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炎帝、黄帝与传说时代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神话传说恢复到历史条件之下——如何从遥远的传说背后找回历史真实。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们对待先人的神话传说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讲史前史时注重考古资料，忽视对神话传说的发掘，是切中要害的。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疑古思潮泛滥，对历史上的传说时代采取虚无主义的怀疑态度。要恢复传说时代的历史真面目，必须消除疑古思潮的影响。在文字发明之前，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是先民们对上古洪荒时代历史的一种夸张的记述，只要加以科学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可靠历史资料。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活动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出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传说。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教民熟食”；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为渔”；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反映了远古人类从建房、熟食到渔猎、农耕的发展过程。
传说中，伏羲氏与女娲是兄妹相婚而产生人类，以后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反映了原始血缘婚向族外婚的过渡。据说伏羲氏还发明了八卦——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伏羲、女娲、神农是传说中“三皇”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传说中的“五帝”也有多种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便是其中的一种。
现时流行的“炎黄子孙”云云，其实是人们对中华文明始祖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世界各国原始时代普遍存在太阳神崇拜，中国远古的华夏族也崇拜太阳神，并以太阳族自命。大汶口文化圈发现了大量太阳族的族徽，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的艺术抽象。当时各部族的首领，如太昊帝、少昊帝、炎帝、黄帝，无不是太阳或太阳大帝的称谓。
传说中的炎帝，号神农氏，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渭河的支流），后东迁。他领导的氏族部落，发明了农业、医药、陶器。《易 · 系辞》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自汉代以来，一般学者都认为神农即炎帝，有炎帝神农之称，首创木制的耒耜，被认为农业发明之始。传说中，炎帝发明了医药。唐司马贞《史记 · 补三皇本纪》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世本》说“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还说到神农为了搜寻治病草药，“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结果“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还发明了陶器，《太平御览》引《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陶器是与农耕同时出现的，被誉为继火的使用之后的又一大创举。
神农氏尝药辨性图
由于生产工具的局限，当时还不能大规模“伐林启壤”，开垦耕作，开辟土地的方法，大抵是先在土地上放火焚烧，用简单的木制农具耒耜松土，然后撒播种子，任其自然生长。古籍中有所谓“烧山林”、“烈山泽而焚之”的记载，便是当时的写照。神农氏之所以称为炎帝，其族民称“烈山氏”，都反映了原始农业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之故，传说中神农氏时代的原始农业是一种游移性农业，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必须不断更换耕地，经常迁徙。神农氏的这种游移性在传说中也有所反映，据说他起于厉山（即今湖北随县北之厉乡），后迁徙至河南，再迁至山东。
炎帝的后裔中，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被后人尊奉为稷神——谷物神。炎帝的另一支后裔是共工氏，其子后土，治理洪水成功，被后人尊奉为社神——土地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原始农业时代更是如此。这种传说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西周以后人们祭祀社神、稷神，以后又把社稷引申为天下、国家，其源盖出于此。
传说中的黄帝，比炎帝要晚。《易经》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号有熊氏，相传他作战时，曾训练熊、罴、貔、貅、躯、虎六种野兽参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来，其实是以六种野兽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参加战斗。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界事物有亲族或其他关系，便把它作为保护者或象征。这种早期的宗教信仰称为图腾崇拜（totemism）。
黄帝部落从北方南下到达黄河流域时，已发展成拥有六个部落的巨大部落联盟了。
传说中，黄帝时代发明了铜器。《史记 · 封禅书》说：“黄帝采首阳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黄帝不仅发明了铜器，而且以铜编钟作为乐器演奏音乐，《吕氏春秋》说：“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黄帝时代发明了舟车，《易 · 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古史考》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
王仲孚《黄帝制器传说试释》，对传说中黄帝关于衣、食、住、行的创造发明作了探索。杵臼釜甑的制作传说，反映了谷物加工以及熟食器皿的进步；衣冠扉屣的制作与“以衣裳别尊卑”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的纺织与缝纫的兴起，也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意义；舟车制作的传说，表示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以及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
黄帝时代比神农时代的农业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黄帝时代已发明了历法，使农业生产能适应季节与气候的变化。《史记 · 五帝本纪》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史记正义》对此作这样的解释：“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这一点也可以从《尚书 · 尧典》找到印证：尧在位时，曾命人分别到四境实地观测星象，以定春、夏、秋、冬，随四季变化安排农业生产，所以播种收获皆有定时。传说中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反映了各农业部落初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草原游牧部落南侵的史实。
炎帝、黄帝时代的这些传说，并非穿凿附会的想象或虚构，它已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人们把仰韶作为炎帝、黄帝时代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不无道理的。
据说黄帝部落有姬、酉、祁、己、滕、蔚、任、荀、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姬、祁、任、姞四姓。姬姓相传为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成相当大的一支。祁姓有传说中的陶唐氏，即唐尧所属的氏族部落。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夏朝创立者的祖先；而黄帝后裔姬姓一支，则成了周朝的创建者。值得注意的是黄帝部落的十二姓中有一些北方的氏族部落——戎人、狄人，后来融合于华夏族。由于这些缘故，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始祖。
黄帝像
从黄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持续了数百年。黄帝后裔进入黄河流域后，吸收夷人部落和羌人部落一部分结成新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的首领组成联盟议事会，讨论重大事务，推举联盟首领。尧、舜、禹就是由联盟议事会民主推举产生的。
尧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任人选问题，让大家讨论，众人推举了舜。舜继位后，征得联盟议事会同意，任命八恺管土地，八元管教化，契管人民，伯益管山林川泽，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刑法。国家的雏形更加明朗化了。由于禹治理洪水有功，当舜年老让位时，联盟议事会一致推举禹担任首领。
传说中尧、舜的“禅让”传统，被后人引为美谈。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写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又说：“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时代天下有“万国”、“万邦”，他们在各自建立邦国的同时，还曾联合起来建立地缘性联盟，盟主由强有力的邦国君长出任，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发生权力的和平更替。这就是尧、舜、禹禅让的实质。后世儒家典籍把它加以美化，成为“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儒家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在人们心目中，尧舜是道德完美的先圣先王。清末民初的疑古派宣称，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显然偏激得太过分了。当然今人不必拘泥于《大戴礼记 · 帝系篇》或《史记 · 五帝本纪》所说，尧为黄帝四世孙，舜为黄帝八世孙，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远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是毫无疑问的。对照考古发掘的资料，尧舜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黄河流域已是氏族社会活动频繁的地区，文明的萌芽已相当可观。
王仲孚《尧舜传说试释》指出，尧舜努力整治水患，以减少自然灾害，在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对抗中，屡占优势或胜利，保障了中原部族的安全，发展农业，开发山林，使各部落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们的这种丰功伟绩是受到当时人们及后人景仰的根本原因。舜在未被推举为首领时，已是擅长农事的人，领导人民披荆斩棘，开辟农田，建筑聚落。因此关于舜的传说具有“农神性”——早期农业领袖的性质。尧舜禅让的传说，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那么传说时代的内涵将会十分丰富多彩。比如说，发明八卦的伏羲氏的后裔太昊集团，居住于山东半岛至蓟辽一带，是一群以鸟为图腾的先民，由于祖先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所以他们以渔业为生计。凤姓的太昊的后裔以凤鸟为图腾，其后居住于此的少昊承袭了这一传统。少昊集团中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鸠、五雉、九扈，都以鸟为图腾。这一部落据说发明了弓箭，他们的英雄人物伯益、皋陶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再比如，生活于太行山以东的祝融八姓，北以卫为中心，南以郑为中心，据说虞以前的陶唐氏就是祝融八姓之一。到了夏商两代，祝融受夏族、夷族两面夹击，被消灭过半，只有偏居南方的一支，成为春秋时代楚文化的缔造者。前辈史家张荫麟笔下的这段传说竟是如此动人：“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全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是披着荷衣，系着薏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膻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