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力演变

一

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称一直在变化。

秦朝和汉朝，丞相为文官之长；到了隋唐，三省长官中的尚书令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明代称宰相为“内阁大学士”；清代时，“军机处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

那么，这个官位名字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仅仅是为了好听吗？显然不是。这背后隐藏着中国式权力演变的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对权臣的防范。

权臣是威胁皇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让丞相替皇帝处理繁重的日常政务，但是皇帝制度本质上又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皇帝总是担心丞相夺了自己的大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丞相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戒备的。有一次，秦始皇在山上俯见李斯的车骑队伍滚滚而过，声势很大，他很不高兴，随口骂了一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马上减少了随从。结果秦始皇又大怒，追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随从们没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将当时随侍在左右的几百个随从全部处死了。

这一事件典型地说明了皇帝对丞相的戒心。汉武帝时期，曾经走马灯一样地换了13任丞相，其中除一人在汉武帝托孤时留任外，其他12位丞相中被免职的有7人，有5人因犯罪自杀或被下狱治罪。被免职的7个人中也有2个人是非正常死亡，一位是窦婴，他被先免职后弃市，另一位是田蚡，被惊吓至患精神分裂症而亡。这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换了这么多丞相，感觉还是用着不顺手，于是就开始重用近臣，来架空丞相。什么近臣呢？尚书。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里，所谓尚书，相当于部长，中国古代的政府分为六部，每个部的部长叫尚书。

然而事实上，尚书一开始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秦代和汉代有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与尚书，替皇帝管理帽子、衣服、饮食、洗澡、家具这些小事，其中管理书籍的叫尚书，也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小秘书，是级别很低的官员、服务员。

但是汉武帝就开始用自己的贴身小秘书来处理重大的国务，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尚书处理，而不是给丞相。为什么呢？因为小秘书地位低，又随时在身边，很好使唤。宰相除了上朝能见到皇帝以外，平时连见一面都很难，而身边的人长期与皇帝朝夕相处，却逐渐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感。这就相当于今天有些官员会把很多事交给司机去管，为什么？因为司机贴身，靠得住。

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时间长了，“尚书”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尚书令名正言顺地成了真正的宰相。原来的丞相这个官职还在，但没有了权力，“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

到唐朝，皇帝又感觉“尚书令”的权力太大了，因此，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最高长官全部被称为宰相。所以唐代一开始的时候，宰相的名字就特别复杂，因为三省的长官名字不一样。尚书省的长官开始叫尚书令，后来叫尚书仆射，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门下省长官叫侍中，名称不统一。后来唐太宗说，统一了吧，都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他们的官品都是三品。所以唐代前期的宰相，正式的名字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很怪的名字。这个名字体现的是三省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思路。

虽然把相权一分为三，但是三省毕竟是外朝，皇帝控制起来不方便，于是，到了后来，唐代皇帝又开始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小一级的官员，架空原来的宰相，不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获得了实权。因此，到了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变为新的宰相。

到了明代，猜忌心特别强的朱元璋连续用了几个丞相都感觉不顺手，不放心，把他们杀掉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政治创新，废除了丞相制。这样，皇帝就身兼了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了，每天不得不亲自阅览大量奏折。《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创造了8天之内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的辉煌纪录，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结果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了，实在忙不过来了，就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文官任命为“大学士”，临时组成一个秘书班子。

我们一听“大学士”这个词，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是一品大员，其实不是，在整个明朝，大学士都是正五品，是小官。因为朱元璋就是怕大学士演变成宰相，所以特意规定，你就是小秘书，拼命压低官品。

然而不管怎么压低，事实上后来大学士还是演变成实质性的宰相了，因为他毕竟实际权力大。所以明代后来没有宰相，但是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权相。

清朝建立后，皇帝又感觉大学士们用着不顺手，因为内阁后来又制度化了，大学士们又获得了制度性的权力，不好操纵。于是雍正帝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秘书班子，叫“军机处”，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来架空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又成了新的宰相机构，军机大臣成为大臣群体之首。

二

所以2000年间，皇帝与丞相之间一直在玩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可是一旦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制衡和防范。皇帝对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宫中，怀疑仆人和妃子们通奸，干脆把他们都阉了，建立太监制度。在中央，怀疑宰相不听话，用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独尊儒术，但秦代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法家的逻辑来进行的，皇帝们的政治老师一直是韩非子。当然，因为《韩非子》这本书名字已经臭了大街，所以很多皇帝是偷偷地读的。比如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颍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非常感兴趣：

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宋神宗虽然知道这本书名声不好，也要偷偷钻研，因为它很实用，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文化一天也没有从中国政治中消失。

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央。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捉摸。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

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

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但是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是这样。

所以周振鹤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在于省一级政府的大小的掌握。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省一级政府大到可以集中力量来平息各地起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小到没有能力反叛中央。[1]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的政府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