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朱希祖君（附来书）

本刊第三十期介绍《清华学报》（五卷一号），于朱希祖君之《中国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曾加论列。顷承朱君贻书见教，良用感荷。朱君首谓前评“纯用感情，不任理智”，末谓作者出言“詈人”。吾人复检原文，深自省察，不胜惶惑。本刊前评，其他本刊一切文字亦皆然，就文论文，不涉文外一语。其中含有评价性质之三数语，亦皆就事论事，不涉事外一语。吾人实自苦不知其感情于何表现，致有朱君之印象。事之出人意外，有如是也。

兹于答复朱君之前，有当附言者。我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七年前章鸿钊君于其《中国铜铁器时代沿革考》中已发之，（其结论谓，“春秋战国即公元前五世纪，吴楚诸国始用铁兵”）而朱君文中所引证，除二三条外亦无出章君此文及其所著《石雅》之外者，然朱君文中绝未称及章君之著作。（后于章君而先于朱君者，日人松本文三郎有《古代支那の鐵器に就ぃて》，其中主要引证亦尽见于朱君文中。）吾人虽诧于契合之奇巧，亦不欲抹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可能。今所欲申明者，吾人虽与朱君辨难，实即操戈而造章君之室耳。

以下照录朱君来书并逐条加以答复：

《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左右：

读贵刊《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评论（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此评论不署名，故陈之编辑者），首评拙著《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历将拙著疑点举出，不胜感谢。惟观通篇评论，纯任主观，不任客观，纯任感情，不任理智，实非至当之评论。何以言之？既云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之说不能成立，完全推翻，理宜举出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北方之确据，作为一种反攻之铁证，然后可以折服吾心。空言古代南方之证据如何不可信，然古代北方，并如何不可信之证据亦不能举出，则先生亦可以休矣。此就其大体之评论，已觉其失当者也。

按朱君所举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据能否成立，此为一问题。吾人能否证明铁兵先行于北方，此又为一问题。不能谓在后一问题未解决之先，则前一种证据，无论其如何不充分，皆得成立，而不容置议，“亦可以休”也。此理至明也。而朱君云云，一若真理之探求，同于体育场上之球赛，苟甲方不出阵，则乙方天然胜利也者，此在逻辑上为误用“不容间律”，在历史方法上为误用“默证”。

铁兵先行北方（其定义详后）之证据，古籍中颇有之。本刊前评之兴趣，专在考察朱君证据之是否充分，故未举及。亦以此种证据，已为近代学者所熟道，初无待本刊拾取唾余，滥塞篇幅。今既承朱君下问（看第三节），吾人亦何惮略举所知以告。

（一）《逸周书·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斩之以黄钺。二女缢，武王斩之以玄钺。”盖黄钺以铜为之，而惟铁质乃能为玄钺。章炳麟君曰：“自缢者骨肉如故，非铁钺不可斩。自燔者肉枯而骨销，其质浮疏，故仪仗之铜钺亦得斩焉。”其说是也。此周初岐镐间已用铁兵之证也。

（二）《中庸》记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必精铁乃能为白刃，此春秋时鲁国已用铁兵之证也。

（三）《左传》文十二年，“晋襄公使莱驹以戈斩囚，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章炳麟曰：“古者戈为钩兵，不任斫斩，晋乃用以斩人，则必已易铜为铁明矣。”章炳麟又曰：“且左氏称虞叔有宝剑，虞公求之。谷梁氏称孟劳者鲁之宝刀。……是皆春秋时事也。夫唯铸以钢铁，或以锻工，万辟千灌成之，然后谓之宝。……若徒一铜剑也，上剑之制，其重九锊，为三斤十二两，不当半铢之钱千枚。”何得为宝耶？观此，则春秋时晋国当亦已用铁兵也。

（四）墨子为鲁人，楚之攻宋也，墨子方在鲁（此据《墨子·公输》篇，《吕氏春秋》谓在齐，无论齐鲁，皆为北方）。闻之星夜至楚，谓：“臣（墨子）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备城门》以下七篇乃墨子教禽滑釐守圉之术。按其中所用守圉之器若铁錍、铁矢之类，皆墨子之器，即鲁国之器也。此铁兵先行于北方之铁证。而朱君乃举以为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是“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至错误”（看第三节）也。

由此四证断之，我国古代铁兵先行南方之说，实根本推翻，而朱君“亦可以休矣”乎。

再就其纲目观之：

（一）谓“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按拙著第四节，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铁兵”（即指吴、越、楚），次言“淮汉流域先行铁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国西有汉，东有淮，为南北之分界，所谓江汉江淮是”。其分界正确与否，又当别论。谓无明确之定义，则评者毋乃太忽略而轻率。拙著所谓古代南方，以时间言，乃以战国末为界；以空间言，乃以淮汉流域为界。何以故？因战国之末，南方以楚为代表故。荀子言：“居夏而夏，居楚而楚。”（《荀子·儒效》篇）夏为诸夏，即古代之中国，属北方，故与南方楚国对举。楚国疆域，西包今陕西之汉中，东包今山东之琅邪，中有今河南南部，如南阳之宛叶、陈州汝宁之陈蔡，皆其所属。此稍治历史者皆能知之。宋国虽非属楚，与楚地犬牙相接，且以地域而论，与陕西、山东之南部同其纬度，皆在今所谓北纬三十四五度之间，故亦以宋属之南方。言中国古代南北学术，亦大都以此为界，如陈、宋之学者，有老子、庄子，亦为南方学者之代表，与北方之学迥异。南北学术之不同，乃地理使然，似亦不可否认。尊论谓拙著：“举南方用铁兵主要之证据，屡及宋国，按宋地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当云宋都在河南商丘附近，言宋地者不词），文中指为宋国产品者，绝未证明为宋国之何部分，（按墨子因楚欲攻宋，为宋守城，而作《备城门》以下数篇，则其城当然指宋都而言，或指宋都以南近楚诸城而言，读过《墨子》者皆知之，何必指出何部分）而遂颟顸其词曰，是产于淮水附近，何武断之甚耶？商丘附近而可指为南方，则以同纬度推之，陕西、山东亦为南国矣。此吾人所不敢赞同者也。”夫赞同与否，当为别一问题。惟山东、陕西之南部，当然属于南国，其同纬度之河南南部，亦当然属于南国。所谓淮汉流域，在战国时代，谓为属于南方，自有种种根据，何颟顸武断之有？推尊论之意，必以今地理分南北，所为扬子江流域属南方，黄河流域属北方。然不观孟子论禹之治水乎？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宋在淮、泗之间，陈蔡、宛叶在汝、汉之间，则犹是扬子江流域也。（汉之支流，散布于河南之南阳旧府属，而其本流，则经陕西之南部，至湖北入江。淮之本流，合汝、泗诸流，散在河南汝州及汝宁、陈州、归德旧府属，及山东之南部、安徽之北部，至江苏北部入海，而其支流，则经安徽之中部入江。焦循《孟子正义》言之甚详。宋境内有三大水，南曰睢水，商丘即在其北；中曰丹水，有孟诸泽；北曰黄沟，宋蔡、丘、黄、郜诸邑在其南。此三水皆会泗而入淮。）则宋属南方无疑，然尊意必又以今地理之省界论古地理，谓今陕西、河南、山东，必归北方，余之立论，大抱野心，侵入此三省之南部，故遭驳斥乎？

不知《禹贡》九州，以今地理论，惟荆州纯属南方。梁州北至华阳，扬州北至淮水，已侵入北方范围，则南方毋乃太小乎？（当时五岭以南，必尚未入版图）依下文言，尊论必不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而信《禹贡》，则论南北分界，必准《禹贡》九州平分，乃为公平。荆河之豫州，在适中之地，必分而为二，以为南北之界。伊、洛、瀍、涧、泾、渭、济、漯入河，归北方。汝、汉、淮、泗入江，属南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今陕西华山终南以南）、海岱及淮之徐州（今山东泰山琅邪以南），亦属南方，则南方有荆、梁、扬、徐四州，北方有青、冀、兖、雍四州，而豫州中分南北，乃适得其均平。是则南方之疆界，与战国之楚、宋不相出入，则宋属于南方，又何疑乎？

按本刊前评谓朱君于南方无明确之定义者，正以其未说明以宋属于南方之故。今观朱君补说，谓宋之南部与楚北境相错，宜并属南方。按楚国之拓地汉阳，乃春秋中叶以后之事，不能因楚国本部属于南方，遂并其后来势力所及之宛叶、陈蔡亦属于南方，犹秦地本在西陲，不能因其后版图并有齐鲁，遂以齐鲁为西土。此理之至明也。《史记》老子楚人，或引作陈人。庄子蒙人，蒙或以为属梁，或以为属宋，至今尚非无定论。朱君遽以为陈、宋之学者实嫌武断，而近人以南北分先秦学术，亦未为笃论（看柳诒徵《近人论诸子学之失》）。朱君又以淮之支流入江，遂以淮河流域之全部属长江流域，故为南方，则当黄河夺淮入海之时，淮当为黄河流域，属北方矣。同一空间，随时而异其南北，有是理耶？墨子所言铁兵，虽为宋用，实赍自鲁。朱君未能证明其出自宋之何部分，而遽曰“是产于淮水附近”，读者思之，此种论断之评价，除“颟顸”与“武断”外，尚有何辞可用耶？至论南北之分界，吾人以为依现代地理学眼光，宜以淮水、汉水之北属于北方，其南属于南方。宋在淮北，自属北方。即如朱君之说以宋属南方，而墨子所言铁兵，不出于宋，则亦不能证明其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

（二）谓：“引《墨子·备城门》篇‘毋以竹箭，楛、赵（桃）、（柘）、榆可。盖（益）求齐（赍）铁夫（孙云当为矢）。’谓：‘此以铁夫为铁矢，若不致误，则宋亦有铁矢矣。’按《备城门》篇，乃墨子在宋之言，而劝人毋以竹箭……求赍铁矢，似正可证明宋人尚用竹箭，而不知用铁矢，无论退若干步言，亦不足以证明宋人之先用铁矢也。”此段议论，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致错误。《墨子》原文，作：“及多为矢，节（即）毋（无）以竹箭，楛、赵（桃）、（柘）、榆可。盖（益）求齐（赍）铁夫（矢）。”孙诒让谓：“当作及多为矢，即无竹箭，以楛、桃、柘、榆可，益求赍铁矢。”竹箭，犹言竹筱。《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郭璞注云：“竹箭，筱也。”古者矢杆用竹箭，矢镞用铜，及至墨子时，矢杆亦可用楛、桃、柘、榆诸木，而矢镞益求用铁。且宋当时既有铁錍，自可证明已用铁矢。尊论既不解竹箭之古谊，又误读《墨子》之句读，欲证明宋无铁矢，又忘却宋有铁錍矣。

（三）谓：“其关于铁剑一项，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吴、楚精长于铁剑之制造，然不能据是即谓铁剑先行于吴、楚，犹今日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据是遂谓火药先行于欧洲也。”按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谓火药先行于欧洲者，以火药先行于中国，有历史事迹可证。吴、楚之铁剑以今日炼钢术之进步，似亦不可谓为精制，然欲否认铁剑非先行吴、楚，而先行于北方燕、赵等国，亦当有历史之事迹举出，乃可推翻吾之论据，而为史学上之一大发明，与火药先行于中国说，同其价值，此吾日夜求之而未得者。鄙人读书不精，在古书中，或有北方先行铁兵之论据，不过鄙人疏漏，尚未发见，正求通人指示，以破吾之迷惑。如尊论之空无证据，实不足以餍吾之心。（以上驳本论意）

按《说文》云：“箭，矢也。”又释名之：“矢又谓之箭。箭，进也。”此前评释箭为矢之所据，何望文生义之有？孙氏之诂，亦一种测度，何能据为天经地义？墨子教禽滑守宋，而语其“求赍铁矢”，赍者，移至异地，故曰可证宋之不知用铁矢也。

又观上文所举证，铁兵之先行于北方者已多。孔子之言白刃，虽不能断定其指刀抑剑，然春秋时晋、鲁既已有剑，而又有白刃，而谓其只有白刃之刀，而无白刃之剑，有是理乎？朱君所举证，只能证明南方制剑之精。（谓坚利也，此所云精乃就当时与北方比较而论，非以今日眼光观之也。朱君引秦昭王之“楚之铁剑利”，夫必有楚以外之剑不利，与之比较，故特举楚而言也，此实暗示北方亦出铁剑。）即无上述之证据，亦不能断定铁剑其先行于南方，又况其有耶？

又谓：“作者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按古代南方，若以余前立之定义而言，则文化之高下，尚未易下定评。推尊论之意，似必谓古代南方文化不高，方不是翻案，方不是立异。盖尊论之古代南方，其空间时间，均不知以何为界，恐真如尊论所谓“绝无明确之定义”矣。若以夏、商、周以前为古代，以《禹贡》所谓梁州、荆州、扬州为南方，或者尊意以为真是古代，真是南方乎？则试问《禹贡》扬、荆、梁三州有铁，皆属南方，独北方诸州不言铁，是当时采铁冶铁诸术，南方必先发达可知，非必北方无铁，特采冶之术未发明耳。否则，南方天产独精，人工自易独擅其美。但近人有不信《禹贡》者，以为唐虞之时，尚未知冶铁之术，故詈为伪书。尊意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如笃信《禹贡》，则又翻南方文化不高之定案。立言不慎，真古人所谓进退维谷者矣。

按吾人并不反对合理之怀疑，并不反对以充分之证据推翻旧说，惟无可靠之证据而谬创新论，斯为“翻案立异”而为吾人所极端反对，非有所爱恶于新旧也。此又已于本刊第八期《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详之。朱君（毋宁谓章鸿钊君）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既根本不能成立，其所举以明南方文化“发达”之三证，亦同一辙。朱君不服，容俟下文申论。至其反讥吾人所谓古代及南方，绝无明确定义，夫吾人所评者为朱君之文，在纠驳其所举三证时，所谓古代，自指其三证所涉及之时代，此何待言者。关于南方，在纠驳朱君时，即是自申其定义，即谓宋及其同纬度之地不得认为南方，而其以南即为南方。此意凡曾平心一读前评者，自能喻之，何必为枝节之周纳。《禹贡》所载，吾人根本不信为唐虞时代之事。朱君谓吾人“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此实不通逻辑之论。朱君之推论之历程，若以逻辑析之，当如下。

（一）翻案立异者不信《禹贡》。

（二）君反对翻案立异。

（三）故君不当不信《禹贡》。

此种三段论法，实犯illicit process之谬误，因“不信《禹贡》”一辞在大前提为undistributed，而在结论则为distributed也。朱君既昧于逻辑，若但以逻辑上术语折之，恐难使其心服，则试再类喻以明之。使朱君之论，而可以成立者，则下列之结论亦当为正确矣。

（一）凡人皆有死。

（二）飞鸟不是人。

（三）故飞鸟不当有死。

然朱君试思之，果谁当“进退维谷”耶？要之所翻案立异者，不在于信某书、疑某书，而在于所信所疑之是否合理，故王静安先生固不同意近人过度之怀疑（看其《古史新证》），然亦不信《禹贡》也。

次辩驳古代南方文化之高之证据。（余并无南方文化高于北方之论，不过言南方文化为北方文化所湮没，故表章之。）（一）则蚩尤作铜兵。“此说仅见于战国以后书，绝难置信。”按此说出《管子》《山海经》，谓为战国以后书尚无定论。（二）则苗民始作劓、刵、椓、黥之刑法。“夫肉刑而可为文明之征，则用凌迟形之旧日中国人，其文化宜高出于今日之欧洲万万矣。”按拙著原文，但言文化，未言文明。文化发生，自有次序，如先有石器，而后有铜器、铁器、电器，不能谓石器非一种文化。盖有器必胜于无器也，刑法亦然。古者刑法不分轻重，苗民始作肉刑，即所谓五刑，始分别罪之轻重，而施其刑。当时北方，盖并此法而无之，故自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汉，皆习用其法而稍改正。所谓墨（即黥）、劓、剕（代刵）、宫（即椓）、大辟（即杀）是也。至汉文帝，始去四种肉刑，乃为刑法之一进步。至于今日，并笞与杀而去之，乃更进化矣。然亦不能谓肉刑非一种文化，盖有法必胜于无法也。尊论既不知五刑之沿革与分别，漫然以凌迟刑比之，已觉浑而不析，而又不识文化与文明二词之分，而贸然以肉刑为文明之征相讥，根本既属误解，枝节更属非是。（三）则谓南方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按《左传》记楚左史倚相能读此诸书，然未尝言其为南方之书也。而观倚相所以讽楚王之诗（《祈招》之诗），乃北方之传说，则知《坟》《典》诸籍，当亦北方之书也。若其为南方之书，何致只有左史能读之，且以其能读传为美谈乎？”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古代北方，不闻有其书。左氏传据楚史，始得闻其名。汉儒训《三坟》《五典》为三皇五帝之书，《八索》《九邱》为八卦九州之志，皆附会而无确证。余疑为南方古代之典籍，故倚相能读，楚王以为博学，今则与楚《梼杌》俱亡，故南方文化，湮没无传。此说之是否，姑且不论。尊论以倚相举《祈招》之诗讽楚王证明《三坟》等书为北方之典籍，则又误读《左传》。《左》昭十二年传，“子革语楚王，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子指子革），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对曰：臣尝问焉（子革对王言臣尝问之于倚相。此对曰二字，尊论误以为倚相对，则下文皆不可通），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臣问其诗而不知，即子革问《祈招》之诗于倚相，而倚相不知。）准此，则倚相仅能知南方本国之古籍，而不能知北方之古籍，故子革讥其不能知远。《祈招》之诗若为北方之传说，则更足证明《三坟》等为南方之古籍矣。（以上驳附论完）

按朱君若据《管子》及《山海经》中言蚩尤事为信史，此种“路史”式之古史观，吾人无再与辩论之必要。文化、文明二词，乃近人以译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轩轾之分。近世人类学家，恒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国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绩，则更不含有优胜之评价，前评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朱君不明近代术语，漫然相讥，是亦可以已乎？朱君云“古者刑法不分轻重”，是殆谓在未采用五虐之刑以前，无论大小罪皆一例惩罚耶？则曷不读《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间轻重之别显然，盖刑罚轻重之分初不系于肉刑之有无。今欧洲虽无肉刑，而法固有轻重也。朱君有何证据以明古代惩罚罪犯，其不分轻重，而五虐之刑为一种进步耶？《三坟》《五典》等书虽左氏传外无征，然先秦北方古籍亡佚者多，不能据是遂断定其书无闻于北地。左氏文中言及此诸书，乃出自楚王之口，朱君何从知左氏于此诸书之名以外，有无所闻耶？前评以讽《祈招》之诗者为倚相，乃作者记忆之误，承朱君指正，为感。然此更正，不能改变《三坟》等非南方古籍之说，且足助其说张目。何也？盖子革曾问左史以北方《祈招》之诗而左史不知，其对楚王因谓“若问远焉，安能知之”。是以《三坟》等书，视《祈招》之诗为更“远”。夫岂有本国之书，为本国人所应知者，反观外邦之传说为更“远”？若《三坟》为楚书，则子革不当为是言明矣。

综尊论全文，对于拙著本论，以为问题不能成立；对于附论，以为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其所以不能成立者，盖亦以为翻案耳。夫翻案立异，只要证据确凿，亦何尝是恶习？现在科学进步，一新说出，即将旧说推倒，盖亦用证据使然。若不如此，而墨守旧说，不求学术之进步，则真是所谓“恶习”矣。

按朱君以证据确凿，为衡论其准绳，正与吾人同调。吾人之态度，于前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已陈之，上文复已申述，兹不赘。吾人不苟同朱君之论者，正以其证据不确凿耳。

再者，贵附刊第二十七期（本年七月九日）《评论〈燕京学报〉第三期》，对于拙著《明季史籍五种跋文》：（一）《崇祯长编》，（二）《弘光实录钞》，（三）《狩缅纪事》，（四）《守尘纪略》，（五）《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仅评论一句曰“其书不重要”，以示不屑批判之意。夫人各有专门之学，在中国史学中，有专门研究明季史事者，则视此等书甚为重要。若以学文学之人视之，则自为不重要。所以评论专门之学，必须学此专门之学，方能评论。若未尝研究此学，而一笔抹杀之曰不重要，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贵副刊既以文学标帜，理当谨守文学范围，不必将其他专门之学，一切包办而评论之。否则，“颟顸”“武断”之弊，贵副刊所持以詈人者，恐将不免自詈矣。

按本刊名“文学副刊”，实仿西方各著名报纸中Literary Supplement之例，凡一切自然科学以外之新著作，皆所批评，初未尝以狭义之文学自划，此意于第一期引言中已详之。其批评之能否尽皆确当，谁能自必？然求真之志，未敢或渝。读者及作者之论难，深所欢迎，毁誉之来，亦不暇顾。新著旧说，吾人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加论列，故必衡其轻重以为去取。轻重之标准，即以其贡献及关涉之大小。朱君所跋五种史籍，吾人认为不甚重要，即据此标准，原无涉不涉之意存乎其间也。若欲吾人放弃此标准，以适“专门家”之意，则殊不可能。

以上吾人答复朱君竟。吾人深谢朱君之诘驳，使前评之疑点，得以祛除，而本刊之态度及旨趣，得借此机会更详细表白于读者之前。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3、34期，1928年8月13、20、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