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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以我国历史所涉地理范围之广漠，在每一时代，各地域之社会状况恒差异甚巨。故研究一时代之社会史，首须注重各地域之特色。近来述国史者每喜谈某时代之社会，然类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国者焉，于显真之义，殊有未尽。兹举宋代南方与北方之若干重大社会差异，以为上说之例证。
一、农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至少在北宋，农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东迄闽浙，犹有普遍之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载：
（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湖（即今两湖）、福建、广南（即今两广）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佃户非经田主许可，并给与凭证，不得自由迁移，是即附着于田土之农奴也。诏书以“旧条”为言，明此制得法律之承认也。诏书许以后被锢之佃户“经县论详”，明以前被锢之佃户无此权利也。此“旧条”不知起于何时，在汉以后、唐以前无闻，殆起于唐末五代；当此分崩离析、上无道揆之世，豪强地主，遂得专威，浸假而成为法律也。诏书仅涉及江淮以南诸路，明江淮以北无此制也。仁宗此诏乃解放南方农奴之一大社会改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焘《长编》均不载。其他宋人记载，以作者所知，亦无道及者。不有最近《宋会要》之重现于世，此事不几何与时俱湮？
仁宗之诏书未提及四川。然农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于四川，别有证据。农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较不普遍，惟田主对于农奴之权力则更大，直成为事实上之统治者。《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载：
川陕（峡字当是峡字之讹，参看下引《宋会要》）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太宗实录》《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请释旁户。
《宋会要·刑法二》记此事更详，文云：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诏制置剑南、峡路诸州旁户。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亦甚以为便。上言者以为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遂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遣职方员外郎时载、监察御史刘师道，乘传赍诏书谕旨。既而载等复奏，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一旦更以他帅领之，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上然之，其事遂寝。
“旁户”为田主“役属……如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数世”，其为农奴无疑。从彼等“相承数世”之事实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户制度至迟当起唐末。
太宗初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云者，意谓使旁户尽皆易主，而田主与旁户之关系仍旧保存。故时等以“一旦更易他帅，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为言。从太宗改革旁户制之困难，可知此制之存在于四川，范围盖甚广泛，其非三数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断言也。李顺之乱为太宗初年一大变，余尝为文考之（见《清华学报》）。当时未知其与旁户之关系，及读《宋史·刘师道传》“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之语，初疑此为农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颇合于近时治社会史者所喜谈之“农民暴动”。及读《会要》“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此“豪民”二字之增减，遂予读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乃知于史文言外推论之难而不容苟也。盖四川地力颇丰，田主对旁户租庸调之征殆尚比较上不甚苛，而旁户一方面又资田主之保护，用能彼此相安。故太宗于旁户制之废除，并不感急切；其后仁宗解放南方之农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户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时四川旁户制已消灭也。然太宗以后四川旁户之历史于载籍无征。
二、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
宋代有一严重之社会病态，特盛于南方，即杀婴之习俗是也。其时间亘南北两宋，其地域遍及于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闽浙、两广。政府虽严设法禁，力谋救济，终不能止。兹将此事之史证列举于下：
（1）统括数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十：“（徽宗大观三年）十一月九日，兵部侍郎详定一司敕令王襄等奏：‘福建、荆湖南北、江南东西有生子不举者，近诏申严禁约，其刑名告赏，只行于福建，而未及江、湖诸路，乞一等立法。’从之。”
同上《刑法二》之五七：“（徽宗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看详：福建路溺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今乞于逐项条内，生子而杀下，各添入孙字。”
同上《刑法二》之一四七：“（高宗绍兴三年）十一月八日，臣僚言：‘浙东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又旁近江东饶、信皆然，望赐止绝。’刑部检准现行条法为系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路；其两浙东西路未有。乞依上条。诏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壬戌，国子监丞兼权祠部员外郎吴武陵面对，乞申严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月上娠产之数于官，兼申给钱之令，则全活婴孺，将不可胜计。诏监司丁宁州县，悉意奉行，其有显绩去处，保明申奏推赏。”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八：“（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二日，大礼赦：‘勘会民间……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甚伤风俗。可令逐路州军，检举见行条法，令于县镇乡村晓谕，严行觉察，许人陈告。’”
刘时举《续通鉴》卷十三：“（宁宗开禧元年三月）申严生子弃杀之禁，仍令诸路文物官常平官月给钱米收养之。”
（2）江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七：“（政和二年）七月三日，宣州布衣臣吕堂上书：‘东南数州之地，尚有……狃于故习……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愿委守令以禁戒之，联保户以督察之，立重赏以收捕之。有不变者，寘以极刑。……’诏依福建已得指挥，仍委监司按察。如有违犯，重寘于法。”
（3）荆湖南北路之证
苏轼《与朱鄂州书》：“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陈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援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急〔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举哉！”（按：此书不见于今本《苏东坡集》，引见明姜南《学圃余力》。）
《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如圭在高宗朝知荆南府时奏论：‘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昭〔胎〕养令，以全活之。’”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二六：“（光宗绍熙五年九月，明堂赦）：访闻湖广等处州县……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条法禁约非不严切。习以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检举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仍仰监司严行觉察，毋致远戾。”
（4）两浙路之证
《宋史》卷四百《王信传》：“信知绍兴府，禁民不举子。”（按：信，南宋初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生女者例不举。”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上曰：‘范成大谓处州……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曰：‘诚有之……’诏曰：两浙……绍兴府湖、处州……生子不举，有伤风化。……”
（5）福建路之证（按：宋代杀婴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记载与论列亦最多。）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传》：“建（州）俗生子多不举。（掞之）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
《麈史》卷上《惠政门》：“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朝廷嘉之。……复为立法推行一路。……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进士）尝至其邑，闻仲宽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
同上卷下《风俗门》：“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无出，族女争讼无虚日。予漕本路，决其狱，日不下数人。夫杀己子以至于后世讼狱不已，岂非天戒欤？”
《孙公谈圃》卷中：“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俚语谓之薅子。……建州尤甚，曾未禁止。伏乞立法施行。’上批：‘远方愚俗，残忍薄恶，莫此之甚，有害风教，当行禁止。’”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州县勘鞫，告者认妄。……’”
（6）广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绍兴五年）闰二月九日，臣僚言：‘不收养子孙，二广尤甚。’诏其赅载不尽路分，依两浙等路见行条法。”
在以上关于杀婴俗之文献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论列，皆不及于江淮以北及四川。知此等地域尚无杀婴之俗，或虽有而未盛行至于成为严重之社会问题也。又从此诸文献，可知宋至徽宗时，朝廷始留意于杀婴俗之防禁。徽宗一朝，关于此俗，何啻三令五申。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对于此俗，闻见益习，关怀益切，故论奏及诏谕亦更繁。其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亦不断重申旧禁。然上文只及于直接防禁之建议与法令耳，至间接补救之建议与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详。宁宗以后，文献无征，非此俗遂绝也，殆若非因载籍残阙，即因朝廷鉴于过去法令之无效，转持放任态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时，为人从“薅子”盘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一为章得象，一为章惇，皆北宋人；一为胡寅，南宋人。
《孙公谈圃》卷中：“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时家妪将不举。凡灭烛而复明者三。……家人惧甚，遂收养之。”
《道山清话》：“（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为其讥己也，颇不乐。”
又据《齐东野语》卷六：“（胡致堂寅），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
由此可见杀婴之事不仅限于“贫乏下户”，士大夫家亦有为之者。
关于杀婴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议论纷歧。综而观之，凡有三说：
（1）有谓由于赋敛之重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盖自艰难以来，奸臣持不恤之说，虐用其民，为国敛怨。民被其毒，无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绢（‘丁盐绢’乃一种‘人头税’，本用盐纳，后折绢，只行于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及广南东西路），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绢。”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执进呈两浙诸州丁盐绢数。上曰：‘范成大谓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奏曰：‘诚有之。但诸州县丁绢尺寸多少各不等。……’于是诏：两浙州军人户身丁盐钱折纳绢数内，绍兴府、湖、处州比之他州最重……民户避免，至于生子不举。……”
同上：“（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赵彦端言：生子孙而杀之者……盖民贫累众，无力赡给；年方至丁，复有输纳身丁之患。……”
宋郑瑶、景定《严州志》：“前志载……淳熙丙午……丁一十七万五千九百有三。盖昔者丁钱未蠲，民苦重赋，故生子有不举。自乾道五年张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减免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数，比绍兴增凡六万四千五百有九。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尽免两浙身丁钱。……今……口凡三十二万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数增益。”
（2）有谓由于婚葬之浩费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究其弊源，盖缘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殡葬……供祭罗列，焚献之物，创新缯帛。里闾之间，不问知识，尽行送礼。不顾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葬之用。利赴凶斋，意在所得，使遭丧者所费浩瀚。……’”
又上引《系年要录》绍兴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云：“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
（3）有谓由于淫祀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尅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故民间衣食因此未及丰足。……家产……分割之后，继出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
按以上三说皆用以解释局部之杀婴事实，然未能解释杀婴俗普遍盛行于南方之事实。身丁钱之重，婚丧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说者所言，皆非普遍于江淮以南之现象也。即就局部之事实言，三说亦非穷源探本之论。杀婴之直接原因，为生产之家患口多为累。而所以患口多为累之故，则甚复杂。要而论之，患口多为累而至于杀婴之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其生活标准已达最低可能之限度，无法减低其生活标准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即所谓“贫乏下户”是也。第二类，其生活标准本未达于最低限度，而不愿过于减低其生活标准（婚葬之费、淫祀之费，皆构成生活标准之一部分原素），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士大夫家之杀婴者，属于此类。由上引之文证观之，由事理测之，大多数杀婴之家当为“贫乏下户”。而如此“贫乏下户”之阶级之存在而且众多，则为社会富力之分配问题。至于身丁钱之特重，只是其局部之助长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杀婴俗之特盛于江淮以南，而无闻于江淮以北者，可见南方之贫者较北方之贫者为更贫而且众，换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较北方更为不均也。此推论下文将证实之。
宋人对于杀婴俗除严设法禁外，尚有种种救济之法：
（1）限制婚丧礼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政和二年）四月……礼部看详：‘福建路婚葬丰厚等条已有施行外，今重别拟定下项：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亲而辄凶服送丧（受雇行丧人非）……者……杖六十。’从之。”
（2）减免身丁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戊戌），两浙转运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诸路丁身钱，而婺、秀二州尚输钱如故。己亥诏悉除之。”
同上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丙子），减湖南郴、永、桂阳监丁身米。”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诏：两浙……提举常平官限一月取见逐州所管户口丁数等第，每丁岁纳若干，有无科折，核实保明，攒具成册，缴申尚书省取旨（减免）。”
同上：“（七月十五日）知建宁府赵彦端……乞将本府七县人户身丁钱自今以后并与蠲免。从之。”
（3）资助产子贫户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绍兴）八年五月十六日，诏应州县，乡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户，及无等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贯，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给。……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疫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复申严行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诏敕令作立法。”
（4）奖励收养婴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绍兴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请福建路以子孙或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虽异姓及不因饥贫并听收养，即从其姓，不在取认之限，着为本路令。其江浙、湖、广州县有不举子风俗处，令宪臣体究申明，依此立法。从之。”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诸因饥贫以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若遗弃而为人收养者，仍从其姓，各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令之灾荒，亦非一处，向去寒冷，弃子或多，若令灾荒州县坐上件法镂板晓谕，使人人通知之，则无复识认之虑，而皆获收养矣。”
此诸法令毕竟实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无可稽。
三、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
南宋以文学与政事著明之辛弃疾，于当世南北之社会差异，有一极重要之观察。《宋史》本传载：“（弃疾）尝谓……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吾人于此宜分别观察与推论。（1）南方财富之集中（即兼并之患）甚于北方，贫富之差甚于北方，此观察所得之事实也。（2）北方工商业（即“末作”）不发达，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给；南方工商业发达，生活所需多取给与市场；此亦观察所得之事实也。谓第（2）事为南方农民特别贫困（病农）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论也。顾何以工商业之发达能增加农民之贫困，而造成财富之集中与贫富之钜差，此则稼轩所语焉未详者。又工商业何以在南方特别发达，稼轩亦无解释。
吾人于此不禁联想起英人勃刻尔（H.T.Buckle，略与达尔文同时之名史家）地理影响财富分配之学说。其说有云：地力饶裕而气候温燠，则食料之价廉，食料之价廉则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则佣值低。夫佣力所产之分配，不出三途：一归于佣者为佣资，一归于业主为地租或赢赆，一归于债主为利息。佣值愈贱，则佣者之所获愈少，而业主与债主之所获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也。贫与贱为邻，随佣值之低，而劳力者之社会与政治地位愈下。此勃刻尔之说也。我国南方地力之较北方为饶裕，气候之较北方为温燠，此不争之事实也。而宋代南方出产之较富与粮价之价廉，此从政府每岁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万石之事实而可见，此外尚有明证：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籴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请官籴十之三。不许。”（《长编》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正可为上述勃刻尔学说之例证，且也，物产富、人口众而佣价贱，正为工商发展之适宜环境，而工商业愈发达，则食利润之业主与债主愈多，彼等所食愈丰，则贫富之差愈甚。故辛稼轩之解释，实可与勃刻尔之学说相通。
农奴制之特别存在于南方，杀婴俗之特别盛行于南方，皆南方财富特别集中之应有现象也。
原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据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校本（后因故未出版）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