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曹操与诸葛亮
三国的政治家首推曹操。过去的传统史家，把分裂与篡夺的罪名委之于他，虽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失之片面。其实曹操是主张统一的，他活着时始终不敢称帝，他死后儿子称帝，引起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复兴汉室终于成为泡影。
舞台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存在着极大的距离，甚至强烈的反差。这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反映了小传统，包含着狭隘的正统论；大传统则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功过是非的客观评说。鲁迅曾经说过，曹操其实是很有本事的，至少我很佩服他。这就是从大传统来观察的结果。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灵帝时任太尉（国防部长）。曹操的这种出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父亲身居显要之位，使他从小就接触社会上层，眼界开阔；另一方面，祖父是宦官，父亲“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斥责曹嵩是“乞丐携养”，曹操是“赘阉遗丑”，因而受到社会名流的轻视，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生性机警狡谲，有权术而又任侠放荡，从小到老，一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的儿子曹丕说他“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他特别爱好兵法，曾注《孙子兵法》，他的《孙子兵法注》是今存第一个注本；此外另著兵书十万余言，“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素质，早年默默无闻，经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太尉桥玄引荐，得到了名士许劭的赞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亦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太学生首领郭泰齐名的许劭专门品评人物，是“月旦评”的主持人，在当时很有影响。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李膺的儿子李瓒也说“天下英雄无过曹操”。按当时人的理解，所谓英雄是指：“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即“文武茂异”。曹操善于用人，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他反对当时征辟察举注重所谓名节德行、家世声望的陈规陋习，只要有真才实学，什么人都可以用。他的一些主要将领，或者提拔于行伍之间，或者发现于俘虏之中。曹操的将领基本来自扬州的丹阳、兖州的泰山以及河北的并、冀两州，以富于战斗力著称于世，手下五员名将（于禁、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也来自这些地区。他多次发布求贤诏令，强调要把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能人选拔出来，即使这些人有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也在所不顾。
但曹操毕竟是曹操，爱才也忌才。一些名士瞧不起他，恃才傲物，不肯为他效力，他绝不容忍。名士孔融就因为对曹操“多侮慢之辞”，被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崔琰（yǎn）是当时士大夫众望所归，就因为对曹操不满，被诬告为“腹诽心谤”，关进监狱，剃去头发，迫使他自杀；名士祢（mí）衡曾当众辱骂曹操，曹操要杀他，又怕别人说自己不能容人，就借刀杀人，把他送到刘表那里，被黄祖所杀。这种独裁者的品格，颇为典型，在后世那些“乱世之英雄”身上时有所见。
曹操最大的政绩是把北方地区治理得很好，使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开垦荒地或让军队耕战结合。这是针对当时中原战乱频仍、灾荒流行、土旷人稀日甚一日的状况，而采取的唯一正确方案，解决了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在人口密度降低，生产力衰退，空荒地增多的情况下，屯田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因为屯田（无论民屯、军屯）带有某种集体性，有利于集约化耕种和水利工程兴建，汉代的区种法在屯田中得到推广，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
可以与曹操相比拟的政治家是诸葛亮。小说中、舞台上的诸葛亮，羽扇纶（guān）巾，一派仙风道骨，不但足智多谋，而且能呼风唤雨，有点类乎神仙道士。其实是人民心目中对这位奇才的一种美好的夸张。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东汉末为避战乱，随叔父隐居于南阳隆中（今襄阳隆中），从事农业生产，不想在这个乱世出来做官，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备屯驻新野时，经徐庶推荐“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帮助他争夺天下。诸葛亮身在茅庐，其实对国家政治十分关心，对形势了如指掌，他给刘备分析形势作出决策的著名“隆中对”（《诸葛亮文集》称为“草庐对”）指出：
（一）对曹操，“不可与争锋”，因为他已拥有百万之众的军队，且又有“挟天子而令诸侯”那种声势；
（二）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因为他三世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
（三）对刘备，占领荆州和益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待时机，可以成就霸业。
这就为刘备及其政权规定了总的政治战略。刘备从四处奔走，寄人篱下，发展到与曹、孙鼎足而立，完全是按照诸葛亮决策行事的结果。刘备是一个“卖履织席”出身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徐州牧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反映了他是一名惯于反噬的“枭雄”。然而他缺乏政治与军事的必要才能，使他“争盟淮隅”不成，终于丧失了徐州。作为枭雄的刘备后来取得荆、益二州，完全仰仗了诸葛亮的策划，至于三国鼎立的汉国，更是诸葛亮所写的历史，与刘备毫不相干。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佐执政。刘禅虽然无能，却很信任诸葛亮，一切政事全权托付于他。
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治蜀注重法制，一方面对“专权自恣”的豪强“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另一方面对下属将领官吏“赏罚严明”，“任人唯贤”，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为了持久作战，他重视经济，主张“务农殖谷”，开展屯田，且耕且战，四川地区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景况。为了取胜，他注重兵器改革，对连弩（射箭机械）作了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1964年在四川郫（pí）县发现一件刘禅景耀四年（261年）制造的铜弩机，号称“十石机”，有600公斤的射击力。
在对待魏、吴两国关系上，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吴攻魏。当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欲攻江东时，他极力劝阻；刘备死后，他立即派使节到吴国，重新结盟。后来孙权称帝，许多大臣主张与吴断交，诸葛亮为了集中全力对付曹魏，顾全大局，还派人去祝贺。这是蜀汉政权能在危难形势下得以维持的重要关键。
他在发兵攻魏的名篇《出师表》中，回顾了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对于刘备临终托孤，常常抱着忧患心态，唯恐托付不效。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情的驱使下，他出师北伐，屯兵汉中，率军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取得胜利。当时魏与吴对峙，西方空虚，取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前锋参军马谡（sù）违反节度，在街亭（今甘肃秦安）打了败仗，丧失大好时机，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
以后三年中，多次出兵，由于兵力不足，军粮困难，都不支而退。他创制“木牛流马”运粮车，开展山区运输；并在渭水屯田，作持久打算。
关于“木牛流马”，学者们一向有两种解释。一派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推车，《三国演义》中说得神乎其神：“木牛流马皆造完备，宛如活着一般，上山下岭务尽其便。”这是穿凿附会的小说家言。连毕生研究中国科技史成就卓著的李约瑟也认为木牛流马就是《天工开物》中的独轮车。另一派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能在崎岖山路步行的机械装置，木牛其形，流马其势，否则诸葛亮写的“木牛流马法”，就没有必要说它“方腹曲头，一脚四足”了。南北朝的祖冲之首先把木牛流马复原成功，《南齐书 · 祖冲之传》说他“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这是符合诸葛亮本意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学者，先后复制出利用连杆机械原理的木牛流马模型，它是一种由人给予推力，便可自己行走的运载工具，适合于汉中运粮古道的特点，可以看作世界上第一批成功的机器人。
诸葛亮在距长安一百多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与魏将司马懿相持达一百多天，积劳成疾，于公元234年8月在军中病逝，不过五十四岁，正当盛年。遵照诸葛亮遗命，为他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当蜀汉退兵后，司马懿率军巡视诸葛亮部署的营垒，叹道：“天下奇才也！”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三国俨然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以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居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hù）在荆襄的对垒，成为历史佳话，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备鞠躬尽瘁，固然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这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感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