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汉高祖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跟着而来的，是楚汉之际争夺国家统治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1]。

面对这种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22]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军吏卒无爵[23]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普通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

三、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代替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的汉墓竹简中，有《二年律令》和《奏谳书》[24]。前者是吕后二年以前发布的汉初律令的部分内容，共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27种律和一种令。后者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其中有汉高祖时期郡县上报廷尉的16件疑难案例。这些资料使我们知道，汉初的法律大量继承了秦律的内容，但量罪处刑较秦法缓和，对东方王国地区的干预也较少。

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西汉王朝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汉高祖推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国家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25]。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26]。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27]，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28]。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29]，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30]，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为40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31]。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余钱”[32]。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取消过关用传的制度[33]，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予爵位。输粟达600石者爵上造，达4000石者爵五大夫，达1.2万石者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在他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34]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35]皇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36]之说。

文景时期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使农民能够稳定地提供赋税徭役，使汉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社会矛盾。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70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一度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37]，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杰的分裂活动基本上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诸侯王。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异姓诸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以后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所以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王”。同姓王国辖地共达39郡，而中央直辖的土地只有15郡，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这依旧是干弱枝强的局面。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38]，例如齐国辖地六郡73县，代、吴各辖地三郡53县，楚国辖地三郡36县。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诉当时中央和王国形势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而且“病非徒瘇也，又苦踱戾”，这就是说“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倡天子”。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39]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引起文帝的重视。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40]。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这时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逐渐巩固。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时，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阳高境），史称“白登之围”。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略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奉遣之”，并于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41]汉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也是在匈奴的严重威胁下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农民战争中，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42]，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曾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这个禁令对南越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也破坏了民族关系。赵佗反对吕后的这项政策，他自称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43]，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已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尊官厚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战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闽侯）；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王、闽越王都参与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