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巡幸

蒙古大帐

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后，在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斡耳朵，这时候，蒙古帝国还没有正式意义上的都城。直到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1235年始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帝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相沿不改。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南移，以大都、上都为核心的两都巡幸体制开始确立。上都和大都，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13世纪开始，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返回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忽必烈营建上都。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正蓝旗的闪电河附近。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位后，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来到漠南后，将牙帐驻扎在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此时的漠南草原，因蒙、金战争，原有州城大都遭到破坏。为安顿幕府人员，忽必烈于1254年先行重建抚州城，1256年，命谋士刘秉忠在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建立新城，刘秉忠选中桓州之东、滦水北岸地势平坦的龙冈作为新城基址。

刘秉忠是忽必烈早年最重要的谋士。他早年在家乡邢州担任吏员，后出家为道、为僧，博学多才，于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无不通晓。后被高僧海云推荐给忽必烈，受到重用，为元代立国规模的奠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上都、大都城的规划，都出自其手，可称得上是元代都城建设的总设计师。

1256年新城破土动工时，忽必烈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命道士王一清连续做法事五昼夜，并命王一清与王府官员李宗杰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岳渎等名山大川，今天我们在河南济源的济渎庙仍可见到当时保留下来的碑记。

新城的建设总共花费了三年时间，到1259年才最后完工。这座屹立在草原上的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确立两都之制，开平府在中统四年（1263年）正式被命名为上都。

近数十年，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上都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

最核心的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北位置，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五百七十米，南北长六百二十米。城墙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点五米。东、南、西正中各设城门一座，其中南面的御天门最为重要，是元朝皇帝发布诏令的场所。直到19世纪末，御天门仍保存比较完好，俄罗斯探险家波兹德涅耶夫（A.M.Позднеев）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的探险队都曾拍下较为清晰的照片。现在只剩下门洞两侧的巨大台基，还能让人推想御天门当时雄伟壮丽的景象。

宫城内宫殿建筑很多，见于记载的有洪禧殿、水晶殿、隆德殿、玉德殿、崇寿殿、香殿、大安阁、万安阁、穆清阁、仁寿阁、宣文阁、睿思阁等，其中最重要的建筑为大安阁。

大安阁的建筑材料取自宋代汴京的熙春阁。开平城竣工后，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下令将熙春阁整体拆迁，运往开平，建造大安阁。大安阁的格局，几乎完全仿照熙春阁，只是略有损益。元代著名宫廷画家王振鹏曾有写实画作《大安阁图》，但很可惜的是，此画已经失传。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皇城东墙遗址

汉白玉螭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土。

大安阁作为上都宫殿群的最重要部分，宏伟壮丽，元代皇家重要典礼，如元成宗、武宗、文宗、顺帝的即位典礼与忽里台，都在此举行。南宋灭亡后，小皇帝被送到上都，忽必烈也是在大安阁举行的受降仪式。

宫城外为皇城，在整个城市的东南角，大体呈正方形，边长约一千四百米。墙身残高约六米，下宽十二米，上宽二点五米，其中东墙、南墙与外城东、南一部分城墙重叠，这与汉族都城呈同心圆的建筑风格略有不同。皇城六座城门，南北各一座，东西各两座。东南城墙城门与外城完全重叠。

外城大体上也呈正方形，边长约两千二百米，现存城墙遗址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米。除与皇城重叠的城门外，外城城门另有四座，其中北墙二门，西墙与南墙各一门。

为适合蒙古族游牧的特点，元朝还在上都城外建立了昔剌斡耳朵等建筑。

昔剌斡耳朵（Sira Ordo）是蒙古语黄色宫帐之意。早在窝阔台时期，就曾在驻夏地建立过可容纳千人的昔剌斡耳朵，这种帐殿的外形是游牧民族常见的帐幕样式，但是固定的。因上面覆盖毡子等织物，在元代又被称为棕毛殿或棕殿。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沿袭蒙古旧制，在上都城外也建立了昔剌斡耳朵。此外，上都城外还有庞大的蒙古式建筑群——伯亦斡耳朵，有龙光殿、慈仁殿、慈德殿等建筑。元朝皇帝在上都巡幸期间，常常在这些斡耳朵举行诈马宴、接待外国使臣等。

汉白玉石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草原出土。

20世纪90年代初，上都遗迹附近的羊群庙乡奎树沟村北又发现元代墓葬遗址，出土了三座大型汉白玉石雕人坐像，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现在一般认为，这三座雕像，与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时代权臣燕铁木儿祭祖活动有关。

元上都的建筑布局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也考虑到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是一座富有特色的草原城市。

兴建元大都。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建城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

契丹族建立辽朝后，向南渗透。936年，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地，被石敬瑭割让给辽朝。辽朝于此建南京（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成为辽五京之一。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兴起后，于金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今天的北京，定名为中都大兴府。

蒙古兴起后，金朝被迫南迁，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中都，恢复旧称——燕京。此时的燕京，经战火摧残，已残破不堪。蒙古在此建立燕京行省等机构，成为当时蒙古统治华北地区的中心。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蒙古帝国形势发生巨变，燕京的地位才发生根本转变。

1259年蒙古第四代大汗蒙哥去世后，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即位，随即与留驻漠北的弟弟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燕京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许多物资、军队都在这里集中，然后运往北方。

由于蒙古旧都哈剌和林被阿里不哥占据，忽必烈政权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不少人向忽必烈建议，选择燕京作为新的都城。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燕京正式恢复旧称——中都，而在前一年，忽必烈的王府开平已被命名为上都，至此，两都巡幸制的雏形开始出现。

有鉴于燕京城屡经战火、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城外选址，营造一座新城。

实际上，早在忽必烈即位初，他就经常驻跸于燕京城外东北郊原金朝残存的几处离宫。至元元年，忽必烈下令翻修琼华岛上包括广寒殿在内的前金离宫建筑。第二年十二月，他还命工匠制造了用来盛酒的渎山大玉海，安置在广寒殿内。此后，附近各处宫殿楼阁陆续开始兴建。

渎山大玉海由整块玉石雕琢而成，体形庞大，可盛酒三十余石。元朝灭亡后，渎山大玉海历经沧桑，后来被京城某处道观用来作腌菜的坛子，直到清朝乾隆年间重新发现后，才被移置于北海团城承光殿前亭子内，成为元朝建设大都城的历史见证。

同上都一样，大都城的总设计师也是刘秉忠。

刘秉忠选定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为黄道吉日，新城建设在这一天正式破土动工。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将新城命名为大都，至此，两都制由原来的中都、上都改为大都、上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设基本完工。原来的中都旧城，虽在大都城外，也成为大都的组成部分，被称为旧城或南城。

至元二十年（1283年），城内基本设施修造完备后，元朝正式开始了旧城政府机构、税务机关与商铺等搬迁工作。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朝建立管理大都城的机构——大都路总管府与留守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旧城居民也开始大规模搬迁进城。大都城的建设，历经十多年，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三头六臂两足——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由于大都城被完全现代的都市——北京城所覆盖，除北城一段土墙即今天所谓的“土城”被开辟为元大都遗址公园外，我们已很难寻觅大都城的踪迹。

龙纹石栏板，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卧狮石雕像，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大都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配合北京城市改造进行的。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先后勘查了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

大都北面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虽在明清被废弃，但地面上仍存有遗迹；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的位置，在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在靠近庆寿寺双塔（即海云、可庵二师塔）的地点，稍向外弯曲，以便绕开双塔。

经实地勘测，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两万八千六百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二十四米，基宽、高、顶的比例为3∶2∶1。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描述大都城墙说：“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这与现在实测的比例很接近。

大都外城共有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面均为三门，北面只有两门，这与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布局很不相同。据元人长谷真逸《农田余话》记载，这应当是刘秉忠附会中国神话人物哪吒三头六臂的结果，也就是说，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二门象征二足。

北京元大都和义门遗址

1969年夏，北京城区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根据门洞内的题记，表明它是在1358年加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门的构筑采用了当时的新技术，如改“过梁式”木构门洞为砖券门洞，添设灭火设备以弥补木质城门的缺陷等。

大都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它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其夯土基址已经被发现。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的东、西两垣附近。

宫城的主要建筑分成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其中又以大明殿地位最为重要。元朝政府一切重大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朝贺、万寿节祝寿等，几乎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的延春阁，比大明殿还要高，元朝统治者经常在这里举行佛教与道教的法事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宴会。

宫城西面是以万岁山（又称万寿山，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为中心的西苑。太液池的西面，另有两组规模较大的宫殿建筑，靠南为隆福宫，靠北为兴圣宫。

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一致，经过探钻，在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二十八米，应当是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位于中轴线偏西，即今天的旧鼓楼大街。这与后来明清的北京城不同。

大都皇城

大都的街道布局，非常整齐。勘查结果表明，在南北向主干大道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二十五米左右，胡同宽约六七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

今天北京城区常见的胡同一词，来自蒙古语huddug，原意为井。从元代出现这个词后，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街道多以胡同命名。

各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大都城内的建筑，经明清两代沧桑巨变，保存下来的已不多，其中多为宗教遗存。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大都兴建了不少宗教建筑。

万松行秀为北方禅宗领袖，也是大蒙古国时代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老师，他的灵塔至今仍矗立在北京城内的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另一位禅宗领袖海云印简及其弟子可庵智朗的灵塔所在地——庆寿寺双塔，因位于后来的长安街上，在城区改造时被拆除。

元代大都敕建寺院众多，多为藏传佛教风格。今天北京著名的白塔寺，在元代名大圣寿万安寺，寺中的白塔，为忽必烈在位时由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白塔寺作为俗称，当时已经出现。类似敕建寺院的俗称，还有青塔寺、黑塔寺等，今已不存。

大都道教宫观也很多，今天北京的白云观，是元代全真道总部大长春宫的一部分。除全真道外，北方的大道、太一道，南方的正一道及其支派玄教，在大都都设有道观。东岳庙的张留孙碑，由著名文学家赵孟頫撰文，详细记载了玄教教主张留孙的生平。

除佛教、道教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大都也非常盛行。

今天的房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景教十字寺碑。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在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教。牛街礼拜寺保留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了艾哈迈德•布尔塔尼与阿里•依玛顿丁二人元初来大都传教的事迹，二人分别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与至元二十年（1283年）去世。

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交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大都常年居住人口四五十万，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中世纪的一座国际大都会。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

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大都的城市供水系统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又称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在制订元朝历法——《授时历》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大都漕运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内的元代天文台景观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实际探测的基础上，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城连接通州运河的建议，得到忽必烈的批准。第二年秋天，工程正式启动，一年后全部完工，整个通惠河水系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十步，解决了沿运河北上物资由通州运抵大都的难题。自此，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考古勘查结果表明，积水潭稍大于今天的太平湖、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为二十七米左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岗

元大都的用水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饮用水，主要还是井水。再有一类就是生活用水，包括做饭、洗衣服这些用水，主要还是依靠高梁河水系。当时的皇城另外有一条水系叫金水河水系，是用的玉泉山的水。

大都城里的用水，以及通惠河的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高梁河水系。当时大都城里最著名的水系码头就是积水潭，当时漕运码头上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到通州，然后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的水域来。

转瞬即逝的中都行宫。大都、上都两都制确立以后，大德十一年（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海山又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北）建立行宫。第二年，行宫落成，正式设中都留守司。元朝由此出现了三个都城。

武宗在位四年时间，曾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中都城。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同大都、上都相比，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前者，大于后者。整个城市同样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与大都、上都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很快停罢了中都城建设。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

元代两都制确立之后，武宗为什么又要另建都城呢？因史书语焉不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这很可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武宗与仁宗本是亲兄弟，在大德十一年三月的大都宫廷政变中，仁宗首先夺权，但慑于在漠北统兵的武宗的压力，被迫与武宗达成了“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协议。因当时仁宗在大都的势力已经很稳固，为了避免冲突，武宗很有可能另辟蹊径，选择一处没有弟弟势力影响的新址作为自己的都城。

两都巡幸——南控中原，北连朔漠。两都制确立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与西道三条线路。

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健德门出发，途经昌平等约十一处驿站，抵达上都。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帖里干道与木怜道）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

银腰牌

五体文夜巡牌

东道又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出黑谷上行的辇路，沿途设有十八处捺钵，是专供元朝皇帝巡幸上都的路线，其中南北两端与驿道重叠；另一条是出古北口的御史按行路线，主要供监察御史与军队北上使用。

西道主要是供元朝皇帝自上都返回的路线，沿途设有二十四处捺钵。

元朝皇帝每年由东道辇路北上上都，再由西道返回大都，往返时间虽不十分固定，但基本上是秋冬季节在大都，春夏季节在上都。

元朝皇帝每次出行时，除后妃、太子、蒙古诸王及皇帝的禁卫军——怯薛与侍卫亲军外，中央各机构的主要官员，乃至备顾问的宗教首领、儒臣文士等，都要扈从，从而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阵容蔚为壮观。有的记载说，皇帝进入上都，“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这虽是夸大之词，但从中也可看出皇帝扈从人数之多，已难以统计。

元朝皇帝出巡后，大都虽然也留下亲王与官员留守，但重要政务往往要呈报皇帝批准，于是，一年中，元朝的决策集团实际上是在流动的，或者在大都，或者在上都，或者在往返二者之间的路途上。

元代两都巡幸体制，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王朝政治制度的一种体现。这种制度并非元朝所独创，辽朝的五京制与四时捺钵制度，在元朝政治文化中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

由于元朝皇帝一年定期往返于两都之间，元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实际上不是发生在京城，而是发生在两都之间的路途上。

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当年的上都巡幸后，开始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晚，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的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和英宗的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最亲信的大臣——中书右丞相拜住。

六年后，天历二年（1329年）八月初一，新即位的明宗踌躇满志地南下抵达旺忽察都，第二天，已经退位并从大都北上迎接他的弟弟文宗也来到此地，二人在行宫举行盛大宴会。初六，明宗暴死。文宗在严密保护下疾驰上都，并在十五日于上都大安阁举行复位仪式。兄弟之间发生的骨肉相残的悲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成燎原之势，愈演愈烈。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由山西大同攻入上都，上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城内宫殿建筑被焚毁殆尽，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度就此停罢，而元朝统治离覆灭也为时不远了。

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十年后，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北上，攻占大都，更其名为北平。因大都城区面积过大，不利于防守，明朝将大都北段城墙南移，重点防守南半部。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北京城又逐渐向南发展，从而奠定了此后北京的城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