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根据北宋前期的记载，四川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客户的数目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户”（佃客）。地主对待旁户，几乎是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的。地主每年应向政府交纳的课税，都直接由旁户负担[63]。
北宋政府灭后蜀之后，对于四川农民的这种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还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它在成都设置博买务，迫令当地居民按期织作冰纨、绮绣等类精美丝织品，并严禁百姓、商人在市场上对这类东西进行买卖。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春，广大旁户就在王小波的领导之下，在眉州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王小波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64]这个口号反映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响应，在起义后十天左右，参加的群众就达好几万人。攻占彭山县后，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这些措施更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起义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了。
王小波在作战中受伤死亡，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导人。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召集当地的“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65]。
在起义的第二年春，起义军攻克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参加起义的农民都在面部刺上“应运雄军”四个字。这时，起义军所向州县，都“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66]。北起绵州，南到巫峡，其间绝大部分的郡县都已入于起义军的掌握之中。
宋廷听到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和剑阁向四川进发。起义军想在宋军未到之前先把剑门夺取到手，把宋军阻截在这一险要关口之外。然而攻夺战竟没有成功，在这一战中起义军伤亡极重。北宋政府军遂得长驱入川。其后，李顺又调动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宋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受到宋军的夹击，遭到失败，撤回成都。
从剑阁攻入四川的宋军，在994年五月围攻成都，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十多万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成都终于落入宋军手中。
这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成都的博买务从此取消了，这说明北宋的统治者受到了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旁户这一称呼从此也永不出现了，这又说明在四川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叶的阶级矛盾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北宋初，土地侵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太宗时，土地占有的情况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67]。仁宗初年，更发展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68]的地步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
北宋政府用恩荫和科举这两种办法，随时扩大它的内外官员的额数，它的雇佣兵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官俸和粮饷，随之都成为庞大的财政开支。在和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11世纪30年代之末，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北宋政府每年从陕西地区征取的钱、帛、粮、草总数，前此本为1978万，而用兵以来，就增加到3390万，比原数增多了7/10左右[69]。其他各路也都有增加。
宋夏战争停止之后，加敛的数字未再减少。正当西夏犯边的时候，辽国又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增为银20万两、绢30万匹，即较澶渊盟约所定数目增加了2/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既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便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出放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宋仁宗初年（11世纪20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不断在各地爆发了。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声势较盛的是王伦领导的起义和张海、郭貌山领导的起义。
王伦本是京东路沂州地方“捉贼虎翼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在庆历三年五月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兵变[70]，当地的很多平民都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去。王伦率领这支队伍由沂密两州向南移动，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泗州、楚州等地。王伦身着黄衫，“署置官吏”，建立年号。到这年七月，北宋政府以数路兵力对王伦进行围攻，在历阳（安徽和县）把王伦的军队打败，王伦被俘牺牲。
庆历三年，陕西地区遭逢饥荒，这年八月，饥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貌山、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他们以商州为起点，环绕虢州卢氏以东和洛阳长水以西，后来更向南发展到襄、邓、荆南，活动于纵横千余里的地方。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的官军，在张海率众到达那里之后，也因受到起义群众的影响而哗变。起义军攻破州县，总是打开府库，分散财帛给贫民，并斩杀贪官污吏和最凶恶的地主。
这支起义军的活动，使得北宋统治集团极为惊惶。他们以为“天下之忧恐自此始”，于是调集了上万的禁军追剿这支起义军，在接战后却被起义军打得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宋廷后来又“特立赏格”，招募“敢死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到这年年底，张海等人在作战中牺牲，大部分起义群众则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活动。
湖南桂阳监境内的瑶族人民，在庆历三年也起来反抗北宋的统治。
从湖南衡州的常宁县起，绵亘于桂阳监和郴、连、贺、韶四州之境的山岳地带，是当时“蛮”瑶族的聚居之地[71]。“蛮”瑶族的人民每年向北宋政府输纳皮、粟，并不交纳两税，然而山区不产盐，须向政府的专卖机构购买海盐。他们嫌官盐价贵，便成群结伙到岭南去贩运私盐，因此时常和驻屯当地的官军发生冲突。到庆历三年，有5000“蛮”瑶族人民，在盘知谅（本桂阳盐民，庆历初年为蛮所掳）[72]、唐和等人的率领下，从桂阳监蓝山县的华阴峒出发，开始了反抗宋政府的斗争，杀掉了北宋政府派驻当地的巡检和都监。北宋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到湖南去镇压，并定出了“捕杀赏格”。军队贪赏，对当地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这又把常宁全县及其附近的居民全部逼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桂阳、衡、永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北宋政府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到庆历七年，宋政府知道单凭武力征剿是不可能把斗争镇压下去的，便采用了“安抚”的办法，派遣官员到山区里去宣布“安抚”的条款，盘知谅、唐和等人接受了这些条款，这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庆历四年（1044年），河北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司的军队，因为出巡的钱粮廪赐被取消而“据城以叛”。到庆历七年冬天，河北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驻军中的一个士兵王则也发动了兵变，并且通过弥勒教的关系，和山东德（今德州）、齐（今济南）诸州的驻军也有联系。宋廷调集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到贝州主持围攻，经过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一事变镇压下去。
爆发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这许多次武装斗争事件，虽然并不都是农民的起义，然而，就连保州和贝州的兵变，也反映出北宋雇佣军中下层士兵与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许多次事变，使得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识到，他们已经处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中，因而想找出缓和阶级矛盾的对策来挽救这一危机。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改革，以及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