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史前文化的各种类型
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纺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生产经济阶段。在此以前人类只是食物的采集者，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食物的生产者。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间或还有剩余。这种生态环境使人口可以较快增加，生活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的重要性与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由“采集食物”进至“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生活方式，以及制陶、纺织、建房等新生产方式。考古学家伍德（R. Braid Wood）根据碳14测定，推测农业的诞生时间距今约1万～1.2万年之间，其发生地点在近东的两河流域。
近人的研究证实，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并非两河流域传入。大量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一体的。黄河流域是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的发源地。
七八千年前的人类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有所发现，它们同中有异，显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的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900年的农业聚落遗址，有房基、灰坑、陶窑，有石器、陶器、骨器工具及生活用品。石器以农具为主，包括耕作、收割工具——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磨棒。陶窑的发现足以证明，制陶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以泥质红陶为主，夹沙红陶次之。陶器有杯、碗、盘钵、双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等。由此可见，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已进入了以栽培粟为主的旱地农耕阶段。
石磨盘、石磨棒（裴李岗文化）
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一条小灰陶和草木灰层，出土了兽骨、禽骨、鹿角、螺蚌壳、木炭、石料，以及石器、骨角器、木板、木棒、夹沙红陶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在遗址中的存在，说明当时已有农作物栽培。据碳14测定，它的年代为距今10510±110年至9690±95年（未作校正），把中国农业的起源上推到距今一万年左右。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而分布在这里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引人注目。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现已发现属于这一文化的大量遗址，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延伸至附近地区。西安郊区的半坡遗址，是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4200年间的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基地。居住区周围有一条宽深各5～6米的壕沟，用于防卫。沟北边是村落的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窖穴，是村落的公共仓库。在居住区大量房屋群中，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是公共活动场所，节日和宗教性活动都在此举行。村落中的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互相协作，一起作息，过着平等而和睦的生活。
陕西省临潼县的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另一典型。姜寨村落遗址呈椭圆形，东西长210米，南北宽160米，面积33600平方米。中心部位是500平方米的广场，两侧边缘有南北对应的两个牲畜夜宿场。广场周围是门都面向广场的房屋群，其外环以既可排水又可防卫的壕沟；沟东是三片墓地，沟西位于临河东岸是烧陶器的窑场。显然，布局如此规整有序的村落，必定先有规划，且具备严格执行规划的保障措施。由此可见，居住在这一村落中的人群，是由一定规范维系起来的统一群体。与这种社会组织的严密性相呼应的是，社会生产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姜寨遗址出土的小铜片，经鉴定为黄铜。这一发现说明，仰韶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金属铜的冶炼，由石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过渡。人们把仰韶文化作为炎黄时代相对应的考古文化，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龙山文化分布很广，因此同样是龙山文化，彼此间的地域性差异相当显著，特别是到了龙山文化的晚期，这种特点更为突出。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原龙山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来的一个文化系统。
龙山时代人类的发明与成就，超越了前一时代，以下几方面是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铜器的制造。中国发明铜器的时代也许早于龙山时代，但比较普及是在龙山时代。河北唐山大城的两件穿孔小铲，甘肃武威娘娘台的铜刀、铜锥，永靖大何庄一件残铜片，都是标准的红铜器。龙山时代仍处在铜石并用时代。其次是水井的开凿。河南洛阳矬李、河北邯郸涧沟、江苏吴县澄湖等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土井，河南汤阴白营还发现了深达11米的木结构水井，反映了人类在饮水和灌溉方面所作的新努力。再次是城防设施的出现。早年发现的历城城子崖、安阳后岗的夯土城墙，近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又连续发现夯土城墙，反映了人类由村落向城邦的过渡，在这一时代已初露端倪。
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遍布于世界各地。中国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得天独厚，几乎布满了文明起源的遗迹。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由一个中心向外扩散、传播的，而是萌发于多个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多元的。著名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on）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为“黄土的儿女”，他的著作即以此为名（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以往学者在探讨中国文明发源时，多归功于陕甘高原的“原生黄土”和黄淮平原的“次生黄土”的因素。诚然，黄土地带的土壤具有许多优越条件，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因此可以说，黄土培育了黄河文明。但是其他地区的文明起源却与黄土无关，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为“黄土的儿女”，至少是片面的。
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的村民为建造排涝站而深挖地基，意外地发现了先民们7000年前创造的遗迹。在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堆积一般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经鉴定，这些稻谷是人工栽培的晚稻。据碳14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同时出土的用水牛、鹿的肩胛骨制成的农具——骨耜，证明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的原始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鸟形象牙圆雕（河姆渡文化）
如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已在遗址现场建成，再现了7000年前先民们的村庄——干栏式建筑及生活、劳作的场景。这一再现远古场景的博物馆已于1999年6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太湖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水稻的主要栽培区。因首次发现于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而得名的马家浜文化，约存在于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如吴县草鞋山、青浦县崧泽，都有炭化稻谷的出土，既有籼稻，也有粳稻。草鞋山还出土了用野生纤维为原料的织物残片——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纺织品实物。稍后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的先民们又开辟了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的新领域。吴江县（今改制为市）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器上有浅刻蚕纹图案，表明当地人已从事养蚕。湖州市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如绢片、丝带、丝线，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
据专家研究，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地区的佘山、天马山、金山、奉贤的残丘曾经森林茂密，平原地带有大片低凹的湖沼，先民们生活于湖沼间的高冈上，从事渔猎与农业，随着植桑养蚕的盛行，经济水平大大提高。
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彭山头遗址中，也发现了稻谷和稻壳，经碳14测定，距今约8200年至7800年，把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印度次大陆）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