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朱元璋与“胡蓝党案”
朱元璋（1328—1398年），祖籍金陵句容（今南京句容）朱家巷，祖父朱初—带儿子朱五一、朱五四逃荒到江北泗州盱眙县，其后父亲朱五四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孤庄村定居。他本名重八（两房中排行第八），后名兴宗。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先后病死，“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朱元璋因生活困难，便到皇觉寺当了行童（小和尚）。皇觉寺当地人叫於（乌）觉寺，以后改称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皇觉寺长老打发和尚出门云游度荒，朱元璋一顶破笠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出门做了游方僧。游方，即化缘，社会上称为叫化。几年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开了眼界，增长了才干。
二十一岁时，他又返回皇觉寺。这时濠州已在红巾军占领之下，为首的是郭子兴。朱元璋想去投奔，又怕风险。小时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中写信来劝他前往，他有点犹豫不决，又怕走漏风声，不得已卜卦求助。二十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写了《皇陵碑》（现仍立于凤阳皇陵边），回忆这段往事说：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阳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下当兵。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任左副元帅，成为事实上的主帅（主帅郭天叙年轻无权）。在此后几年中，他顺利地攻占皖南、浙东大部分地区，之后击败割据一方的陈友谅、张士诚，据有东南半壁江山，并以此为基础北上伐元。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
在此之前，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在应天（南京）上表，请朱元璋即帝位。十天后，朱元璋搬进了新盖的宫殿，祭告上帝：“诸臣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精通天文地理的刘基早已看好天象，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天气晴好，果然“天朗气清”，朱元璋获上帝批准，“可为生民主”，当了皇帝，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
明太祖像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只有“庶民皇帝”刘邦可以与他相比拟，然而刘邦是亭长出身，朱元璋则一贫如洗，起于社会最底层。他识字不多，却勤奋好学，对历史特别爱好，《汉书》、《宋史》都是常读的书。他自学成才，写的诗文颇有特色。他起义时写的《咏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与黄巢的咏菊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写的公文，常用与众不同的口语体，如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nín，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他下了一道圣旨，也是用这样文体：“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在他的倡导下，口语公文习惯成自然，成为明朝的一大特色。
明太祖朱元璋对全国大小政务都要自己亲自处理，唯恐大权旁落，他不仅大权要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在面临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时，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加以处理。
朱元璋即帝位后，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由于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明朗化。朱元璋曾与御史中丞刘基讨论另择丞相人选，提及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刘基都以为不可，朱元璋要刘基为相，刘坚决推辞，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其实他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很难在朝廷中站住脚。后来李善长罢相后，汪广洋虽居相位，却无实权，李善长仍在遥控，并把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给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汪广洋为右相，一方面依靠胡惟庸办事，另一方面要汪广洋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
明初户帖
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个人才，很宠信他。胡惟庸很会逢迎，“曲谨当上意”，形成了一人独相的局面，专擅朝政，对于官员生杀升降大事，往往不奏报就独断专行；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对自己不利的便押下不送。他权倾一时，四方躁进之徒都向他纳巨贿走门路。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把其劣迹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利诱徐府门房福寿，企图陷害徐达。对于这场权力斗争，刘基似乎早有预料，他于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告老还乡，隐居山中，不预闻政治。胡惟庸获悉刘基在帝前言其无能，怀恨在心，指使言官诬陷刘基，以后又毒死了他。胡惟庸的大权独揽、飞扬跋扈，使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尖锐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了胡惟庸。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但受“胡党”罪名牵连的功臣们却是无辜的。随着胡惟庸罪状的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又到“私通蒙古”，到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又定胡惟庸串通李善长谋反罪，朱元璋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于是找到借口，把淮西集团一网打尽。李善长其时已七十七岁，一门七十余人被杀。一年后有人上书为其申冤，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为勋臣第一，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善长年迈，根本无此精力，何苦如此？朱元璋无话可驳，可见是枉杀。至于叶昇、宋濂之受牵连，更是如此。朱元璋下令肃清逆党，坐诛者三万余人，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数年未清。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持怀疑态度，王世贞说得较为含蓄，谈迁说得很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吴晗写于1934年的《胡惟庸党案考》深刻地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蓝玉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多次立功，升为大将军，进封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自恣，家中多畜庄奴、义子，霸占民田，擅自驱逐前来按问的御史，并在军队中按己意进退将校，引起朱元璋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出面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去参加籍田礼仪时起事，这当然是捕风捉影之说。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者一万五千多人。朱元璋下诏公布了《逆臣录》，列名其中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胡蓝两人固然咎由自取，但牵连之广令人震惊，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既反映了新王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也反映了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疑忌。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早就预感到朱元璋疑忌功臣，于洪武二年请老归山，顾虑到日后父子（朱同）不能老死林下，请朱元璋赐给他们“免死券”。朱升以七十二岁而善终，其子朱同还是死在朱元璋手下——赐自缢。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洪武十八年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使臣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洪武十九年，汤和获悉朱元璋“不愿诸将久典兵”，主动交出兵权，向他请长假：“犬马齿长，愿得归故乡，营骸骨之墟。”朱元璋大悦，赏给钱钞，让汤和告老还乡。一个游方僧出身的人当了皇帝，权力欲如此强烈，大张旗鼓地杀戮功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此人的心态值得细细研究。
杀功臣的根本起因是排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洪武十三年杀了胡惟庸，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的动机暴露无遗：“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左右丞相寻找借口，其实要害不在设丞相“不旋踵而亡”，也不在“专权乱政”，而是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太大，分割并削弱了皇权。为了强化皇权，朱元璋变更旧制，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其实是由皇帝兼丞相，大权独揽。这不仅是变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是变更了由秦创始经唐、宋完备化的丞相制度，形成空前的君主专制体制。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繁忙的皇帝，以洪武十七年九月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要批阅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件。他曾对侍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皇帝兼行丞相职权，毕竟难以持久，他的继承人明成祖朱棣不敢违背祖训（毋得议置丞相），却作了一些变通，把朱元璋时期备顾问的殿阁大学士选拔入值文渊阁，在皇帝授意下参与机务、批答奏章，从而确立了明朝通行二百多年的内阁制度。当然这时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关白”；其后内阁制度不断完善，阁臣裁决机宜、票拟谕旨，俨然汉唐宰相，只是没有相名而已。
推行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大创举。在监察机关都察院以外，设立了检校、锦衣卫，承担着监视官吏的特殊使命。
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专作告发他人的勾当。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连开国元勋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检校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吴晗《朱元璋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被征去编《孟子节文》的钱宰，写打油诗发牢骚：“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得知此事，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出了一身冷汗，连连磕头请罪。
胡惟庸案发后，权力争夺激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新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权力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指挥。锦衣卫所设监狱，称为“诏狱”，意即由皇帝批准逮捕入狱。《明史 · 刑法志》说：“明锦衣卫狱……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诏，所诛杀为多。”处理胡蓝党案，锦衣卫起了很大作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葬在南京城外钟山，这就是有名的明孝陵。他在遗诏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颇有一点自知之明，他确实“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但不能“好善恶恶”，过分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