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兵志》补阙

一

北宋之兵，据《宋史·兵志》，为类有四：

（1）禁军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

（2）厢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使役；

（3）乡兵　选于户籍或应募，团结训练，以为所在防守；

（4）蕃兵　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

蕃兵即边境之乡兵，似宜并入乡兵类。惟蕃兵以接近外敌，训练较为认真，又不时有临阵经验，其战斗力远非此外之乡兵可比，故当别立一目。

《宋志》而外，记北宋兵之分类者有宋祁（《景文集》四五）之《〈庆历兵录〉序》（《庆历兵录》乃枢密副使丁度所撰，今佚）。宋祁所记，比《宋志》添出役兵一类，而下其界说曰“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壹事专，故处而无更”。《宋志》撰者盖根本不认此类为兵，故略去。又祁序无乡兵、蕃兵，而有民兵。其下民兵之界说曰“民兵，农之健者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所谓民兵盖略等于乡兵，惟乡兵包佣募者，而民兵不包耳。祁序之分类有一点视《宋志》为优，以其厘别佣募之兵（禁兵，厢兵，役兵）与征派之兵（民兵）也。

合观《宋志》与祁序之分类，可以见南宋兵制之渊源。

厢兵及边境以外之民兵（或乡兵）在北宋已成为战斗力上可忽略之原素，故虽至南宋犹存，当时论兵者不数焉。

在南宋中叶，叶适尝列举当战斗之兵，除都城之禁兵外，有四类：

（1）边兵，

（2）宿卫兵，

（3）大将屯兵，

（4）州郡守兵。

此时所谓边兵与北宋之蕃兵，从名称观之，似为一类，实则大异。从前之蕃兵乃“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者。此时之边兵，则全是政府所供养之募兵。所谓宿卫兵（与禁兵不同），从前（大约在南宋初）乃“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即禁兵）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至此时则成为全由政府给养之募兵。大将屯兵乃长驻要隘之募兵。州郡守兵者“昔之（驻防）禁兵消尽，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以上皆据叶适所记（《水心别集》十一，《兵总论》一）。

观叶适所记，可见宋代兵制之一大变迁：即在北宋为募兵与征兵并行制，其后渐变为纯粹募兵制；至南宋中叶，此变迁已完成。募兵全由官府给养。因部分征兵制之消灭，而国家军费之担负大增。此重要消息，《宋志》全不泄露。

二

南宋军队究有几何？自然此数目非固定者。

据《宋史·兵志》六，南渡以来兵籍之数：

在绍兴十二年为　二十一万四千

在绍兴廿三年为　二十五万四千

在绍兴三十年为　三十一万八千

在乾道三年为　　二十二万三千

（绍兴十二年为西历一一四二，乾道三年为一一六七）

此下《宋志》不详。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补其阙。

约当孝宗、宁宗间，倪思（据《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进士，后以忤史弥远罢官）对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计之。行都之宿卫，沿流（长江）之驻扎，州郡之分屯，无虑七八十万。”（《南宋文录》九）约略同时，杨冠卿（据四库本集提要所考，冠卿当孝宗淳熙五年，四十岁）撰《省兵食说》，则谓：“今日之兵仰给大农者亡虑百万。”而其后叶适亦谓：“（今）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兵总论》一）故在南宋中叶，中国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给养者计，已及百万。然其后尚有增加。据《宋史·兵志》七，理宗绍定九年，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此乃理、度两朝内之事耳。其前宁宗末年韩侂胄开边，兵额之增当不少，虽其确数不详，然观王迈论此事，谓：“蜂屯蚁聚，扶携来归……辇安边（按指安边所）之财以给之，惟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惟恐失期”（《〔臞〕轩集》一），亦可概见。

北宋兵额最多之时，为仁宗庆历朝，总一百二十五万余。由上所考观之，南宋在亡国前夕之兵额至少当与此数相埒。当南宋初叶，李纲尝言：“户部岁入无（北宋）承平时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纲《论财用劄子》）后纵开源，以幅员所限，税收当亦无法过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税收，养北宋最高之兵额，南宋国家安得不破产？

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元兵入临安前四十年），馆阁考职策问有云：“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南宋亡国前夕之财政状况，此语尽之矣。

顾理财者虽苦军费之重，兵数之多，实际负军事责任者又苦兵数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谓裁虚额），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中阙一字）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

其后宝祐四年，文天祥亦言：

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已，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胜军费之负担，一方面感觉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军队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于予所撰《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不赘。

三

除兵不敷用之感觉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当时为不可能者。宋以军队为失业游民之尾闾。自其祖宗以来，即视此为潜消反侧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犹不减。南宋初，吴儆（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淳熙十年卒，据本集附传）尝奏言：

臣切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吴文肃公集》一）

同时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难（此字疑衍）动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猾。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臣恐吴遽未必跳梁于今，而张角、孙恩决复响动于后也。且奸豪横猾之人，居心好动，殆非莳桑秉来，低首安作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备药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则缘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愿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时病之细术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后卫博（光宗、宁宗间人，与朱子同时）更从失业之来源上推论继续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顷在田间，实所亲见。当知幸乱之众，何止曩昔起于贫穷而狃于轻剽者？虽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于徽、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阻险，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异时有司之所不敢呵问。其贪暴残鸷之心，特未有以发之耳。使其时有可乘，事有所激，奋臂一呼，正在此辈。尤不可以不察。当是之时，朝廷能忘内顾，专志外侮乎？然则于今之计，莫若检举往年忠义巡社乡兵弓手之制，别行讨论，厚立赏格，多为爵级，多给告命，州委之守，县委之令，劝诱豪民，纠合乡里应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废锢之人尽得出于其间。其愿保乡里者为一将。其愿卫边者则为一将。明谕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则复归田里。为之纠合者及几人，授某官；满岁无过，增某秩；有克获者，受某赏；其在募之士，爵几级，赏几等，皆当倍于弓兵赏格之旧。训之以坐作，齐之以等级，纠之以主率，居可以备他盗，保桑梓，行可以补卒乘，助边防，无向来椎剽啸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从之。（《定庵类稿》四）

夫国家方面未能扩张军额以容失业无产之民。若语以裁兵，岂非以方枘入圆凿？

既不能裁兵，又无法养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毙也。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