命令的办法迫使唐绍仪和同盟会几个阁员于16日辞职。接着，袁世凯就先提出由官僚陆征祥组阁，迫使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继以自己的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把国务院变成总统府的秘书厅。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责任内阁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等立宪派、旧官僚团体组成“国民党”。同盟会改组的理由，据“国民党”的《组党宣言》说：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是为推翻“清帝专制”，现在“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28]。显然，他们认为在推翻清朝以后，开始建设的时候，就不需要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组织，而要改组成为一个允许官僚政客参加的政党。宋教仁是改组同盟会的主要负责者。至于早已投靠袁世凯的魏宸组，更坚决主张取消同盟会这个名称[29]。一部分同盟会员拒绝参加国民党，甚至有痛哭失声者。国民党虽然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并成为参议院中第一大党，但却没有对袁世凯斗争的决心和力量。8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张。孙中山虽然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势力已经涣散分化，因而只好表示愿意把一切国事交付于袁，而自己专力从事实业，立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9月间，黄兴奉孙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凯欺骗，竟然向参议院疏通国民党议员，于9月29日通过赵秉钧为正式国务总理。赵秉钧内阁中有六个阁员也由他介绍填写参加国民党的誓愿书，黄兴以为只要阁员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把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变成为“国民党内阁”。

梁启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归国。他和汤化龙、林长民等把“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为“民主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主要经费来源都是依靠袁世凯的津贴。不少立宪派人已都被袁世凯收买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了。

资产阶级上下层政治力量的升降　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经过1912年的这样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凯的以妥协改良为特色的资产阶级上层势力上升了。国内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机的政客议员，其中不少是原来的革命党人。他们“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一部分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愤慨失望，但除了发些牢骚之外，也无能为力。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在湖北，下层革命党人曾经掀起“群英会暴动”和“南湖事变”，希图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势力的统治，但结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杀。1912年底，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闲散穷困士兵数千人组成“同志乞丐团”，宣称“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济衣食”。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驱散附从而受到镇压。蔡济民《书愤》诗写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表达了下层革命党人的深深愤慨。

“宋案”与“二次革命”　1912年底第一届国会选举举行了。选举法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才有投票资格。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下层群众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产生的国会主要只是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士绅的国会。国民党在宋教仁主持下极力从事竞选活动。结果国民党取得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压倒多数议席。宋教仁希望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在预定的国会正式开会以前，宋教仁亲自到长江各省宣传演说，扩大影响。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认为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便指使人刺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因伤重逝世。

从查获的宋案凶手与北京来往文电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凯及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凶暴独裁的阴谋既被揭穿，孙中山立即主张兴师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在南方几省掌有兵权的都督们多数认为起义时扩编的军队已经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黄兴也对讨袁军事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听候法院审判。他仍然幻想依靠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地位，通过国会合法斗争来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凯。国民党多数领导人不能下决心讨袁，袁世凯却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大力支持袁世凯。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镑（约合2. 8亿银元），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帝国主义开始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盐务机构。美帝国主义也在这时（1913年4月）抢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则唆使共和党、民主党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来对付国民党。同时，北洋军队已经陆续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到这时候，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国民党在军力对比和军事形势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党内领导人和独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对讨袁军事徘徊犹豫。一年多以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就完全失败。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凯破坏约法和国会并扩大专制独裁的权力　袁世凯一面在南方镇压“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便由这个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这批国民党员贪恋议员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有的声称可以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更有不少人为袁世凯所收买。

1913年7月，袁世凯提出由进步党的熊希龄组织内阁。进步党人多数就是原来的立宪派分子，他们多年来梦想在立宪政体下组阁执政，这时认为机会来到，声称要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但是袁世凯只是要利用自居为中间派的进步党作为政治工具，替他铺设走向进一步专制独裁的道路。所以当此内阁在9月组成时，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几个闲散次要的部长职位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人来点缀，内阁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国会为了适应袁世凯早日做上正式总统的要求，竟然违反法定程序，在宪法订出之前就仓促通过总统选举法，并急忙在10月6日进行选举。袁世凯在这一天派了自称“公民团”的便衣军警和流氓数万人包围众议院，叫嚷威胁议员们非选出袁世凯不可，否则不准走出会场。议员们忍饥终日，从早八时至晚十时，投票三次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政府，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

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就立即下手破坏国会。11月，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在几月前与“二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搜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证章。又由军警把住国会大门检查议员证书、证章，使国会因无法凑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数而不能开会。残余的议员提出质问，熊希龄还出面为袁辩护，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接着，袁世凯就连残余议员也下令遣散，宣告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各地方的自治会和各省省议会随即也由袁通令一律取消。袁世凯另外指派了80个官吏组成“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构。熊希龄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之后，也被袁世凯在1914年2月抛弃。袁世凯已经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扩大的独裁权力。

袁世凯又召集了一个“约法会议”，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订出《中华民国约法》，完全废除了《临时约法》。袁氏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专制皇帝的程度：废除责任内阁制和国务院，由一个类似皇帝时代宰相的“国务卿”“赞襄”总统（其下还有“左丞”，“右丞”），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由总统任命一些“参政”，组成供咨询的“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凯摧毁。军阀、买办、大地主的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袁世凯则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去掉。

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要通过称皇称帝来最高度地集中独裁专制的权力，帝国主义者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于通过他来扩大它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来趁机夺取大量权益。

1914年8月，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趁机独占中国。日本宣布参加了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项：

一、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也就是把山东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及特殊权利（包括“任便居住往来”，经营农工商业，开矿、筑铁路，聘顾问等等），并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

五、“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中国的警察机关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间，南昌与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在福建筑铁路、开矿、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等等。

按照二十一条，中国实际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其内容的狠毒，超过过去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款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吞中国的狂妄的贪欲和梦想，因此，当二十一条内容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运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首先罢课演讲、发布传单宣言，工人罢工，各城市普遍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然而袁世凯竟下令严禁抵制日货，把爱国人民诬为“乱徒”、“乱党”，进行镇压。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后，竟在5月9日承认了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的阴谋。

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自此以后，袁世凯就更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7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Goodnow）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人知识太低，“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接着，袁世凯手下的政客杨度等就以古德诺的谬论为据，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并且通电各省军阀官僚，要他们讨论“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者适于中国”。于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现了军阀官僚策动的各种各样请愿团体，上书要求袁世凯称帝。买办官僚梁士诒等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让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开会，就统一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结果，以这样方式制造出来的“民意”，以全部一致的票数同意改行君主政体，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经过参政院根据“民意”劝进，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并预定自翌年（民国五年）起改元“洪宪”，准备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当时认为国内有他所豢养的军阀、官僚可供驱使，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再运用武力、阴谋、金钱、欺骗等种种手段，就可以倒转历史车轮，实现封建君主帝制的复辟。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坚决反对。

讨袁的“护国运动”　孙中山是坚决反袁的。他认为过去因为国民党妥协涣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1914年7月，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要求把这个团体变成严密的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已经失去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中华革命党在这时只成为一个少数人狭隘的秘密团体。中华革命党主要在沿海各省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军事冒险活动，而没有深入民间，不能在全国反袁、反复辟的斗争中起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这时虽然也在广东、云南、四川等省和进步党及地方军阀合作反袁，但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首先在云南爆发的反袁运动，也就是所谓“护国运动”，是由一些受过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层军官策动起来的。地方军阀唐继尧实际上是被迫参加这个运动却又一变而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本来曾经拥袁，但后来被袁世凯抛弃。他们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声势来倒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辛亥革命时曾任云南都督），在梁的策动下秘密离京进入云南，联络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于19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护国军本身的力量虽然不大，但一旦举起讨袁的旗帜，配合上全国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对袁世凯便成为重大的威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数月内相继宣告独立，通电促袁退位。反袁的势力迅速增长。

窃国大盗的末路　日本在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已发觉他的地位并不稳固。1915年10月，日本联合英、俄两国警告袁世凯应暂缓称帝。12月，日本又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再度对袁警告，声称“以后对中国决定执行监视之态度”。同时，日本暗中支持进步党、中华革命党和其他各派反袁势力的倒袁活动，准备在混乱局面中乘机取利。

袁世凯的极端集中权力和一贯以阴谋权术防制异己，甚至在亲信的北洋系军阀官僚中也引起疑惧不满。他们看到袁世凯败势已成，就观望待变或与反袁势力联系。袁手下最重要的两个部将冯国璋（江苏都督）和段祺瑞（帝制前为国务总理）这时也都另有打算。冯国璋利用自己在袁世凯和西南反袁势力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右操纵，投机取巧，曾经联合浙江、江西等若干省军阀密谋迫袁取消帝制。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企图仍以总统地位继续进行统治，并恢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职务，希望他们出来解围。段祺瑞便乘机向袁要索兵权和责任内阁权力。1916年6月，这个窃国大盗在举国反对、众叛亲离的窘况中死去。

反袁运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对几年来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痛恨。但是，以梁启超为灵魂的进步党人和地方军阀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袁世凯虽然被推翻了，公开的帝制复辟活动虽然被粉碎了，但中国仍然继续被大小封建军阀统治着，黑暗混乱的程度有加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