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社会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初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是农民经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以后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135]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民家给人足”；另一方面，豪党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严重。官僚地主无不“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136]，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137]。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从长远着眼来巩固汉朝的统治，即所谓“财不匮而上下相安”[138]。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大地主和政府的现实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已。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到处有农民暴动发生[139]。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达到200万口，无户籍的40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暴动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140]。关中也不安静，《盐铁论》说“关中暴徒保人阻险”[141]。暴动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官吏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汉武帝又作“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死。
在农民再接再厉的打击下，汉武帝感到专靠镇压无济于事，考虑过改变统治办法的问题。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142]。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并且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143]。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了。
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以来的“与民休息”政策，史载“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144]，西汉统治相对稳定。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示以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许多多的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桓宽《盐铁论》一书即是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显然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宣帝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他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的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600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沿边的西河郡（郡治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屯田积蓄，有了可供大司农调发的钱谷。
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铸钱和制造铁器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145]。
汉宣帝被后世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甚至还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146]。但这只是当时社会情况一个方面的夸饰之词。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无法遏止，所以社会矛盾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147]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148]。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元帝时，西汉社会更是险象丛生。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149]。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150]。儒生京房曾问元帝：“陛下视今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151]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重赋敛”[152]。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这时，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的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几百顷，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千万者少”[153]；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154]。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二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43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成都罗裒，临淄姓伟，洛阳张长叔、薛子仲，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如氏、苴氏，多是资财巨万的大商人。罗裒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还往来长安、巴蜀之间，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155]。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郑躬等的暴动[156]。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157]等和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领导的暴动经历19郡国[158]，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159]，除了继续反抗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哀帝在农民暴动的威胁下，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因此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种自欺欺人的易号改元，除了暴露西汉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以外，毫无其他意义。
王莽改制 当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160]，这实际上就是王莽对待当前社会危机所表示的笼络人心的态度。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捐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161]，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主持祭祀时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但都被他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
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诏，历数秦汉社会兼并之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他针对这种情况，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162]，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个诏令，“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163]。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就完全失败了。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业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国家的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无力控制这些人。这些人“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164]。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钱一值50，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50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王莽迫不得已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165]。
王莽屡易货币，加速了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十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屡易其名。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用各种办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戏，欺骗人民；一面虚张声势，发动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5000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了联系。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统治终于在农民战争的无情打击下彻底崩溃，王莽本人也成为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