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为什么秦之后不停地治乱循环
一
为什么秦以后会出现频繁的王朝兴废，人们有很多解释。
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将此归因于人类的意志力，或者说皇帝的素质问题。说历代开国皇帝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强人、雄主，很厉害，所以制定了很好的制度，解决了很多问题。然而后来的皇帝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昏聩，终于亡国。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定律”：
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9]
但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中国这种规律性现象。传统时代，各国统治者大都是长成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但为什么大部分国家没有如此频繁地改朝换代呢？
第二种解释是气候原因。说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类的气候灾变。有的时候，中原赤地千里，或者洪水遍地，民众没有饭吃，只好起来造反。另一些时候，草原雪灾严重，牲畜大量死亡，游牧民族策马南下，抢得顺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这个解释实际上也是讲不通的。秦晖先生说，气候变化应该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历史上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却明显并不同步。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正值“贞观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中国历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乱，难道唯独中国历史上每隔一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期吗？
所以这种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偶尔会有一两次吻合，但是放宽在历史整体背景下观察，是不成规律的。
第三种解释则是周期性的“土地兼并”惹的祸。
据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农民战争消灭了大量地主，所以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生活好过了点。但是每到王朝中后期，因为贫富分化，又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数地主占去了，所以贫民“无立锥之地”，只能给地主做佃户。而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这类恶霸地主，又把农民压迫得走投无路，农民们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农民战争结束后，土地又一次相对平均，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循环。
但是近些年历史研究已经梳理出大量新数据，比较充分地证明，传统时代的中国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比，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秦晖先生一直在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积累的大量地册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自从隋唐以后，关中几乎就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土地极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不论是王朝初期，还是王朝后期，基本都是这样。
秦晖先生总结说，其实过去的中国，自耕农一直占很大的比重，而且历史上中国土地分配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其实一直是比较公平的。大部分国家比古代中国土地更集中。[10]
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比如代表官方研究水平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一个大项目，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这套书中讲到，在整个清代存在“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当然有人因为致富多买土地，由农民上升为地主。但同时，富人也不断分家，由大地主变成小地主再到自耕农，也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
此外，我们不看土地集中现象，仅看农民起义现象本身，就会发现“地主和失地农民的矛盾”导致农民起义的逻辑其实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后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为主，南方则是佃户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给佃户去种。那么按理在明末，应该是南方阶级矛盾更激烈，农民起义更多，然而事实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因此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佃户以起义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证据，随处可见的倒是农民起义反抗政府的材料。中国历史上描写农民起义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水浒传》，然而这本书里没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户的矛盾，相反，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水浒传》讲的就是一帮庄主（也就是地主）带领庄客（也就是佃户）来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水浒传》中大地主柴进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纲。而生辰纲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国家对民众的横征暴敛，而不是地主对佃户的压迫。
二
所以，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造国家机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真正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所以中国史书中并没有“主逼佃反”这个词，而只有“官逼民反”。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负他们。李自成时代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不纳粮的“粮”，并不是给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给政府交的税赋，即所谓“皇粮国税”。如果说中国起义的农民都是佃农，是为了反对地主，那就应该提“免租”，不应该提出“免粮”这种口号，然而事实上，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粮、抗税”的诉求，所抗的对象，都指向官府。[11]
还有一个证据，历代农民军有目的地屠杀的对象，或者说发泄仇恨的对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员和贵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陈胜初起兵之时，“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将以应胜”。各地民众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残暴，争着杀掉地方官来迎接起义军。
东晋孙恩起兵，“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至之处，把各县县令剁成肉酱，让县令的老婆孩子们吃，不肯吃则将其“肢解”。这是什么样的仇和怨？
隋末农民起义军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唐末黄巢陷京师，“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南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目的就是发泄仇恨。
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起义，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斩皇室宗亲及地方官吏。明末起义军的一大特点是在诛戮明皇室成员时表现出的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尽”“皆”“合族”这样的词频繁出现。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抓获福王朱常洵。这个300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当众斥责福王：“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板，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300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阅读这些材料，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农民阶级对当时政权浓烈的仇与恨，因为官员和皇族都代表国家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