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汉朝廷的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并将不断延伸与发展。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开启这条通道的人就是张骞。

美玉出昆仑。在中国先人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那里有四角神兽，有不死之水，还有长着豹尾虎齿的西王母。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酬唱游玩，尽欢而返。

日照昆仑上，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唐·李华《咏史十一首》之六）

世上没有神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浪漫故事也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遥远而神秘的昆仑山只存在于先人的想象之中。

汉画像砖上的西王母

屈原《九章·涉江》中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早在屈原的时代，人们就知道，美玉出于昆山。

商代古墓中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疆的和田玉，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昆山之玉”。显然，早在周穆王之前，就有人跋山涉水，出入昆仑。

屈原时代的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

《历代神仙传》中的周穆王

汉代的西域，通常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三十六国”。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其中就包括楼兰国：“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汉西域诸国图》

楼兰，一个散发着迷幻色彩的名字，一个沉淀了传奇与历史的国度。两千多年前的楼兰，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邦国，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史书记载，楼兰国在西域的东陲，与汉朝接壤，盛产美玉，百姓驱赶着驴、马和骆驼，放牧为生。然而，4世纪之后，黄沙淹没了楼兰国，楼兰文明尘封在了历史典籍之中。

20世纪，沉寂已久的沙漠忽然变得喧闹起来。1900年3月27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孔雀河下游寻找水源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代城址，发掘出大批写着汉字的木简、残纸以及钱币、丝织品等古物。考证的结果令他惊喜万分，这里竟然是消失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古城！

此后不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普鲁士中亚考察队、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队，相继在尼雅、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这些尘封已久的沙漠遗存，生动展示了两千年前的丝路文明，再现了中原王朝开通丝路、经营西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3世纪初，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控制了东到大海、西到天山的广袤土地。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对西汉王朝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如何解除匈奴祸患，成为西汉前期最为严峻的政治命题。

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清·王昙《咏汉武帝》）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的封建帝王之一。在他统治期间，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北击匈奴，开疆拓土，是这位一代雄主最为壮观的政治业绩。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开辟丝绸之路呢？

西汉初建之时，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白登之围”中领教了匈奴的厉害。其后采取低姿态，通过“和亲”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期，汉朝国力渐渐强盛，基本上具备了以武力抗击匈奴的实力。为了提高战争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其方略之一，就是把臣服匈奴的西域诸国拉拢过来，“断匈奴之右臂”。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

张骞，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探险家和外交家之一。史书说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他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不甘心碌碌一生，于是应募出使，投身绝域。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领着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西行之路。

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非常不顺，先是被匈奴拦截扣留了十三年，好不容易逃出来，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只好返回。在归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扣留，过了很久才回到长安。出发时的百余人，回国时只剩两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能达到与大月氏结盟的战略目的，但是却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流沙遍地的西域之中，原来还有那么多的绿洲小国；苍凉壁立的葱岭以西，原来还有另外的国度和异样的文明。张骞的详细汇报，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

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考古室主任 哈迪夏·塔西巴耶娃

张骞很详细地记载道：在大宛，种植有大米、小麦，还种有苜蓿，也就是牧蓿，有葡萄，还用葡萄制作大量的葡萄酒；另外，大宛还以品种优良的骏马为骄傲，因为他们只培育血统正宗的名马。而汉朝的皇帝尤其看重出自大宛的名马，想获得这种名贵的马。我们可以根据岩画判断出来当年大宛盛产名马的景象。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张骞再度持节出使。

这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盟友，在西域政治格局以及汉朝与匈奴的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而亲汉朝。

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又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意。

汉武帝把两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

除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还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等国进行访问，赠送丝绸、铜镜等珍贵礼物，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

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

丝绸之路。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在此之前，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以西地区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张骞一行获得了邦国分布、山川地形、道里行程以及风土人情的宝贵信息，由此开启了汉朝经营西域的宏伟大业。所到之处，他们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由此形成的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作“丝绸之路”呢？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养蚕抽丝、织绢制绸的技术。目前所知的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使用丝纤维。在瓷器、茶叶传入西方之前，丝绸是中国与西方贸易体系中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商品。西方人把东西方商路定名为“丝绸之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身毒（今印度）。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

汉唐之间的“丝绸之路”又可分为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在15世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千余年间，穿越西域的沙漠之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通道。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非洲的狮子、西亚的驼鸟、印度的孔雀、膘壮健行的大宛天马，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来到中原。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

对人兽树纹双面罽，这是域外纺织物输入中国的明证。

汉代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的“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意大利发现的汉代丝织品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源自印度的佛教很早就在西域传播，两汉之际，又从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今伊朗）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

神秘的罗马军团。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一支六千人的罗马军团在卡尔莱战役中被安息军队击败，突围出来的罗马士兵下落不明。据说，他们沿着丝绸之路辗转东移，进入西汉帝国境内，被朝廷安置在张掖郡的骊靬县（今甘肃永昌）。

骊靬，就是今天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它是罗马帝国在北非的政治中心，因此，古代中国人常常用骊靬来指代大秦（罗马）。出土的简牍材料显示出，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之前，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旅居永昌，久而久之形成聚落。或许是由于他们来自骊靬，西汉政府就以骊靬为名，设置了骊靬县。罗马军团残部是否真的败退到了骊靬城，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骊靬县的得名是否真的缘于罗马侨民，同样是谜。

西域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为了解决使节往来、军吏驻防需要的粮食给养和安全问题，数以千计的士兵、犯人被分遣至土地肥沃的交通要地，一边耕种稼穑，一边戍守备战。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是进入西域的门户，汉军长期驻屯，人数最多时达到了两千余人。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张小峰

汉朝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做这件事情，维持与西域交往的畅通，实际上是汉朝试图将国家影响力远播于四方的战略规划，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就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所以丝绸之路能否畅通是汉朝国力是否强大的见证，是汉能否有效影响和控制西域甚至更远国家的一个标志。维持丝绸之路畅通，不但对汉朝本身，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马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渡沙越漠，蜿蜒布列。丝绸之路的要害之处，还有许多邮驿机构，负责传递信息、提供食宿。它们是帝国的神经末梢，把西域边陲与帝国中心连接起来。两千年过去了，烽火台仍然矗立在孔雀河故道北岸。

轮台烽燧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迹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传车簿》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轮台歌》诗中道：“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商贾驼队、政府使节、屯田军吏在绿洲与戈壁上穿梭行进。史书形容当时的景象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悬泉置，位于敦煌东面的戈壁滩上，是汉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驿站。从出土的汉简得知，悬泉置曾经接待过解忧公主、楼兰王、乌孙和车师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使者，有一次朝廷派遣使者王君护送于阗王等返回西域，人数多达一千七百多人。

这些被发现的文书档案，生动记录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班超出使西域。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维持丝路畅通的费用支出相当惊人，朝廷中反对经营西域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六十五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

东汉的班超，是丝绸之路历史上又一个光照千秋的英雄人物。他与西汉的张骞，堪称汉代经营西域的双子星。张骞成功凿通西域，班超奋力维护丝路。班超是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早年在官府从事抄写文书的工作，后来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投身西域三十一年间，班超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他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八万之众，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朝。史书上说：“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朝廷在表彰班超的功绩时说：班超没有动用汉朝的大军，没有给国家带来负担，却能让远方的各民族和睦相处，使风俗各异的人们同心协力。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张小峰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三十余年。有一次班超受命要临时回国的时候，当时于阗等国的人抱着班超的马腿不放，不让他走，说“我们今天以汉室为父母”。这种情怀表现出西域各国对西汉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班超在晚年的时候上书皇帝，说他难忘故土，希望叶落归根，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样的赤诚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遣部属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即便如此，此次出使，仍然增进了中国人对中亚各国的了解，而西方的大秦也听到了更多的关于汉朝的消息。

又过了七十多年，延熹九年（166年）九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盛装美饰的帝都臣民布列街衢，引颈观望。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夹护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

东汉中晚期“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新疆尉犁营盘遗址15号墓出土。

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欧洲人到达中国的记录。万里之外的大秦帝国遣使来访，在汉朝皇帝和他的臣子的观念中，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白龙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一位东晋高僧赴天竺取经，途经此处，历尽艰险。他在游记中心有余悸地描述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曾经浩渺无际的盐泽（今罗布泊）已经干涸，当年驼队络绎不绝的古道难觅人迹，只有顽强的胡杨和永恒的黄沙，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往昔，记录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恢宏历史。汉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