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编年事辑

沈括之见称于近世，以其《梦溪笔谈》，尤以书中之科学智识（看竺可桢《沈括对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十一卷六期）。予近搜集沈氏传记材料，乃知斯人之伟大实远过其名。括不独包办当时朝廷中之科学事业，如修历法、改良观象仪器、兴水利、制地图、监造军器等；不独于天学、地学、数学、医学、音乐学、物理学，各有创获；不独以文学著称于时；且于吏治、外交及军事，皆能运用其科学家之头脑而建非常之绩。若此人者，越年八百，其生平乃始有详尽之考核，亦甚可怪异之事也。兹篇注重沈氏事迹编年，至其学术，则沈氏著作之存者有《笔谈》《长兴集》（原四十一卷，残存十九卷）及《沈氏良方》（今《苏沈良方》中属沈氏部分），读者可按覆，而世亦不乏言之者，今不具详。

沈括，字存中，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考证详后），即西元一○三二年。

《宋史》本传，括“以父任为沭阳主簿”，而括父之名不见本书。《王临川集》卷九八，《沈周墓志铭》（原题《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中有“子披，子括葬公钱塘……”云云，则括乃周之次子也。从王《志》可考见括之先世，兹摘录如下：“公（周）高祖始徙去（武康），自为钱唐〔塘〕人。大王父某当钱氏时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间（宋太宗时）至大理寺丞。父某学行显闻，早世无爵位。……公……少孤，与其兄（同）相踵为进士，起家椽汉阳，从事高邮，用举者入大理寺为丞，监苏州酒，知简之平泉县，县人铭其政于石。遂自封州守佐苏州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谒公者，不为听。居顷之，出刺润州，又刺泉州。其为治取简易。讼有可已者辄谕以义，使归思之。狱以故少。泉州旧多盗，日暮市门尽闭，禁民勿往来。公至，除其禁，而盗亦以止。佐开封，讼数年不遣者以百数，公断治立尽。尝代其尹争狱于上，大臣为公自绌。三司使请铸大钱，下其书议，议者无敢忤。公为其判官，独曰：坏四钱为之，可以当十，民盗变旧钱且尽铸之，为诱民死耳，不如无铸。议上如公言。于是天子以江东之按察为已悉，闻公宽厚，即以为使。尽岁无所劾，而部亦以治称。然公已老，不乐事权，自请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归第，三月卒。夫人许氏，六安县君。两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静宽慎，貌和而内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于法。乡党故旧闻其归则喜，丧哭之多哀，而无一人恨望者。”

又《曾南丰集》四五，有《寿昌县君许氏墓志铭》。按《志》，许氏乃括母也。《志》云，“夫人许氏，苏州吴县人。考仲容，太子洗马。兄洞，名能文，见《国史》。夫人读书知大义，其兄所为文辄能成诵，父母衣食服御，侍之而后安。既嫁，惇行孝谨，宜于其家。其夫为吏有名称，夫人实相之。及春秋高，于内外属为高曾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弥笃。故亲疏怀附无有恶斁。……”

是年，沈周年五十五，许氏年四十七（王《志》及曾《志》）。

康定元年　九岁

父为泉州守（吴允嘉《吴兴三沈集附录》注，不详所出）。《笔谈》二十一，“余少时到闽中”，当是此年前后事。

皇祐二年　十九岁

父由开封判官转江东按察（王《志》）。

皇祐三年　二十岁

八月父以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十一月庚申父卒，年七十四（王《志》）。

皇祐四年　二十一岁

十月葬父于钱塘龙居里，属王安石为墓志铭（是年安石三十二岁，通判舒州）。是年括尚未出仕，故《志》中称括不及其官爵。

至和元年　二十三岁

是年终父丧，其初仕为沭阳（今海州）县主簿，当去此不久。《宋史》本传云：“（沭阳）县依沭水，乃职方氏所书‘浸曰沂沭’者，故迹漫为污泽，括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委，得上田七千顷。”括弱冠前后之生活可于《本集》卷十九《答崔肇书》中见之：“人之于学，不专则不能。虽百工其业至微，犹不可相兼而善。况君子之道也？若某则不幸，所兼者多矣。众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虽劭而力屈，功虽益而业悖。……某少之时，其志于为学虽专，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复不幸家贫，亟于禄仕。仕之最贱且劳，无若为主簿。沂海淮沭，地环数百里，苟兽蹄鸟迹之所及，主簿之职皆在焉。然既已出身为吏，不得复若平时之高视阔步，择可为而后为，固宜少善其职矣。所职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必稍删其多歧，专心致意，毕力于其事，而后可也。而又间有往还吊问，岁时腊，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懵懵跦跦，不知天地之为天地，而雪霜风雨之为晦明燠凉也。”

嘉祐六年　三十岁

官宣州宁国县令。《本集》（《长兴集》）卷二一《万春圩图记》云：“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颗，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括图视其状。括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其一，以谓秋夏之水非广泽无所容，排其二十里以为墟，则二十里之水将无所受，溢则为害，不补所得。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北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岂遽能为水之消长？是说之无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迎荆山为防，江出峡中，则水壅以灌山东。今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达荆山之冲，弃以与江二百步之广，则水无所迫，不幸而壅，则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为祸。其东则播为枝流以分其委。是说之无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龙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败未尝不以此。盖圩之水凿堤而出，酾于堤外，其下不得不为囦，囦深而岸其中，非所当怪也。今当凿下为复堤，障水出于数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则囦者在数十步之外，其淫衍渐，不能数十步以为圩败。是说之无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废，纳租而茭牧其间者百余家矣，一旦皆罢迁其业，势迫必且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与人。……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势不以耕而易茭牧。……是说之无足患四也。又曰：圩之东南滨于大泽，风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坚也。此其地非有斩然崛起之势，陵迟而来者皆百余步。傅堤为柳百行，其下搴苇以列艺之，则水之所齿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尝与水遇。其为堤之址，数丈以广，而末锐才数尺，无与水忤，使其势不得与我争。是说之无足患五也。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即报可。……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分隶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八县。……于是发原决薮，焚其菑翳，五日而野开。表堤行水，称材赋工，凡四十日而毕。其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

是年欧阳修参知政事（《宋史·欧阳修传》），括上书云：“……阁下独立一世，为天下之师三十余年矣。其养育贤才，风动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时，与朝廷之位。则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于古者而遇于今，而又有其时与位，天下之所望于阁下，阁下所以自处，某愚浅不敢县定于心。抑将举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则礼乐宜已在阁下之所先久矣。然观古者至治之时，法度文章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遗而至于大备极盛，后世无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尝得古之乐说，习而通之，其声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与夫先圣人作乐之意，粗皆领略，成书一通，亦百工群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献……”是时括有《乐论》一篇，数致朝中达者。（《本集》卷二十《与人论乐数书》）今《笔谈》中《乐律》一门，当本于此篇之意。

嘉祐五〔八〕年　三十二岁

《服茯苓赋》（《苏沈良方》卷四）引云：“予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二官于宛丘（河南淮阳），或怜而授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年，良愈，盖自有意养生之说。”存中在宛丘所官当是县令。

是年举进士第（《万历钱塘志·纪士》）。

《笔谈》九：“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惟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治平元年　三十三岁

括举进士后为扬州司理参军（《东都事略》本传），是年有《扬州重修平山堂记》（《本集》二一）。平山堂为欧阳修官扬州时所建，在十八年前。

治平二年　三十四岁

《扬州九曲池新亭记》（《本集》二一）云：“治平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扬州太守刁某）将劳成，于是属其参军事沈某考词于碑……”

治平四年　三十六岁

《笔谈》七：“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者。”事当在本年以前。

熙宁元年　三十七岁

有《张牧墓志铭》（《本集》二五，原题《张中允墓志铭》）。牧为括妻之祖父（近沈绍勋《沈氏家乘》谓牧孙女为括继妻，不详所据）。牧，澶州人，父皓曾于役契丹，与曹利用齐功，而不获赏。此《志》有可补史阙者。

《志》中括自称为“校书朗沈某”。其转官当在是年以前，《宋史》本传称括举进士第后曾“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馆阁校书，职甚暇逸，括于此时，研治天文。《笔谈》七载“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当是本年左右事。《笔谈》七又载此时括答长官关于天文学之询问三事。其中二事乃在天文学上之卓见，录如下。一，“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予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质而无碍”。二，“又问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予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宋史》本传，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考礼沿革为书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以万计（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

是年八月丁巳，括母许氏卒于京师，年八十三。

熙宁二年　三十八岁

葬母于钱塘。曾巩为作墓志，称括仕历作“扬州司理参军，馆阁校勘”。

是年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次年，十二月，以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四年　四十岁

终丧复仕，当在是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省《长编》），是年十一月“丙戌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沈括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熙宁五年　四十一岁

《长编》，是年七月己亥，“沈括充史馆检讨”。

同上，九月壬子，“诏司农寺出常平粟十万石赐南京、宿、亳、泗洲〔州〕，募饥人浚沟河道……沈括专提举，仍令就相视开封府界以东沿汴官私田可以置门引汴水淤溉处以闻”。

《笔谈》二五：“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梁，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洲〔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二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洲〔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梁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得地势高下之实。”竺可桢曰：“括之测量，不但为平面测量，而功为地形测量，其量地面高下之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科学》第十一卷，七九七页）

《长编》，九月戊辰，“提举司天监沈括言，楚州卫朴精于历术，乞令赴监参校新历，从之，仍赐路费钱五十千”。括提举司天监不知始于何时。《宋史》本传云，“时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括……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为五，后皆施用。”

《笔谈》八：“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祺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又《笔谈》七：“……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笔谈》八：“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锐。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日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有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按：卫朴所造《奉元历》，元初已佚，故《宋史·天文志》无得而载，《宋史·方技传》中亦无卫朴名。《笔谈》十八有记卫朴一则，可补《宋史》之阙，录如下：“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熙宁六年　四十二岁

《长编》，是年三月乙丑，“太子中允史馆检讨沈括为集贤校理”。

括迁太子中允时不详。

《长编》，五月甲寅，诏“沈括详定三司令敕”。《宋史》本传所载“删定三司条例”，事似指此。

《宋史·律历志》：“熙宁六年，六月（据《长编》在是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言浑仪尺度与法要不合，二极赤道四分不均，规环左右距度不对，游仪重盈难运，黄道映蔽横箫，游规璺裂黄道，不合天体，天枢内极星不见。天文院浑仪尺度及二极赤道四分各不均，黄道天常环月道映蔽横箫，及月道不与天合，天常环相攻难转，天枢内极星不见。皆当因旧修整。新定浑仪，改用古尺，均赋辰度，规环轻利；黄赤道天常环并侧置，以北际当天度；省去月道，令不蔽横箫；增天枢为二度半，以纳极星规环；二极各设环枢，以便游运。诏依新式制造，置于司天监测验，以较疏密。”（《长编》记陈绎所奏兼及修历，神宗并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历比较疏密。）

按：《历志》下文又云：“初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朝廷用其说，令改造法物历书，至是（熙宁七年六月）浑仪浮漏成。”则括之上浑仪等三议乃在陈绎请新定浑仪之前，而此次所造新器实依括法。《宋史·天文志》谓括上议在熙宁七年七月者误也（三议见《宋史·天文志》，又见《宋文鉴》，两本稍有出入）。三议虽上于此时，其酝酿则甚久。前引《笔谈》七，括言“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仪”，当是熙宁初事。又《笔谈》七云：“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浮漏及景表两议之内容盖包括于此书中，惜其久佚。

括自言，所为《熙宁晷漏》，“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覆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及（一作乃）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笔谈》七）

《浑仪议》述括所改良之浑天仪之法，并驳古今关于浑仪之理论与实制不合者十三事。其中二事之驳论乃我国天文学史中颇重要之创说。一、“旧说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又曰，天常倾西北，故极星不得居中。臣谓以中国规观之，天常北倚，可也。谓极星偏西则不然。所谓东西南北者，何从而得之？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日之所入者为西乎？臣观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大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二、“前世皆以极星为天中。自祖暅以机衡窥考，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臣考验极星，更三月而后知天中不动处远极星乃三度有余。则祖暅窥考犹为未审”。

《长编》，是年六月戊子，命“沈括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宋史》本传，“淮南饥，遣括察访，发常平钱粟，疏沟渎，治废田，以救水患；迁集贤校理，察访两浙农田水利”。按：括察访淮南实在迁集贤校理及察访两浙之后（详下）。《宋史》倒置。

《长编》，是年八月乙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士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上曰，事当审计，无如郏亶妄作，中道而止”。此时王安石对括之态度与两年后王安石对括之态度，其间之差异，甚可注意。

《长编》，十月甲戌，“沈括言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

熙宁七年　四十三岁

《长编》，正月丙寅，“沈括言常州、无锡县逃绝诡名挟佃，约五千余户，及苏州、长州县户长陪纳税有至二百余缗，已选官诣逐州根究，及虑人户隐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县官吏能悉心究见欺弊，许令改正，更不问罪，其隐陷税苗课利人限两月自陈，特免追毁。从之”。

《长编》，三月庚戌，“沈括言两浙上供帛年额九十八万，民间赔备甚多。后来发运司以移用财货为名，增两浙预买绢十二万。乞罢之以宽民力。从之”。又是月戊午，“沈括言泗州都盐务免纳船户，而以官盐等第敷配，并给历抑配居民寺观违法。诏所司根治以闻”。

《长编》，三月壬戌，“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沈括并同修《起居注》”。括还朝在此以前。

王铚《元祐补录》云，“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即签（籤）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党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间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据丁传靖《宋人轶事集》页五○○引）按：元丰三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言奏轼狂悖，上轼印行诗三卷，初不假他证（毕《续通鉴》七四）。宋代野史每凭空造谤，此其例也。

《长编》，四月壬辰，“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远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欲乞以浙东、浙西分为两路。从之”。（是年九月复合，九年五月复分，十年五月复合。）

《宋史》（八十）《律历志》，是年六月，“司天监呈新制浑仪浮漏于迎阳门（《宋史·神宗本纪》，是年六月丁亥作浑仪浮漏）。帝召辅臣观之，数问同提举官沈括，具对所以改更之理。寻又言，准诏集监官校其疏密，无可比较。诏置于翰林天文院。七月，以括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笔谈》八，“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晃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长编》，是年八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内侍籍民车，以备边，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摇大骚。又市易司患西蜀井盐不可禁，欲尽填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二事言者墙进，未省。括时修《起居注》，上顾括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对曰，知之。上曰，卿以为何如？括对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人名马，常以此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括曰，审如此，万一敌寇至，老稚坟墓田园室庐皆当弃之，而身为兵掠，复暇恤车乎？今陛下籍而未取，于民何伤？上喜曰，卿言是也。何论者之纷纷也？括对曰，车战之利，见于历史。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世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复喜曰，人无如此晓朕者，当更思之。卿又闻西蜀禁盐之利乎？对曰，亦粗知之。上曰，如何？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朴卖，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填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亦知敌盐又如何止绝？如此后夷界更须列堠加警，则恐所得不补所费。愿敕计臣边吏深较其得失之多寡，然后为之。明日二事俱寝。执政喜谓括曰，公有何术立谈而罢此二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括对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敌盐可禁，括不敢以为非”。原注云“括民车《实录》不书，去年十二月并今年二月十二日庚辰可考；盐禁则殊无所见。括修《注》乃在七年七月七日，其知制诰不得其时。《实录》因括察访河北遂书之。今亦并附此一事”。

《长编》，九月戊申，“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言，近有旨令两浙路转运使等各提举一州第二料水利，转运司奏称有未便。臣在本路与监司日夕聚议凡半年，王庭老未尝言有未便。今有此异同，乞行推究。诏水利第二料除不可兴修外，并先从低下处兴工。中高田不得一例围裹，仍令庭老具析前后异同以闻”。

《长编》，九月“丙辰知制诰沈括兼判军器监”。

同上，十一月庚子以李承之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代沈括也。将遣括使辽，故先有是命”。

《长编》，十一月己未，“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言修城之役，乞自次边紧急处兴工，又乞权罢深州修城卒，兼募阙食户并功修展赵州城，从之”。

熙宁八年　四十四岁

括还朝当在是年二月中旬以前，关于此次察访之成绩，《长编》（卷二六○，页一八，浙局本）引括《自志》云，“翁察访河北西边，讲修边备，易其旧政者数十事。际边自蒲城以东至边吴淀五十余里。按图名徐村淀，淀渊相属，其实皆町衍大陆，无复陂泽之迹，戎马可以直抵深州。翁请决徐鲍诸水为塞，下属诸淀。上览奏骇曰，图籍无实如此，安用守臣！遂决意为之。近臣有言塘水可决者，翁应之曰，横五十里以为壑，败堤泄之，非一月不能涸。水之渐溃常数百里，注放敌中塘间，沮洳不容徒骑。此足以困敌，非中国之患也。使翁自遣官营之，再岁而塘成”。（括议此事之奏疏见《长编》卷二六○，宜补入《本集》。）

《长编》（卷二六七，页三），又据《自志》删述云，“括初至定州，日与其帅薛向畋猎略西山、唐城之间二十余日，尽得山川险易之详，胶木屑镕蜡写其山川以为图，归则以木刻而上之。自此边州始为木图。（《笔谈》二五，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镕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定州城北园有大池谓之海子。括与向议展海子直低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弥漫凡数里，使定之城北不复受敌。议者或欲傍西山阻险为山寨以处避寇之民。括以为不然，曰，民当使之同安逸，共患难。若纵其寇至而溃，则君谁与守？兼顿毙道路，先自屠戮，足以助敌势，非策也。乃严为入保之法，仍设关梁以止逃者，设旂鼓兴召之令。举河北西路可得丁百万，以临边圉，皆兵也。元氏银冶发转运司置官收其利，括以为不可。曰，耕垦利于近，商贾利于远。今开银冶于极塞，客聚之民一旦成市，仰哺边粟，日耗军食。近宝则国贫，其势必然。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察。朝廷岁遗单于银以数十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价重而契丹利之。昔日银城县坊城皆没于契丹，盖北人未知凿山之利也。若启之使能自致，则国中之币益轻，复何赖于岁饷之物？其势必携，邻衅将自此始矣。时契丹略汉境，民不安于鄙，傅城自归，而夷夏莫能辨。守者无敢纳，赖敌退。鄙之人几肉于契丹。括为讲坊市法，严为防禁，使民各以乡闾族党相任，分坊以处之，谨启闭之节。坊有籍，居有类，出入有禁，边人为安定。河北阻于大河，惟澶州、浮梁属于河南。契丹或下西山之材为桴，以火河渠，则河北界然援绝。括请设火备，无使奸火得发。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括以谓契丹依之，可蔽矢石，伐材以为梯冲，是为寇计也。皆请去之。时赋近畿户畜马以备边不可得，民以为病。括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此天地之产也。中国利强弩，犹契丹之上骑也。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边人之习兵者平日惟以挽强为格。括以为挽强未必能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如此诏可者三十一事”。此外不在三十一事中者，括上言“烽台高下疏密未便，乞别定起纳道路，并旧烽台图上，诏如括议”。（《长编》卷二六一，页七）

《笔谈》二四：“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沲、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按：所云“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正是指察访河北西路时事。此地质学的观察与推论，《朱子语类》中亦有之，盖本于括。

《笔谈》（补三）：“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有言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令营阵法是也。”按：《长编》系此事于是年二月戊寅。

《长编》，三月“甲午命知制诰沈括同知谏院范百禄赴御史台推李逢等公事，蹇周辅鞫逢反谋，得右羽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交通状，故有是命”。

《长编》，三月己酉“军器监上所编敌楼马面团敌法式，及申明条约，并修城女墙法式，诏行之”。按：明李元调《笔谈》后序，“括有《修城法式》二卷，熙宁八年括判军器监时所撰次，所言敌楼马面团敌式样并申明条约”。

《长编》，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诰沈括假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回谢辽国使，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李评假四方馆使副之，萧禧久留不肯还，故遣括诣敌廷面议。括时按狱御史台，忽有是命，客皆为括危之。括曰，顾才智不足，以敌忾为忧。死生祸福，非所当虑也。即日请对。上谓括曰，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义固当如此，在卿此行系一时安危。卿安则边计安。礼义由中国出，较虚气无补于国，切勿为也”。

《长编》，是月“辛酉晦，召回谢辽国使沈括，副使李评对资政殿，括于枢密院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石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表论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开天章阁门，召对资政殿，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上自以笔画图使内侍李宪持诣中书枢密院切让辅臣，使以其图示敌使，议乃屈。上遣中贵人赐括银千两，曰，微卿无以折边讼”。《长编》（二六一）引《王安石日录》，是年，“四月二月上怒刘忱与契丹议地界不分明。余为上明忱无罪，乃吕大忠作图不分明有罪也”。神宗以舆图之误切让辅臣，殆为王安石与沈括交恶（详后）之一因。

《长编》，闰四月癸巳，“诏五路义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职事官一员兼提举，知制诰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括《自志》（《长编》二六三引）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东、陕西得劲卒百万，谓之保甲。河北三十余万先集。诏于从官中择二人分领，拟复用八柱国法，使从官中领，不以属帅。岁一出按之。括受命提举河北西路保甲。”

《长编》，是月甲午，神宗“欲令沈括及（曾）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义勇保甲独臣创议。今既判兵部，即中书不预。此兵事固宜非中书所知，然陛中择主判须得一敢与密院争曲直者，即不须令中书预其事。沈括使河北，阴沮坏新法，有所希合事甚众。若令主判，恐义勇保甲法难立。上曰，此大事，须中密同管，罢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书》谓孔壬难壬人，以为难壬人然后蛮夷率服者，壬人所怀利害与人主所图利害不同。人主计利害不审，又为壬人所敝，则多失计。多失计，此蛮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难明之处，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时。以偏而不悟之意，决疑而难时之事，而壬人内怀奸利之心，奖成陛下失计，此危殆之道也。上以为然。称括材能，以为可惜。安石曰，如吕诲之徒必不能荧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谓可畏难者也。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果如此，陛下岂得不畏难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彦博岂是奋不顾身以抗契丹者，而实激怒陛下，与契丹争细故，乃欲起事以挠熙河而已。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上遂不用括……专以兵部委孝宽”。

又是月壬寅“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

括使辽以闰四月中成行，二十五日至北庭，六月五日起离，住十一日。括记此次使事有《入国奏请》及《入国别录》，又“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钞上之”（《宋史》本传），今皆佚。惟《奏请》摘存于《长编》（卷二六一、二六三）者三千六百余言，《别录》摘存于《长编》（卷二六五）者万余言，均当补入《本集》。又使辽经过略见括《自志》中。《自志》亦佚，惟此段采入《长编》二六五（略有改动），兹录如下：“括初至雄州，敌遮境不纳，责地不已。数火边候，以示必举。留雄州二十余日，萧禧还，乃纳使人。括草遗奏付其兄雄州安抚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还，敌必倾国为寇。敌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国，所恃者惟众而习劳苦，不持粮，制敌之术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众以守磁、赵。黎阳河狭而岸近，折箠可济。当分澶、魏之甲以塞白马之津。怀卫坚壁以塞洞道。敌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趋河桥，则决齐、贾以灌之，虽百万可使之为鱼矣。唐河出于西山、以囊雍之，待其师还，决囊以断其军，镇、定之师尾其后，可蓬卷而覆也。括至敌庭，敌遣南宰相杨益戒就括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于枢密院，使吏属皆诵之。至是，益戒有所问，顾吏属诵所得之籍。益戒不能对，退而讲。寻他日复会，则又以籍对之。益戒曰：数里之地不忍，终于绝好，孰利？括应之曰：国之赖者义也。故师直为壮，曲为老。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庆历之初，始有鸿和尔之讼，我先皇帝仁宗于是有楼板之戍，以至于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数里之瘠，何足以介国论，所顾者祖宗之命，二国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遗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知不可夺。遂舍鸿和尔而以天池请。括曰：括受命鸿和尔，不知其他。得其成以还。”

《长编》，五月“丙戌命知制诰沈括宝文阁待制李承之详定一司敕。初议差王安石提举。安石辞以无暇，请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长编》，是月丁亥，神宗与王安石论吕惠卿，“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上曰，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岭事，乃极怒括。安石曰，惠卿于括恐非忌能。如括反复，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当畏而远之，虽有能，然不可亲近，惠卿屡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长编》，六月己酉，“诏令式所修定宗室禄令不成文理，未得颁行，送详定一司敕令所重定以闻。于是删定官魏沂罚铜十斤，送审官东院，详定官沈括特释罪”。

《长编》，七月“壬午命知制诰沈括为淮南、两浙灾伤体量安抚使”。

《笔谈》（补二），“熙宁八年章子厚（惇）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长编》，十月庚子“淮南、两浙体量安抚使起居舍人知制诰沈括权发遣三司使。括行至钟离召还”。原注，“行至钟离据括《自志》”。

《长编》，十二月己亥“复置三司开拆司。初章惇为三司使废开拆司，入三部。至是沈括以为失关防点检，故复之”。

熙宁九年　四十五岁

《长编》，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等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谬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新法。虽已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士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人以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漏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蚀不验，诏闻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是括有是奏”。

八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本集》卷十六《集守令图表》）。十月，王安石罢判江宁府。

《长编》，十一月丁丑，御史周尹议役法，称“三司使沈括亦言先兼两浙察访，体量本路自行役法，后乡村及旧无役人多称不便，累具利害，乞减下户役钱”。

熙宁十年　四十六岁

《宋史·食货志》（参《长编》是年三月辛酉条），“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货鬻。仍诏三司讲求利害。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宋史》此段盖本于《涑水纪闻》，然不似可信。考括之奉诏与皮公弼议盐法利害，乃在去年十一月癸亥，其覆奏请罢官卖，在今年二月戊申（各详《长编》本日条下，括此奏见于《长编》，宜补入《本集》），而王安石则于去年十月去位，括安得希安石意而格公弼议也。盐法之改革乃括在三司使任内一大事，括《自志》云，“先此陕西盐利亡其大半，未有以救其弊。括言其为盐之蠹者，其说有四。其一，民足于盐岁不过三十五万囊，为钱二百一十余万缗而已。是时乃出钞三百五十万缗。盐有常费而出钞无艺，此钞之所以轻也。实用之外可益二十万缗以备水火败失。以二百万缗为岁常无得加焉。钞自无低昂。其二，池盐旧分东西路，西盐下东盐之价囊千钱。欲胜塞外之奸盐，卒不可止。而徒抑西盐之价以倾东盐之利。西盐日流于东路，而东盐益不售。守疆之吏不能禁也。括请合东西之价为一，而省画疆之吏兵数百。其三，出钞委之解盐司。外司长持损益之柄，不计三司之有无。钞轻则又出度支钱以敛滞钞。故中都之藏日虚，而盐之出者岁溢。括请外司惟谨其出纳，而制钞之本归之三司。其四，制诸司之鬻盐者同为一价，无得低昂以兼商人之利。则岁售有常，而畜〔蓄〕钞可以无弊，而滞钱藏于民者出矣。法虽已具，而钞之藏之于民未有术以敛之。于是闭池无出盐，而以时价收宿钞。贷钱八十余万缗于少府以敛滞钞，而公私之钞悉上矣。是时钞为钱二千五百，滞钞既上，则为钱六千，囊有三千五百之羡，藏钞者过幸。于是发五使分籍公私之盐，囊输钱三千，然后得贷。民得羡余价五百而敛钞之贷不失一钱而盐利复贯。度支岁籴河北边粟三百万缗，悉为东南盐钞，而耀货务日入钞之利万缗以为常，是时才得千余缗。括以其原生于法出于多孔。省寺群有司或借盐钞而阴用以易其百货。称贷入息，自制高下之价。民趋一切之利，而度支之钞益轻。诸道转运司得用田庐券契质盐，人不持一钱，搏手以取万钧之盐，岂复赖度支之钞？又四方上太府钱，募民入资。太府执券以受钱于外州，以省转送之费。此虽为利，而不知民乐应募而钞盐不售。盐所以生财，利出于海而无穷，不售则为朽坏，钱虽未入太府，而藏于外州，其实在此也。独费将送而已。闭便钱之路，而专以售盐为利者，不知民食盐有常，而为钞岁蔓，则陕西折估之弊复移于东南。是二法欲相权当以售盐为望，而以便钱调其盈虚，不可以一术御也。三孔既塞，而榷货万缗之入不逾月而复”。（《长编》卷二八○，页十九，二十）

七月，括为御史蔡磪〔确〕劾罢三司使，出知宣州。据《东轩笔录》云，“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位，沈括为三司使，密条陈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蔡磪〔确〕为御史知杂，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可信。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疏入，落括翰林学士，以本官知宣州”。据《东都事略》本传，“括诣宰相吴充陈说免役事，谓可变法令轻役依旧轮差。御史蔡磪〔确〕论括非其职而遽请变法。括亦待罪求去。磪〔确〕复言，括诡求罢免，有诏令供职，臣切惑焉。且括谓役法可变，何不言之于检正察访之日，而言之于翰林学士之时？不言之于陛下，而言之于执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遂罢，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据《宋史》本传，括“尝白事丞相府。吴充问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括曰，以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也。独微户本无力役，而亦使出钱，则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无所预，则善矣。充然其说，表行之。蔡磪〔确〕论括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据括《自志》，“翁尝请事于相府。是时正肃吴公充当政，问翁，免役之法令，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翁应之曰，以为不便者无过士大夫与邑居之民，习于复除者，骤使之如邦人，其诋訾无足恤也。惟微户素无力徭，今使之岁出金，此所当念也。括尝奏议两浙岁入可减五万缗，而弛微户二十八万余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户尽除其输，虽小徭不足为病也。公以为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诋翁始但议减课本，今乃阴易其说使悉除之，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翁坐谪集贤学士知宣州事，御史盖未尝思以一路言之为减者，以户言之盖除也”。

韩宗武《韩缜遗事》：“沈括罢三司使，余于城外叙别。括曰，君臣间难知。数日前犹见许大用，宗城归具用缜道此。缜曰，安有此事！三日前上云沈括误朝廷三事，谓历法、地界、役法也。”（《长编》二六一引）

《侯鲭录》七，“存中元丰中入为翰林学士，有《开元乐词》四首，裕陵（神宗）赏爱之。（其一：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障，天高日近龙床。其二：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其三：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华满目东风。其四：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队穿花。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按：元丰当是熙宁之误，终元丰世，括未尝在朝。

元丰元年　四十七岁

《宋史》本传，括出知宣州之“明年，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按：此误。据《长编》，是年八月“壬子以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沈括为知制诰，知潭州；既而御史中丞蔡磪〔确〕言括反复附会，谪不逾岁，复列侍从，其罚太薄，而复之太速。诏罢括知制诰，依旧知宣州”。

元丰二年　四十八岁

七月丁丑，括复龙图阁待制（《长编》）。

《东都事略》本传，“召还，复以言者罢知青州，寻知延州”。《宋史》本传，“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本集》（十四）《延州谢到任表》云“假海岱之使节，总河洛之师屯；再易名城，曾未浃日”。海岱指青州，河洛指延州。

括转鄜、延经略安抚使，史不详何时。按：吕惠卿元丰初为鄜、延经略使，旋以忧去（《宋史·吕惠卿传》）。括之知延州，实接吕惠卿任。吕去延州时亦不详，惟据《长编》，元丰三年三月己丑吕尚在任；而同月戊申“诏鄜、延经略使沈括结绝前经略使吕惠卿措置四路边防未了事”。括到鄜、延当在此二十日间也。

元丰四年　五十岁

《本集》（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岭英烈王碑文》：“元丰四年春，夏戎（西夏）黜其长，引兵扰边，本道以驿闻。诏有司，夏罪当治，出虎符发诸道兵，会陕西、河东、六经略、四十七将、步骑数十万，同日西讨。鄜、延路师……出上郡，破党项之众七万于圁上，执夏人，徇地至五原而还。”按：是役宋实乘西夏内乱攻之，鄜、延路师统帅为经略副使种谔。据括《自志》，战前，“诏遣宿卫七将之师戍鄜、延，已再颁赐矣。而镇兵未尝有所赉。沈括以谓禁兵虽重，而为国守边无岁不战者，镇兵也。赏赉不均，此召乱之道。乃矫诏赐镇兵钱数万缗，而封藏诏书，以驿闻。不数日有金驿诏括曰，枢密院漏行颁书，赖卿察事机，不然几扰军政。自此事不获闻者得以专制。蕃汉将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补授”。“谔师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二万人皆溃入塞。居民骇怖。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归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不能对，遂斩以徇。经数日，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具以对”（《宋史》本传）。

又据括《自志》，宋师之退也，“时河东兵十二将东还，道鄜、延之鄙，括使骑将焦思耀兵于绥德城，声言括兼护河东十二将西讨，夏人觇知军势盛，夜遁去。不失一镞而下浮图城。由是吴堡、义合势孤，皆空壁去。得三垒，辟土东属银夏”。（《长编》卷三一九末）

元丰五年　五十一岁

《长编》，二月丙寅，“知延州、龙图阁待制沈括……为龙图阁直学士，括本路出兵守安疆界应副边有劳……故也”。

《长编》，五月丁酉，“手诏沈括所上边略可画图二本，逐一贴出，一绘即今贼界地形戍垒，一绘将来成就边形。务要得实。异时悉可按图考验不差，勿得增饰减损”。

《宋史·神宗纪》，是年“十月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

《宋史》本传，“大将景思谊、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括议筑石堡以临西夏。而给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乐。诏禧护诸将往筑，令括移府并塞以济军用。已而禧败没，括以夏人袭绥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坐谪均州团练副使”。

括救绥德之经过，李焘据括《自志》记之颇详，“永乐之始围也，括仅有卒万人，不足以战。方命济师于延州。夏首领凌结、阿约勒以八万人南袭绥德，属羌三百人欲翻城应之。阿约勒之弟兴嫩以告括。括集将佐议曰，永乐之胜败，未系边势之重轻；绥德国之门户，失绥德则延州为敌所逼，胜败未可知，关中必震。此大机会也，宁释永乐而救绥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绥德，取反者三百户尸诸城。阿约勒以众退。延州之师未至，有诏括退保绥德，无得辄救永乐，以待援兵之集”。（《长编》卷二一九，页一七）

《宋史》本传言括坐不能援永乐罪谪，而括《自志》则谓保绥德不援永乐，乃奉神宗诏，似以《自志》为是。又《东都事略》（本传）谓“括请城永乐……城陷……神宗以括始议责为均州团练副使”。而据《宋史》本传及括《自志》则括初不主城永乐。《本传》引见上。《自志》云“前此诏诸帅图所以翦夏人。鄜、延请城石堡以临之。贼保旱海之阻，胜则进，败则绝幕而去。使进有石堡之阻，则幕南不可以宿师。大幕昔为贼守者乃今为我用也。朝廷遣徐禧、李舜举来计议。禧乃欲先城永乐以陷其腹心。括以谓永乐贼所必争，路险而远，胜不能相维，败不足相救，非战守之利也。必欲城永乐当自石堡始，次罗帕克罗，围蚁封而东垒章山连，然后永乐可城也。非数岁之力不可就。议之三月，诸将皆乐成功之速，卒然禧议”。李焘曰，“按《种谔传》，禧、括定议，则括初未尝以城永乐为非，既败乃为此言耳。”（《长编》卷三二八）永乐之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人没焉，侍中徐禧，内侍李舜举、李稷皆死之，神宗至临朝痛哭。括为当地最高长官，无论如何，当有处分。《神宗本纪》所谓“措置乖方”者是。初不待援应不周，或创议筑城而获咎也。然括之救绥德，则可谓当机善断矣。

括为鄜、延经略使时事，不可系年者补录于下：

《宋史》本传，括“至（延州）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激，执弓传矢，唯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

《笔谈》五，“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哲宗元祐元年　五十五岁

《宋史》本传，“元祐初，徙秀州”（秀州治今浙江嘉兴）。

《本集》（十六）《谢授秀州团练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本州公事，勋赐如故。”

《自志》：“翁年三十许时，尝梦至一处，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极目而乔木翳其上。梦中乐之，将谋居焉。自尔岁一再梦，或三四梦，至其处，习之如平生之游。后十余年，翁谪居宣城，有道人无外谓京口山川之胜。邑之人有圃求售者。及翁以钱三十缗得之，然未知圃何在。又后六年，翁坐边议谪废。乃庐于浔阳之熨斗洞，将为庐山之游以终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圃，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翁叹曰，吾缘在是矣。于是弃浔阳之居，筑室于京口之陲。”（吴允嘉编《吴兴三沈集》引，未详所出。）其道京口乃赴秀州任也。

元祐四年　五十八岁

初熙宁九年，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是年二月图成，表上之，表云“……今画守令图，并以二寸折百里。其间道路迂直，山川隔碍处，各随事准折。内废置郡县，开拓边境，移徙河渠，并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后来系臣罢职，别无图籍。修立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并有黄绫装缥。副本二十轴，用紫绫装缥。谨随表上进以闻”（《本集》十六）。

图上，得旨“赐绢一百匹，仍许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谢进守令图赐绢表》）括《谢表》有“出守封疆者再闰，流落江湖者七年”。所谓“流落江湖”乃指元丰五年以后之贬谪。用知括进图受奖，乃在元祐四年。

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奉旨许任便居住后。此以前，谪秀州，在本州安置，无徙地之自由也。此以后，言适久萦魂梦之乐土，久经构筑之兔裘，决不迟延也。

“梦溪”之胜，《自志》云：“巨木蓊然。水出峡中，渟潆杳冥，缭绕地之一偏者，目之曰梦溪。溪之上，耸然为丘，千本之花缘焉者，百花堆也。覆堆而庐其间者，翁之栖也。其西荫于花竹之间，翁之所憩壳轩也。轩之瞰有阁，俯于阡陌。巨木千寻哄其上者，花堆之阁也。据堆之岭，集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于梦溪之颜者，苍峡之亭也。而花堆有竹万个，环以激波者，竹坞也。度竹而南，介途滨河，锐而垣者，杏觜也。竹间之可燕者，萧萧堂也。荫竹之南，轩于水澨者，深斋也。封高而缔，可以眺者，远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鹿豕杂处。客有至者，皆频额而去，而翁独乐焉。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水美荫之间。所慕于古人者，陶潜、白居易、李约，谓之三悦。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吴编《三沈集》引，未详所出）

《梦溪笔谈》乃括隐居梦溪以后作。

括迁居京口后曾奉旨授“左朝散郎守光禄少聊，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谢分司南京表》）。括《谢表》有，“今月十九日润州差送人到官告一道”云云。宋润州治即在京口，故知此事在括迁居京口后，惟其确年不可考。

元祐七年　六十一岁

《自志》：居梦溪“四年而翁病，涉岁而益羸，滨柩木矣。岂翁将蜕化于此乎”？

括晚景甚恶。朱彧《萍州可谈》云:“存中……晚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箠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改。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存中时往赒给，张知辄怒。因诬长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责安置秀州，张时时入府中诉其夫子，家人辈徒跣从劝于道。先公闻之，颇怜仲姊，乃夺之归宗。存中投闲十余年，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自张亡，怳忽不安。舟过扬子江，遂欲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

绍圣三年　六十五岁

是年括卒。

《宋史》本传，“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六”。按：原文“分司”下脱“南京”二字，今据本集《谢分司南京表补》。旧时考据者不知“分司”下脱“南京”二字，因以“居润”属上“分司”读，以“八年”为元祐八年，于括生卒年皆生重大讹误。不知“八年”当上属“居润”读，吴编《三沈集》于《自志》末引旧注云“存中居梦溪八年而卒，归葬钱唐〔塘〕”可证。梦溪即在润州治也。且如旧说，括卒于元祐八年，则不及绍圣。然朱彧固谓括于“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彧为括姻亲，此言不能误者也。今按括以元祐四年徙润州，居润八年卒，时当哲宗绍圣三年，与朱彧之言恰合。（陆心源《三续疑年录》。但据《可谈》定括卒于绍圣元年，沈绍勋《钱塘沈氏家乘》因之，未确。）

附括轶事无年可系者五则：

1.括一生不良于目。自记云，“予少感目疾逾年，人有以……方见遗，未暇为之。有中表兄许复尝苦目昏，后已都瘥。问其所以瘥之由，云服此药。遂合服，未尽一剂而瘥”（《苏沈良方》二）。又云，“与欧阳叔弼、晃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洗，齿便漱琢。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此颇有理，故退而录之”。（《良方》七）

2.括为内翰，刘贡父与从官数人同访之。下马，典谒者报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贡父语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众惊而问其故。贡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众始悟其为戏，乃大笑而去。（《曲洧旧闻》六）

3.括与吕惠卿、王存、李常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括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卿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有如退之者。”王存是括，李常是惠卿，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常正色谓存曰：“君子群而不党，公独党存中。”存怒曰：“吾所见如此，偶同存中，便谓之党，则君非党吉甫（惠卿）乎？”一座大笑。（《冷斋夜话》）

4.括葬钱塘安溪太平山。（《家乘》）

5.括佚著除见于上文者外有《易解》二卷（《家乘》），《丧服后传》（《笔谈》三），《春秋机括》（《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玉海》作三卷，《郡斋读书志》作一卷，云“《春秋谱》也”），《左氏记传》五十卷（《家乘》），《灵苑方》二十卷（《郡斋读书志》，《志》别出《沈存中良方》十五卷，云“或以苏子瞻论医药杂说附之”。此即后世所传《苏沈良方》也。其书亦佚，四库本乃从《永乐大典》辑出者，分为六卷），《忘怀录》三卷，（见马元调《笔谈》后序，马云，“或曰：元丰中梦上丈人撰，非括也”），《诗话》（《万历钱塘志》本传）。《家乘》又著录括撰《孟子解》一卷，按：此见《本集》，今存。

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

附：

《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徐规

（《沈括编年事辑》，张荫麟教授著，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已收入遗著《宋史论丛》中。）

按《宋史·沈括传》载：“元祐初，徙秀州。”又《长兴集》十六《谢谪授秀州团练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可知沈括在奉到新命以前，不能离秀州。荫麟师原文元祐四年条有“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进图受奖，奉旨许任便居住后”云云。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八月丙子（三日）条载：“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沈括，赐绢百匹，仍从便居止，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此事并见《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二十，但作八月十三日。可知进图受奖乃元祐三年而非四年之事。又所谓“仍从便居止”者，指仍许在秀州境内从便居止之意，非谓许于秀州以外之州军任便居住也。又《长兴集》十六《谢分司南京表》云：“今月十九日，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通，伏蒙圣恩，授臣左朝散郞，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长编》系此命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七日）。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则南京以外亦可居住也。此为其行动从此可自由之重要证据。假定元祐五年十月新命到达即迁居润州，则《宋史》本传所谓“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者，应从元祐五年（一〇九〇）起算，历八年，当为绍兴〔圣〕四年（一〇九七）。若以绍圣四年卒，年六十五，上推其生年，当为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与原文所谓生于明道元年者不符。其迁居润州是否即在元祐五年，抑或六年，虽不可确知，但不在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则无疑问。据此，沈括不生于明道元年，而在明道元年以后，固彰彰明甚。除非《宋史》本传原文有误耳。

又《长编》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二十二日）条载：“诏责授秀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吴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监，并分司南京；（中略）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此命旋因梁焘、刘安世之反对，故同月即有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候一期取旨”之语。但有一点可注意者，即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之前，沈括已移黄州安置。至《谢分司南京表》中有“润州差人送到”之语，多以为沈括在收到官告之前，已迁居润州，似未注意“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为确定其行动自由之重要命令，须知限定居止为一种处分，不限定居止则为此种处分之撤废，必须有明令乃得自由行动也。《谢表》所以指出润州者，恐以润州为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故也。

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丁则良

最近《文史周刊》编辑部转来浙江大学徐规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和他写的《〈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一文，我一面对徐先生这种指正的热诚表示敬佩，一面也要对《文史周刊》编辑先生致谢。徐先生对于沈括生卒年一问题的意见，和我在《沈括生卒年考》（载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十九期）中的不同。其主要的差异在于徐先生认为沈括居润州，始于元祐五年，而我认为始于元祐四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其实我从前也曾持过和徐先生相同的看法。在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益世报·史学副刊》渝版第五期上，我曾写过《跋〈沈括编年事辑〉》一文，关于沈括的生卒年，我的结论和现在徐先生的一样。我说：

括自元丰贬谪后，其真得任便居住，当在元祐五年十月。其迁居京口（即润州），亦当在是年。以居润八年计之，当卒于绍圣四年，而其生年乃在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至一〇九七年）。张（荫麟）氏所辑沈氏事迹，悉早一岁云。

不但结论一样，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同是《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七日戊戌条。我那一篇小文，曾请张先生看过，张先生曾在文中加过按语，对我的结论，很表同意。后来，我的意见有变动，又曾函浙大告知张先生，并将论据一一提出。张先生回信，也颇以这新的意见为然。最近《沈括生卒年考》一文就是根据这变动后的意见写出来的。

我何以改用新的意见，《沈括生卒年考》一文所用的诸论据，可为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徐先生的意见，我愿提出三点怀疑，以供讨论。按《长兴集》卷十六《谢分司南京表》所云：“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云云，似乎可以暗示沈括这时（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已经住在润州。自来不乏巧合之事，如沈括这时不住润州，而偏由润州差人送来官告，沈括得到之后，又迁居润州，岂不太巧？此其一。如果他这时不在润州，而在黄州，黄、润相去甚远，为什么政府公文不直接送黄州，由黄州差人送去，而一定要由润州从千里外差人送去？这是很费解的。此其二。徐先生说润州是“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不晓得此说有无根据？如能在这一事之外，举出其他实例，证明北宋确有以润州为一输送文移之起点的办法，这一论断或可成立。此其三。

我觉得沈括生卒年一问题，因现存史料有限，而且文辞笼统，不易作肯定的结论。说他是元祐四年九月后居住润州吧，却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的诏命不全符合。说他是元祐五年十月以后才住在润州罢，而官告却又是由润州差人送来。无论哪一说，都有困难。我现在对我的意见也不满意，希望徐先生和世之治宋史者有以教我。

卅六、六、九，清华园

原载《申报·文史周刊》第13期，194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