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时期内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份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铧，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需要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劳作，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辛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25]。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的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少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26]。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27]。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入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28]。

手工业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采矿业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河东境内的居民多用煤炭作燃料[29]，其地贫民，在北宋前期即多以采煤出卖维持生计[30]，可知其用煤为燃料之历史已很久。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用煤炭作燃料[31]。江西的丰城、萍乡二县山间的煤炭已被开采[32]。河南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的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的直径达2. 5米，深达46米左右，依煤层伸延开掘巷道。其中较长的4条巷道总长达500余米，并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地下积水的设备[33]。

11世纪初，河东转运使陈尧佐曾减免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广的冶铁课数十万[34]，可见这一冶铁作坊规模之大。从其所在地推测，必是以煤为燃料的。

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过宋代冶铁遗址[35]。繁昌遗址的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溶剂。这样的遗址不制造铁器，是只炼铁块的作坊。

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用煤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了铁的质量，这对于改善农具所起的作用很大。苏轼在徐州西南山中发现了煤炭，用以冶铁作兵器，“犀利胜常”[36]。

铁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有的是由地主豪绅经营，有的则由政府设监经营。前者役使的大都是所谓“流亡”和“逋逃”，后者则是把各地被判决服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劳作。商州的一个铸铁监，在宋仁宗时，就有这样的罪犯两千多人。

丝织的技术水平，在宋代仍以四川地区为最高。宋太祖在乾德四年（966年）曾以平蜀所得锦工200人置绫锦院于开封。江南的丝织业，从北宋开始也已逐渐胜过北方。丝织物的花样和品种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染色技术的进步也很大。丝织品制作技术已经提高，特别是刻丝和刺绣，已经达到极其精致的程度。李觏（1009—1059年）曾描述当时丝织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37]这可见，丝织业在当时虽还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但已不只是为了自给，有些已在从事商品生产了。在北宋还出现了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叫做机户。机户中的劳动人手大都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者除满足自身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的消费之用。这两类作坊的劳动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要在手背上刺字[38]，私营作坊中的募工虽不刺字，其所受封建性束缚也很强烈。

瓷器的制造，在北宋一代，不论在产量或制作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的提高。烧造瓷器的窑户，当时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地所造瓷器且都已具有特点。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的定窑，河南的汝窑，处州的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瓷窑等。据说设在郑州的柴窑，从五代末年以来就已能够烧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精美瓷器[39]。

瓷器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种，远销到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

北宋的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普遍的发展，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有很多城市分别采用竹子、大麻、、楮和木棉等不同原料，制造质地不同的纸张。福建的建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当时的一些书画家，有的定制各种特别精致的纸张和笺札等，有的人定作了印花笺，而且已开始采用两色套印的办法。

北宋的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都刻印了很多书籍，私人出资刻书的也很多。开封、成都、婺州、杭州等地是当时刻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斜谷等地，在当时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从北宋初年起，每年由这些地区为政府制造的漕运官船就有三千多只[40]，其所打造的民间自用船只的数目，必然更多。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商人所乘用的船只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的更几乎全部都是中国船只。这种海船的构造，下侧狭尖如刃，便于破浪，抵抗险涛骇浪的能力也比当时外国船舶为强。这可见，北宋时中国工人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越当时东西洋其他国家了。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自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进行小范围的地区性商业活动。凡属于米、谷、麦、豆、鸡、鱼、蔬、果、柴、炭、陶瓷用具、竹木什器、丝、绵、布、帛、衣、鞋、猪、羊、马、牛、驴、骡等等，都在坊场买卖。苏轼的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41]。可见市集已很普遍。北宋政府已经把从这类坊场中征收的商税，和从大城市中所收的商税列为同等重要的项目，又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

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盛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当时的洛阳[42]、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况也和开封城相仿佛。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里，交易活动基本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已经有了一种突破性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大多只是取道于海洋，却比较唐的极盛时期还更繁荣一些。当时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南洋群岛以至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国家，都和宋有贸易关系。遇到这些地方的“蕃商”不来或来得较少时，宋廷就派遣使臣前去招致。从这些地方进口的东西，是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翡翠、玳瑁、玛瑙、水晶、镔铁、蕃布、乌、苏木等物，大多是从自然界采集而来或稍微加工的一些物品；从中国出口的，则是金、银、铜、铁、铅、锡，乃至铜钱和各种丝织品和瓷器之类，全都是经过人工冶炼、织造或制作而成的一些物品。从双方交易的物品来看，也可证知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在北宋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北宋政府在这些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于进出口船舶的检查和抽税。市舶司从进出口的船只征收的税款和实物，也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太宗时，政府府库中已充满了从海舶抽取来的珍异宝货，便在开封设置榷易署，增价出卖，每岁获利五十万贯[43]。后来，宋廷更以其中一部分向各地住户派销，换取金帛急需，资助政府用度。

纸币的出现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北宋政府每年所铸钱币的数量虽已较前代大增，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宋真宗初年，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便由几家豪富地主人家发行了纸币，叫做交子。其后不久，北宋政府收夺了私家发行纸币之权，由政府在成都设置专局，负责印制和发行纸币的事。此后，发行数量越来越多，行使纸币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北宋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了交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

行会　北宋时期，大城市当中的商人都按照不同的行业组成各种行会。政府则通过行会对商人进行控制和勒索。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北宋的官吏有很多人是在暗中出资经营商业的，他们也在暗中对行会加以操纵。所以，北宋的商业行会是统治阶级中的官绅和豪商大贾们共同组成的。各行业的小商贩们在城市当中经常遭受到同业行会的欺压，因而也经常与之展开斗争，这也构成北宋城市中阶级矛盾的一个侧面。

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例如做鞋的称为“双线行”；或称为“作”，例如“金银镀作”、“油漆作”、“木作”、“腰带作”等。在手工业者当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和学徒，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这是封建等级制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体现，所以手工业者的行会完全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组织。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情况，不是在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对抗中成长起来的，而是自始就处在他们的操纵把持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