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边境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边境各族的关系
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王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对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但是从总的后果看来，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围各民族。西汉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越人 汉初以来，南方的越人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界中，积食粮”[116]，这是东瓯、闽越人农业有所发展的表现。南越经济的发展，比东瓯、闽越还要明显。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117]，早已吸引了许多北方的商贾。除了吕后统治时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维持着关市贸易，铁农具和耕畜通过关市，源源不断地输入南越，促进了南越的农业生产。南越和西南地区也有经济联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援于汉。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走。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徙，汉王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军数路攻入东越。越繇王和东越贵族杀余善，汉封越繇王和其他贵族为列侯，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
汉朝和南越的关系，较为复杂。建元三年，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边邑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赵胡派太子赵婴齐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摎氏（汉人）的意见，上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118]。南越丞相吕嘉代表越人贵族势力，反对赵兴和摎太后，并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婴齐长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和赵建德，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广州市内发现南越王墓，墓主很可能是赵胡。出土器物甚多，其青铜器有汉式、楚式和南越式。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诸侯王制度。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余，又反映南越社会落后的一面。
匈奴 汉初以来，匈奴族的领袖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19]。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贤王）分领。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领一定的战骑和分地。单于的氏族挛鞮氏以及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是匈奴中最显贵的几个氏族。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铁马具、铁武器和铁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规定，“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匈奴贵族死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120]。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马邑人聂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十万入塞，发觉汉的诱兵计划，中途退归。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边郡，汉军也屡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军也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121]。西汉王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22]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带领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兵北至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军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战获胜，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这时，汉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23]，逐渐开发这一地域。
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以后，匈奴力量大为衰竭，除了对西域诸国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东发展。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到此基本解除了。汉军在这几次战役中，损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之末，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事，但是这些战事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如过去了。
西汉王朝战胜匈奴以后，北方边地出现了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增强。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麦、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通过屯田的兵民，在边郡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建了亭燧。北方旧有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今包头、呼和浩特附近的长城沿线，还设置了许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边塞的烽燧系统完全建立起来了，“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124]，吏卒众多。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戍守张掖居延的汉军修障塞，开屯田，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续至东汉时。戍军遗存的简牍文书，迄今发现者达三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汉简。今甘肃、新疆许多地点以及内地各省也有大量汉简出土。这些都是研究汉史的珍贵资料。
匈奴人向西远徙以后，部落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近年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正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
西域诸国 西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被称作西域[125]。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楼兰（鄯善）以西，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有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焉耆、尉犁、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们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才达到八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
在盆地以西，葱岭以南，还有蒲犁、难兜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发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东部的天山缺口，由车师（姑师）控制着。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是塞种人居住的地方。汉文帝时，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迁徙到这里，赶走了塞种人。后来，河西地区的乌孙人又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乌孙人有12万户，63万口，“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126]。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这些国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榨取西域的财富。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非常暴虐，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来是一个大国，其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6000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127]，贫羸的蒲类人逃亡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的国号。匈奴对西域其他国家的生杀予夺，于此可见一斑。
自玉门关出西域，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蔡。
与西域相邻的中亚诸国中，大宛户6万，口30万，有城郭屋室，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产稻、麦、葡萄和良马。大宛西南是从河西迁来的大月氏。大月氏地处妫水（今阿姆河）以北，营游牧生活。原住妫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商贾车船行傍国”。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咸海以东的草原，则由游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他保留汉节，居匈奴十余年，终于率众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那时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迁到中亚，张骞乃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128]。张骞不得要领，居岁余而还。他在归途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各种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129]，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张骞东归后，武帝即开始了广求西域道路的活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国（今印度），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年，汉军击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今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以后，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
那时候，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东端的楼兰和姑师，受匈奴控制更加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也使楼兰、姑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姑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遮断道路。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将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汉以宗室女细君与乌孙王和亲，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细君死，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细君与解忧先后在乌孙多所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击大宛，无功而还。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军获得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此后，汉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各驻兵数百，进行屯垦，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
以后，汉在车师一带还屡次与匈奴发生战争。宣帝时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归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乃在西域设立都护，都护治乌垒城，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130]。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消失，汉和西域的通道大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时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有火葬习俗[131]。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拘执为奴，后来逃回本族，被推为豪，爰剑和他的子孙，从此就成为羌人世袭的酋长。羌人原来以射猎为事，至爰剑时始营田畜牧。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132]。
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击走匈奴后，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豪，镇压羌人，羌人遂围攻金城郡。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取得了胜利，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此后一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朝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结发为椎，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儶、昆明等族人民编发，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君长。氐和冉有火葬习俗。
战国时期，楚将庄领兵溯沅水西上略地。庄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归路被截断，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以后秦朝的势力达到西南夷中，在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设置官吏。
西汉初年，西南地区与巴蜀等地维持着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焚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胖柯江转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武帝派唐蒙领千人，携带缯帛食物，到夜郎进行活动。稍后，汉在巴蜀之南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并发巴蜀卒修筑自僰道（在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马相如深入邛、筰、冉，在那里设置都尉和十余县，但不久就罢省了。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据这一情况，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从那里通向西域。经过这些活动，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拦，寻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则始终没有达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第二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
云南晋宁石寨山陆续发掘出的几十座滇人贵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还有战国末至东汉初的大量古滇国遗物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晚期的滇国器物，与贵州、广西出土的西汉器物相似，在种类与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年，滇国遗物中纯汉式器物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汉式器物多数来自中原，有的则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国青铜农具的出土，说明农业在滇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滇国器物上的图像，表明滇人牧养牛、马、猪、羊、犬，猎取鹿、虎、野猪，畜牧和狩猎经济都相当发达。青铜铸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业，铜器相当精美。铁制品数量不多，有些铁器实际上是铜铁合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人之地“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这与滇国遗物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的经济情况大致相同。
滇国铜器上有许多反映奴隶和俘虏生活的铸像，如奴隶在主人监督下织布，以奴隶作牺牲，捕捉俘虏，俘虏被裸体悬挂等等。奴隶多编发或披发，同滇人奴隶主的椎髻不同，他们显然是从外族俘虏来的奴隶。滇人墓中殉葬物丰富精美，可以印证《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人奴隶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乌桓 鲜卑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汉初以来，活动在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133]。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但还未出现世袭的酋长，凡“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血族复仇的风习，在乌桓社会中还很盛行。乌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还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输牛马羊皮。过时不纳，要受到匈奴统治者的惩罚。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但比乌桓落后。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远徙辽东塞外，南与乌桓相邻，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