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帝师八思巴

清代铜鎏金八思巴像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五千多米，许多地区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藏族的传统聚居地。

藏族历史文化悠久。7世纪，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藏族曾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吐蕃政权。吐蕃政权与唐朝关系密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墀德祖赞联姻。唐长庆三年（823年）刻石立碑的唐蕃会盟碑，迄今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两大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蒙古政权兴起后，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对西藏统治的确立，与一位藏族杰出人物八思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萨迦派的崛起。八思巴是元朝初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藏语原意为灰色的土地，因为这一教派的主寺萨迦寺所在地土色灰白，才有这样的称呼。据成书于17世纪的《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派的创始人官却杰波，是吐蕃政权显贵家族——款氏的后裔，原来为宁玛派教徒，后来跟随卓弥译师学习“道果法”，成为卓弥五大弟子之首。他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创建了萨迦寺，萨迦派即由此发展而来。

吐蕃地区原来盛行苯教，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后，佛教传入吐蕃，逐渐开始兴盛。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灭佛，佛教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不久，达磨赞普被佛教僧侣刺杀，吐蕃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

吐蕃政权瓦解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在青藏高原复兴，并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产生出不同教派，这些教派大多以始创寺院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大影响，形成一些较为松散的政教合一集团，萨迦派就是其中的一支。

蒙古政权在漠北高原兴起时，萨迦派正处在萨迦•班智达的领导下。萨迦•班智达是官却杰波的曾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也是有名的“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本名贡噶坚赞，因为通晓“大小五明”之学，被人们尊称为“班智达”。正是在他当政时期，蒙古政权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统一进程。

1229年，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

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腹地，接连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与杰拉康寺。大军撤回后，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当地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阔端最终挑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作为自己统治当地的代理人，并在1244年八月正式向他发出邀请。

1246年八月，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等人，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跋涉，抵达阔端的驻地凉州（今甘肃武威）。不巧的是，阔端本人当时远在蒙古参加选举兄长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台，于是萨迦•班智达一行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他的返回。

阔端返回凉州后，1247年正月，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其中最有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

在信中，萨迦•班智达首先谈到了蒙古宗王阔端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蒙古政权的强大以及先前对归降者的优待政策，而后详细开列了与阔端谈妥的各项归顺条件，内容涉及西藏的隶属关系以及户口登记、赋税征收、官吏任命、贡品缴纳等具体事项。

在收到萨迦•班智达的信后，西藏僧俗纷纷予以响应。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建立了良好关系，被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在此期间，他讲经说法，信徒日增，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打了基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被指定为萨迦•班智达的继承人，学习佛法，恰那多吉则奉命娶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1251年，长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作为蒙藏关系的开拓者，他们二人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和平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为西藏地区最终并入中国版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大致继承和发展了阔端的方略，利用萨迦派建立对西藏的统治。

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上师。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年幼的八思巴继承伯父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

八思巴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是萨迦•班智达弟弟桑察•索南坚赞之子，本名洛追坚赞。八思巴，藏语的意思是圣者。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岁的时候，口诵莲花修法，众人惊异万分，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从此，“八思巴”开始声名远扬，成为他的专有称谓，他的本名洛追坚赞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

元代皇帝皇后礼佛唐卡

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的时候，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使萨迦派昔日的特殊地位发生了严重动摇。

1251年，经过激烈争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夺得大汗宝座，随即对反对他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进行了残酷镇压，蒙古政权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萨迦派施主阔端尽管与蒙哥关系友好，未受株连，但势力也遭削弱，尤其是管理整个吐蕃地区的大权遭到剥夺。

1252年，蒙古政权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统计，其中也包括作为蒙古属地的藏区。户口统计结束后，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西藏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察巴噶举派，旭烈兀领有帕木竹巴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陇噶举派。分封者与所封教派各自达成所谓“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样一来，萨迦派原先独自与蒙古宗主接触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其他各派僧俗首领不仅可直接与蒙古宗主打交道，而且作为大汗近亲领属，在竞争中自然要比萨迦派更具优势。

就在八思巴及其所代表的萨迦派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弟，颇有雄才大略。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当时活跃在蒙古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兄长的委派，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第二年，他率军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听到八思巴的声望，忽必烈专门派人请他前来会晤。

八思巴抵达六盘山后，与忽必烈进行了多次会谈。八思巴虽然年纪很轻，但他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赠与随其前来的阔端之子蒙哥都蒙古马军一百名之后，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了下来，礼为上师，八思巴亲自给忽必烈与王妃察必授喜金刚灌顶，王妃察必则向八思巴奉献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粒大珍珠。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实际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曾因座次安排产生过分歧。八思巴认为：“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自然让忽必烈无法接受。最后还是聪明的察必王妃从中斡旋，双方才达成一致，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别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双方这一约定，既给八思巴以极高的礼遇，又充分考虑到了忽必烈的政治权威，成为以后元朝帝师制度的雏形。

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紧密接触期间，噶玛噶举派僧人红帽系活佛噶玛拔希也曾受忽必烈之邀，前来觐见，并受到热烈欢迎。噶玛拔希的到来，曾一度对八思巴造成威胁。不过，噶玛拔希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久就离开忽必烈，前往大汗蒙哥处，由此失去了与八思巴竞争的机会。

1254年，从云南大理凯旋的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面，并颁发给八思巴一道令旨，正式向世人宣告二人间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因这道令旨对处于困境中的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许多萨迦派僧人能流利地背诵全文。令旨原件则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院里，据说直到20世纪初还能见到。

八思巴与忽必烈合作关系的确立，对元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合作还只是蒙藏历史关系的良好开端的话，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则为这一关系的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道教徒的大辩论。蒙古政权入主中原后，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应邀于1222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拜见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的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一度在北中国占据上风。

蒙哥汗即位后，佛教影响日渐增大，与全真道不断发生冲突。1258年，全真道因其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对佛教多所诋毁，遭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官司一直打到蒙古宫廷。蒙古宫廷为此主持了一次阵容庞大的佛道大辩论。已经在蒙古宫廷崭露头角的八思巴作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

在这次佛道大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与雄辩的口才，令世人瞩目。元人释念常《至元辨伪录》对此有非常精彩的细节描述。

当道士提出《史记》为其立论根据时，八思巴问：“此谓何书？”道士说：“前代帝王之书。”八思巴说：“我天竺亦有《史记》，汝闻之乎？”道士回答说：“未也。”八思巴说：“我为汝说，天竺频婆婆罗王赞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士无语。八思巴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道士说：“无。”八思巴问：“然则老子传何经？”道士说：“《道德经》。”八思巴又问：“《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道士说：“无。”八思巴于是说：“《史记》中既无，《道德经》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士理屈词穷。

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等对此也有简略记载：

当时汉地的和尚沉溺于顿悟的见地，有信奉太上老君的道士，仿照佛经伪造经典，八思巴以佛教正见辩败了十七名精通道教的狂傲的道士，使他们皈依了佛教。

前往王宫奉行佛法之时，见有信奉太上老君之教、修习神仙之道士多人，沉溺邪见，害己害人。于是，遵照皇帝之命，八思巴与多年修习道教的道士辩论，折服了所有的道士，使他们出家为僧，持佛教正见。

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按事先约定，参加辩论的全真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送到龙光寺前削发为僧，包括《老子化胡经》在内的四十五部道教伪经被下令禁毁，二百三十七所道教霸占的佛教寺院也被勒令归还。此次辩论结束后，八思巴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

珍珠诏书。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年仅二十八岁的八思巴被尊奉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教门。

国师称号，源于印度，至少从魏晋南北朝起，就已为中原王朝所采用，作为佛教领袖的封号。蒙古入主中原后，大汗蒙哥先后礼聘海云、那摩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实际上也是沿袭了这一成例。只不过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与元朝对吐蕃地区统治的加强，国师的权限已不再仅限于先前的宗教领域，对吐蕃地区世俗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正式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八思巴兼领。总制院既是当时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行政机构。因唐代皇帝曾于宣政殿接见吐蕃来朝使者的缘故，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又将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更加突出了这一机构管辖吐蕃地区的职能。

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用人自成体系。长官宣政院使有多人，其中为首的宣政院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使，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

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不仅管理当地僧众，也总揽当地军民钱谷等事务。当吐蕃地区发生变故时，元朝常派官员在当地设行宣政院加以整顿，事毕即撤销。作为宣政院直辖地，吐蕃地区在当时构成一个独立的大行政区。据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记载：“吐蕃三却喀不足一个行省，但由于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教教法兴盛之地，所以也算作一个行省。”由此看来，吐蕃地区在当时是被当作一个特殊省份来看待的。

至元元年八思巴兼领总制院后，忽必烈曾派他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在藏文史料中被称为“珍珠诏书”。所谓“珍珠诏书”，是元朝皇帝颁发给吐蕃地区的一种特殊诏书。元人李翀《日闻录》对此有专门解释：“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书粉诏文，绣以白绒，穿真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在这份诏书中，忽必烈除告诫吐蕃僧众要遵守教法，为元朝皇帝告天祝寿外，还要求吐蕃僧众“不可违了上师的法旨”，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

八思巴返回萨迦后，随即联络各地僧教世俗首领，将西藏地区按蒙古行政体制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思藏十三万户体制。在十三万户体制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这个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后来也同时担任乌思藏宣慰司的宣慰使。

乌思藏宣慰司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包括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部分，大体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受萨迦地方政权直接控制。此外，在乌思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朵思麻与朵甘思，都是藏族的地理概念，意为“下朵”与“上朵”。乌思藏、朵思麻与朵甘思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却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

创制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年），应忽必烈之邀，八思巴重返京城。这次，他向忽必烈进呈了一种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思巴字。

八思巴创制的新字，字母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最初的字母表有四十一个字母（藏文三十个带有元音a的字母，加上i、u、e、o四个元音，和拼写蒙古语所用的七个字母），以后随着实际拼写的需要，又有增加。这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有正体与篆体两种书写形式。行款则为左起竖写，既不同于藏文的左起横写，也不同于汉文的右起竖写。《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呈献的字样是用新字书写的一份优礼僧人的诏书，可见这种新字在呈献时已达到可以使用的程度。

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忽必烈得到八思巴所上新字后，非常重视，下令将这种文字在全国推广，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径称其为“蒙古字”。

八思巴文“中书分户部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出土。

为普及八思巴字，元朝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目前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民间坊刻本《事林广记》甚至刊载了由八思巴字拼写的《百家姓》，可见这种文字的推广程度。

辽、西夏、金朝统治期间，都曾根据本民族特点，创制过文字。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能满足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也就是说，想要一种可以译写当时一切语言的文字，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

八思巴创制的新字，译写对象包括蒙、汉、藏、梵、畏兀儿等多种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首次用表音符号来书写汉文的尝试，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闪闪发光的瑰宝。

八思巴晋升为帝师。进献蒙古新字后，八思巴于当年被忽必烈晋升为帝师，另外颁赐玉印，统领全国佛教，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八思巴晋升帝师一职，《萨迦世系史》也有记载：“八思巴到达朝廷后，在他三十六岁的阳铁马年（1270年），当皇帝再次请求八思巴传授灌顶之时，改西夏甲郭王的玉印为六棱玉印，连同诏书一并赐给，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从此以后，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十四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款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门徒。

帝师称号，源于西夏，多由吐蕃僧人担任，是一种比国师地位更为崇高的僧职。忽必烈设帝师很有可能是借鉴以往西夏的做法，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许多新的内容，从而形成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

在元代，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在八思巴的建议下，忽必烈还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白伞盖，顶部素缎，书写金字梵文——“镇伏邪魔护安国刹”。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用盛大仪仗迎接白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为芸芸众生祈祷福祉。以后“游皇城”逐渐发展为大都一个重要的全民宗教节日活动。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彰所知论》，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颁入《大藏经》，在全国通行。

大元帝师之印，西藏博物馆藏。

帝师的重要作用更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至今我们仍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实物。当然，帝师颁布的法旨还是要秉承皇帝旨意的。目前所见帝师法旨，开头均有rgyal-plhi lung-gis的字样，翻译成汉语，就是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首语“皇帝圣旨里”，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所以说，帝师的法旨同皇帝圣旨相比，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西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亚东达瓦次仁

无论是作为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最大的智慧就体现在博大、一统、容纳这一点上。把蒙古古老的萨满文化和藏地藏传佛教文化以及汉地汉传佛教文化最后统归到大元整个国家一统化的机制里面，体现出一种包容性。统合在一起的时候，帝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作用很自然地显现出来了。但这种统合不是刻意地行政化地去推动，而是无形的文化交流的作用，也是一种人文力量的体现，这跟早期蒙古的治理方针是很融洽的。

八思巴圆寂。约至元八年（1271年）夏初，八思巴再次启程离开大都，在临洮滞留数年后，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底回到萨迦。也许，忽必烈预感到这是他与八思巴的最后一次见面，临行前与八思巴依依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他入藏。

回到阔别多年的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弥举办了一次由乌思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十四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僧人有七万，加上一般民众，总人数达十多万。

此次回到萨迦寺，八思巴还积极搜购了大量藏文古籍与佛教经典。在他的努力下，元代萨迦寺成为当时藏区规模最为宏大的藏书中心。历经岁月蹉跎，如今的萨迦北寺藏书已随着北寺毁坏而灰飞烟灭，而南寺大殿经墙的藏书，仍保留下两万多函，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萨迦寺由此也享有“第二敦煌”的美誉。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于萨迦南寺的拉康拉章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元代铜鎏金释迦牟尼像

八思巴去世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非常悲痛。至元十九年（1282年），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舍利塔。延祐七年（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遍建造帝师殿，用来供奉八思巴，并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加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综观八思巴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为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他在藏区的成功施政至今仍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