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

土地兼并的发展　唐初，在生产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自耕农民每丁约可营种30亩地上下[82]，就全国说，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户，平均占田约为六七十亩[83]。唐代亩产，平均约为五斗到一石[84]。农民收获以后，除去赋税、口粮、籽种和其他生产费用，所剩还不足以应付天灾人祸和政府突然的征发。因此，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贫富分化日益迅速。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兴建日多。地主不愿当兵出赋，史载当时“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货则富强获免”[85]，繁急的赋役差科大多转嫁到农民身上。

咸亨、垂拱（670—688年）以后，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各地地主和官吏勾结起来，对于人民的土地、财物，肆意取夺[86]。在财产诉讼中，官吏们受请托，纳贿赂，使贫苦农民“有理者不申”，“合得者被夺”[87]。

高宗末年，西有吐蕃军犯边，北有突厥贵族反唐，唐先后调动了几十万军队作战。紧接着，关东和关中又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灾区的人民死亡流散，十有四五[88]。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唐王朝的大量军事调发，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蜀中“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89]。大足元年（701年），李峤概括当时的情况说，“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90]。农民不得不典田卖地，佃种、佣耕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的农民“弃其井邑，逋窜外州”，他们有的逃入山林之中，辟地营种，有的转入城市，“专事末游”[91]，更多的“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92]，转成被地主隐匿起来的佃户和佣保。

开元年间，在赋税繁苛，兵役日重的情况下，农民更加贫困，有的农民“虽有垅亩，或无牛力”，耕种十分困难；有的“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93]，落入地主富户高利贷的罗网。地主、官僚乘机大肆兼并，有的用借荒的名义侵夺熟田，有的以置牧为借口占据山谷；还有的用私改籍书或典贴等方式向农民掠买土地。唐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年）诏中也不得不承认，“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94]。史称“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95]。地主隐蔽的佃户以及流落他乡不在籍的农民达到四五百万户以上[96]。半自耕农、佃户和佣保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分量，大大增加。

地主集中在一个地方的田产，称为庄、庄田、或庄园。庄有小到几亩的，也有大到数十顷的。唐代的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生产单位。唐代地主一般是把庄田租给农民耕种，“坐食租税”，即收取地租。不少庄居的地主经常督责佣保，城居的地主在农时也常下乡监视生产[97]。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庄则或派专人管理，或定期派人巡视收租。

租种地主庄田的农民，一般被称为“庄客”、“田客”。地主对佃户的人身控制比豪强大族对佃客要松弛一些，没有世袭的人身依附关系。地租一般称作“庄租”“租课”。庄客除了要把收获的粮食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还要交纳油、柴等其他生产物，以满足地主的需要。此外，还要为地主服一些临时性的劳役，如修房、打墙、护院等。庄客除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外，往往还要向地主租借种子、粮食、农具和房屋，陷入地主高利贷的罗网。除了佃客以外，在庄田上劳动的，特别是在庄舍毗连的园中劳动的，多半是奴婢和佣保。园中种植蔬菜，多用于自给，有余也在市上出售，以换取其他日用品。

开元中年的政治、经济措施　唐玄宗在开元之治形成以后，进行了检括户口，改变地税、户税征收办法和改革兵制等工作，以求符合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情况。

一、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唐初的三省体制，谋议决策和行政明确分离，尚书省六部，机构简单，职掌固定，少有弹性，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紧张，出现了有些事情无部门负责，无令式可循的情况，只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奏章越来越多。唐高宗后期，把一些文士招到禁中，帮助阅读处理这些奏章。这些文士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则天时期，开始把奏章交给中书省来处理。

为了解决新出现的军事、财政等各种问题，武则天以后往往派遣官吏出使，处理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差遣。与此同时，朝廷也不断颁发解决具体问题的制敕。制敕中多为临时处置办法，而指明“以为永式”的部分则成为令式的一部分。作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则逐渐发展为固定的使职，包括节度使等常设的使职。使职的广泛设立，在原来尚书省六部之外又出现了一些行政机构。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中书省开始直接参与政务的处理。宰相不仅参与政事堂的讨论决策，而且负责具体政务的运行。为了从制度上把决策与行政合一肯定下来，同时把尚书省六部和使职这两个系统统一起来，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掌庶政。中书门下正式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开元后期，宰相人数减少，并且往往兼任尚书仆射或六部首长职务。

二、检括户口。武则天以来农民大量逃亡，有的成为地主潜停的客户，有的则在外乡开垦荒地。进入开元以后，尽管土地不断开垦，人口不断增加，但由于大量逃户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户口却不见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朝前期，在正役和杂徭之外，不同身份、年龄和具有各种技能的也要服各种不同的役。其中最主要的是勋官番上、杂匠、白丁供官府和各级官吏驱使。开元时统称为色役。他们定期到官府和官手工业作坊服役。不服役时，纳资代役，称为资课。开元时期，由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官僚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官府作坊也普遍使用和雇的工匠。白丁担任的，主要供各级官吏役使的各种色役普遍改为纳资课，工匠也由不役时输庸改为纳资代役。在开元六年以后的制敕中，已不断把资课与庸调或租庸并提。资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由于充当色役可免征行，色役大部分转化为资课后，只需纳资，连上番服役也免了。不少人便采取假冒勋官或其他办法冒充色役，以逃避征行。色役伪滥也成为影响国家收入的一个因素。

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建议检察色役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命融充使推勾。根据唐的《户令》和《唐律·户婚律》，京畿附近和有军府州的农民是不能迁往京畿以外和无军府州的。农民逃亡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开始时唐朝政府只是宣布不追究逃亡之罪，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就地落籍，其余的都要送回原籍。结果收效甚微。宇文融只是检出“伪勋及诸色役甚众”[98]。开元十一年，唐政府作了新的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才收到实效。到开元十二年结束时，检括出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应的籍外田。

三、改变地税和户税的征收办法。地税、户税在太宗、高宗时就已开始征收，但户税尚非定制，地税起初只是作为义仓用，亩收二升。后来又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仅收5石，相当于亩收2升时250亩的地税。地税、户税在当时国家收入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由于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升降、户口转徙日甚，原来按丁口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了。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增加财政收入，开元中唐王朝把地税从按户等征收改为按亩征收，亩收二升。宽乡根据实际垦田数，狭乡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田亩征收。户税也成为定制，按户税钱，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以供军国传驿和邮递之用，每年别税，以充州县官吏月料[99]。同时每乡开始量放若干丁租调[100]。天宝时，每年地税约得1240余万石，约为粟米收入的1/2，户税平均约200万贯，折算约当绢布收入的1/3[101]。地税、户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

四、改革兵制。高宗以后，战争频繁，不仅勋赏不行，甚至还要夺赐破勋。地主富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伪度为僧，以逃避点拣[102]。兵役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贫下户失去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103]，番役更代也多不以时，其家人又不免征徭，因此，卫士在班休之后，“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104]。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男丁12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十三年，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政府又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兵，府兵征行，也从此停止。此后，卫士不再简补，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招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高宗、武则天以后，边疆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事日益胶着，原有镇戍制和临时发兵遣将已不足以应付。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开始在边地设立军、镇，驻扎重兵，一方面屯田，一方面防守。镇戍和行军制度为屯防制度所代替，最后发展为节度使制度。开元初年，唐王朝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

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节度使的兵员不断扩大，天宝元年边镇兵达到49万人。而中央禁卫军只有八九万人，且缺乏训练。一般州县则没有军队。军事布局上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开元二十二年，唐王朝在国内诸道设采访处置使，管理州县事务。天宝中，边地各道的采访使由节度使兼领[105]，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此外，玄宗还解决了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开元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兼江南、淮南转运使，对漕运制度加以改善，于黄河、运河和黄河渭水交会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三门峡一段改为陆运。这样，就缩短了舟行的日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减少了覆溺的损失。在3年之内，运米700万石，省陆运费30万贯。

关中粮储充足以后，唐政府从开元二十五年起，实行了回造纳布与和籴制度，江南郡县的租粟和脚钱一律折价纳布，运往关中，用来向当地人民和籴米粟，作为漕运的补充。当年得粟数百万石，天宝时，各地和籴米粟运到长安的，每年约有百余万石。

天宝年间社会矛盾的发展　开元末，边镇兵的衣粮逐渐改由政府供给，唐王朝军费开支大为增加。天宝以后，每年要用粮食190万石，绢布1000万匹段，所用绢布，约为政府每年绢布收入的一半。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106]，政府库藏支出经常感到不足。因此，“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107]。杨慎矜掌管太府出纳，诸州所输布帛，凡有渍污穿破的，皆令州县征收折估钱，转买轻货。天宝时，王为户口色役使，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的租庸，有并征30年者。

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进行战争。开元末年，宗室宰相李林甫排挤了宰相张九龄和其他大臣，开始独掌大权。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在西北大举用兵。天宝六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机倾陷，王忠嗣被贬逐。此后诸道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安禄山等受到唐王朝的特别重视，成为唐王朝进行战争的工具。这时候，皇帝的禁卫军已经腐化，羽林、龙武四军和诸卫彍骑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贩（服）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108]，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哥舒翰等担任节度使后，屡立战功，权位渐高。诸节度使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朝廷大臣之间的矛盾大了起来：哥舒翰与安思顺、安禄山不协，杨国忠与安禄山也有矛盾。

天宝十一年，杨国忠继李林甫独专大权。他一人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事务“责成胥吏，贿赂公行”[109]。杨国忠一人所受中外贿赂，积缣达3000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各种矛盾迅速向前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唐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国家的关系　开元四年（716年），契丹摆脱了突厥贵族的控制，倾向于唐。次年，唐把营州都督府从幽州境内迁回柳城。后来，契丹由于内部的发展，势力强大起来，与唐时战时和，互有胜负。唐一方面通过和亲笼络契丹军事贵族，一方面在营州设平卢节度使，用重兵防守。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渐衰落。开元四年，默啜为回纥所杀，继立的毗伽可汗与唐基本上和好，但也不时犯边，唐设朔方、河东节度使，进行防御。天宝四载（745年），东突厥覆灭。代兴的回纥还不够强大，对唐和好。唐把力量集中到西北边疆，去对付吐蕃的军队。

由于唐在河西、陇右建立了坚强的防务，开元时，唐和吐蕃的相持线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带。吐蕃在东线不能占据优势，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图从西线攻占唐的安西四镇。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将万骑远袭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留兵戍守。天宝八载，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唐王朝的军事活动进一步转向中亚，与大食展开了争夺昭武诸国控制权的斗争。天宝九载，高仙芝攻入石国，大肆杀掠，引起中亚各国的愤怒，他们“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110]。天宝十载，高仙芝将蕃汉兵三万越过碎叶水，在怛罗斯城下与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大败，被俘者二万人。怛罗斯战役以后，唐丧失了对昭武诸国的控制能力，大食也未继续东进。

8世纪初，吐蕃贵族的势力已进入云南，征服了洱河诸部，控制了六诏。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以抵御吐蕃。南诏贵族的势力强大起来，向东征服西爨、东爨。唐王朝和南诏统治者为了争夺对东爨、西爨的统治[111]，从天宝十载到十三载发生了战争。唐的士兵由强迫而来，又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水土，因而遭到大败，唐军死者前后近2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