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使者献果品铜雕像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轻柔华丽的丝绸是一个重要媒介。古代希腊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意思就是“丝绸之国”。古罗马人同样把丝绸称为“赛里丝国的布”或“赛里丝国的纱”。从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称为“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除常见的陆路通道外，海上交通也异常繁荣，以丝绸、瓷器等为主的中国大宗商品，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都有发现，与此同时，香料、药材、金银与玻璃器皿等舶来品也大量涌入中国，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更是光辉灿烂。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航海技术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独木舟及其附属器具的发现。1979年在山东庙岛群岛大黑山岛发现的木舟船尾残迹，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海上运输图景

早在指南针发明前，中国人在航海实践中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与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导航技术。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广州海夷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情况。

11世纪指南针的发明，是航海技术的一次巨大变革，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标志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宋代《岭外代答》与《诸蕃志》是反映宋人海外地理知识的代表作。进入元代，海外贸易更加繁荣。

蒙古帝国分裂后，以今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伊利汗国，因开创者旭烈兀与元世祖忽必烈同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两国关系密切。伊利为“从属”之意。伊利汗国奉中国的元朝皇帝为宗主，早期历任伊利汗大都要等到元朝皇帝的册命，才正式加冕即位。

合赞汗时代，命宰相拉施特组织编纂了前近代最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这部著作共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分册，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史集》各卷已被陆续翻译成世界许多文字，其中《蒙古史》部分，因史料价值极高，早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熟悉；《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束奇葩。

《史集•中国史》首先介绍了辽（契丹）与宋的历史，比成书于元末的《辽史》《宋史》还要早。其后《史集•中国史》详尽罗列了从盘古时代到宋三十六个王朝的帝王世系，其中南北朝时代，以南朝为正统，北朝分五组，分别为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金太宗及其后裔的情况。《史集•中国史》尽管有少许错误，但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元朝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系后王交恶后，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中国福建地区的泉州，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是连接两大地区的重要港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即是沿着这一航线踏上归乡之路。

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七百多年前的一次海上旅行的全过程：

（缺）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缺）。

上文中的火鲁没思（Hormuz），即忽鲁谟斯，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即因此得名。因碑文残缺不全，我们无法获知此人姓甚名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先是在大德三年（1299）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合赞汗处，受到合赞汗奖赏，回国后将合赞汗赏赐的宝物进献朝廷，又得到元朝政府的嘉奖。五年后去世。

景教瓷墓志

泉州，在宋元时代，是中国乃至东亚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城市，因城市内外遍植刺桐树，泉州在西方以“刺桐”而闻名。泉州繁荣发达的海外贸易，招徕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这里定居或旅游，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塔都曾旅居泉州，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这座城市。直至今天，我们在泉州仍然能感受到浓厚的多元文化交汇的气息。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与天主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叙利亚文景教碑

伊斯兰教墓顶石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年）、延祐元年（1314年）先后两次颁布《市舶司则例》，对舶船出海与回港手续、抽分与舶税、禁止出口货物等做出了详尽规定。

瓷器与香料。中国海外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唐以前，丝绸与黄金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国的丝绸生产历史悠久，产品质地精美，深受世界人民喜爱，成为当时海外各国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风靡一时。宋元以后，瓷器制造业在全国各地开始兴盛。同丝绸相比，瓷器笨重易碎，适宜船运，很快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出口商品。

元白釉黑花罐

元蓝釉白龙纹瓶

花瓣形单耳金杯

玻璃灯盏

江西浮梁景德镇制造的青花瓷器，是元代最具特色的产品之一。2009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伊朗青花瓷展览会，伊朗保存的大批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在北京亮相。实际上，20世纪以来，在东至日本西至埃及乃至东非沿海各国遗址，都有大量中国瓷器发现，这种世界性的中国瓷器海上贸易渠道几乎存在了千年之久。

在大量商品销往海外的同时，不少域外产品也进入了中国，其中香料的进口历史最为悠久，已逐渐由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普及为日常消费品。

除香料之外，纺织品、药材、玻璃、珠宝等异域奇珍也大量传入中国。其中，元代广州地方志《大德南海志》所载“舶货”（即进口商品），主要有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几大类，这些商品主要是从南洋诸国进口的。

此外，日本、朝鲜也是当时的重要进口国，像人参、硫磺、折扇、倭刀等，在中国都享有盛名。

侨居中国的蒲氏家族。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1923年出版了《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此书在中国更以陈裕菁译本《蒲寿庚考》而知名。蒲氏家族的活动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蒲氏家族的先世约从唐末由西域经南洋迁至广州，后来徙居泉州。这一家族擅长海外贸易，数百年来一直较为兴旺。五代时，蒲氏家族中有蒲有良奉使占城，任西洋转运使。进入宋代，家族成员蒲宗闵考中进士，多次奉命出使海外。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出使安南，两年后出使占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又出使渤泥（今文莱），后来就死在当地。文莱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墓志，上面写着：“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立碑人“应、甲”，当即蒲宗闵的长子蒲应与次子蒲甲。据《西山杂志》记载，蒲应后来也曾出使渤泥，蒲甲继任“占城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蒲宗闵的墓碑，很有可能就是蒲应出使渤泥时所建。

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大约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从广州移居泉州。这个家族在当地依靠海外贸易很快成为巨富。蒲寿庚因击败海寇有功，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元军在占领临安后，南下福建，蒲寿庚在泉州投降，他所掌握的海军由此加入元军，充实了元军的海上力量。蒲寿庚的弟弟蒲寿宬，则在南宋灭亡后隐居不出，成为南宋遗民，他的诗歌《心泉诗稿》流传至今，其中不乏怀念故国之作。

航海家亦黑迷失、杨庭璧。亦黑迷失为信奉佛教的畏兀儿人，于至元九年（1272年）、至元十二年（1275年），两次奉命出使八罗孛国，也就是今天印度西南濒临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这两次出使都很成功，带回了八罗孛国上奏表章与大量珍宝。南宋灭亡后，因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亦黑迷失接受忽必烈的委派，开始参与元朝经略海外的行动。

元代迦陵频伽金冒顶饰

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配合元军征服东南亚，亦黑迷失第三次出海，出使占城。三年后，忽必烈将他从占城召回，派往僧迦剌国（今斯里兰卡），观礼释迦牟尼佛舍利。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亦黑迷失第四次出海，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大举远征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亦黑迷失负责海上航行与诏谕各国来朝。不久，元军在爪哇的军事行动失败，亦黑迷失与各国使臣随军撤回。

亦黑迷失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约与亦黑迷失同时的航海家杨庭璧，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起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俱蓝国（今印度南部西南海岸），沿途足迹遍及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及印度南部等地，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响应杨庭璧要求先后来元入贡的海外诸国有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带、苏木都剌等十国。

航海世家——澉浦杨氏。澉浦是位于浙江海盐南段靠近杭州湾的一个小镇，南宋灭亡后，元朝曾在这里设市舶司，成为又一个新兴港口。澉浦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元代著名航海家族——杨氏家族是分不开的。

杨氏家族本来居住在福建浦城，两宋时北迁，最后定居澉浦。南宋灭亡后，族人杨发出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使事，负责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儿子杨梓任浙东宣慰使，参加过元朝远征爪哇的军事行动。

经杨发、杨梓两代经营，杨氏家族已成为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大家族。杨梓之子杨枢，继续了家族的远洋事业。

大德五年（1301年），年仅十九岁的杨枢，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航行途中，他遇见伊利汗国合赞汗派遣的使臣那怀，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于是，杨枢陪同那怀一起前往大都，并在那怀完成使命后，又奉命于大德八年（1304年）陪同那怀返回波斯。整个远航历时三年，二人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抵达忽鲁谟思。

杨枢往来于波涛巨浪中五年多，虽是奉命出使，可凭借的却是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舟船、粮食等全由个人自备。使命完成后，他在当地购置了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等大量特产，满载而归。回到故土后，杨枢又效力于元朝海运事业，临终时被授予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

外国人来华。在中国航海家远航各国的同时，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

今天的泰国在元代分为两个国家，北方为暹，南方为罗斛，后来到14世纪才统一为暹罗。南宋灭亡后，左丞相陈宜中先是渡海逃往占城，后来又辗转来到暹国，终老于此。元人《刑统赋疏》记载了泰定二年（1325年）中国船商沈荣前往罗斛，却被海贼强迫到暹国进行贸易的案件。由此可见，当时中泰海上交往是非常频繁的。

元成宗统治时期，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亲自来华朝贡，成为中泰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敢木丁（Rama Khamheng）是暹国历史上有名的王，他来华的历史，见于元人贡师泰《四明慈济碑》。据碑文记载，南宋泉州监舶官员杨秀投降元朝后，曾奉命出使暹国，“以其主来朝”。在路上，他们遇到危险，“风猛涛怒，舟几覆”，但最终还是抵达大都。敢木丁去世后，新王洛泰也曾在1299年来朝，受赐虎符、金缕衣等。

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塔（Ibn Battuta）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1332年，他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向东寻梦，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旅游冒险生涯。1333年，伊本•白图塔抵达印度德里，受到德里苏丹的热情款待。1342年，元顺帝的使节抵达德里，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

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刺桐（泉州）、穗城（广州）、行在（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他提到了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专门负责倒换纸钞的机构，中国城市中的回回人聚居区，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伊本•白图塔还提到了泉州回回人首领不鲁罕丁与舍剌甫丁，而二人的名字都可以在元末吴鉴撰写的《清净寺记》中找到。

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我们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真腊风土记》与《岛夷志略》。真腊是中国古代对柬埔寨的称呼。元人周达观在元贞元年（1295年）曾奉命出使真腊，在当地逗留一年有余，回国后撰写了一部书，这就是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宋元时代，柬埔寨正处于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吴哥窟的建筑艺术遥想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真腊风土记》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分四十余节，对吴哥王朝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在当地文字记载稀缺的情况下，《真腊风土记》反倒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吴哥王朝历史的主要资料，备受重视。

与周达观不同的是，《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是一位民间航海家，从至顺元年（1330年）起，他先后两次随商船游历南海诸国。《岛夷志略》则是汪大渊对两次亲身远航经历的总结，全书总共涉及亚非欧三大洲二百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名，对远至东非的各国山川、习俗、风景、物产等情况都有非常生动、可靠的记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真腊风土记》，全面记述了真腊（柬埔寨）的情况。

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早年曾仔细研读《岛夷志略》，以后三次随郑和出使海外，将沿途所见与《岛夷志略》相印证，并在景泰二年（1451年）写成《瀛涯胜览》一书。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予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当然，马欢的书虽然比《岛夷志略》叙事详细，但所及地域之广却远逊于后者。

元朝官修疆域图志。蒙古人兴起后，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其中许多地方是此前中国人知之甚少的地区。

元贞元年（1295年），元朝政府开始着手编纂一部全面反映元朝辽阔疆域的总志——《大一统志》，同时准备编绘相应的地图。这无疑需要在传统汉地舆图的基础上，吸收当时高度发达的伊斯兰世界的制图技术与舆图资料。当时在秘书监任职的回回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札马剌丁在给世祖忽必烈的上奏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即将已经征集上来的汉地图籍四五十册，与自己掌握的“回回图子”，汇总在一起，编成元代的地图总集。札马剌丁的地图总集没有流传下来，但至顺元年（1330年）元朝修成的《经世大典》地图显然与此有关。

此外，《大德南海志》是元人陈大震撰写的刊行于大德四年（1304年）的一部广州地方志。

广州，是古代中国南方的重要贸易口岸，元朝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进出口货物的检验与征税。《大德南海志》原书二十卷虽大都失传，但残留下来的第六卷详细开列了从海外诸国进口的货物清单，及与当地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名一百四十七个。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状况。

如果说宋代《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还多取自传闻的话，那么《大德南海志》则是元初广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份官方实录，内容比《岭外代答》《诸蕃志》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元代绣花夹衫（局部）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元末苏州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等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份地图形制庞大，较为明确地标明了今天的欧洲、非洲、中东和波斯湾等地区。其中地名虽然与《经世大典》图有很大出入，并非出自一源，但很显然，地图的西半部分也应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知识，是东西方地理学融合交汇产生的结果。

元朝政府在组织人力编辑地图的同时，还曾派人到福建沿海各地调查“海道回回文剌那麻”，所谓剌那麻，就是波斯语“行路指南”的意思。看来，当时福建沿海聚居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人，一定掌握了不少阿拉伯世界的航海资料。明初郑和下西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船队成员中有许多回回人，这决不是一种巧合。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