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

此书本刊前期已有评论，兹续其未尽者，拉杂书所见如下。然此书谬妄浅陋之处逐目皆是，今亦不能缕举也。

（一）首篇为郑振铎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郑君所谓文学研究，实即文学史之研究。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姑舍此不论。郑君所提出之“新观念”，一则为归纳的考察，一则为进化之观念。郑君所谓归纳的考察，乃指求真实之完备证据。夫此固一切考证工作之所同，不如是则不成其为学，初无待于郑君洋洋数千言之空论而诩为“新观念”也。而郑君洋洋数千言中，反有使人喷饭之处，如云“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倍根……在以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或事件，都先有了一个定理或原则……”以归纳法倡始于倍根，则理论上不知何以处亚里士多德，实施上何以处Galileo John Kepler等辈？此固无关于文学，然亦可见郑君之常识矣。郑君又指出开辟之新途径共有三：（1）外来之影响；（2）巨著之发现；（3）中国文学内容之分类。此三项非不当注意，然尚有更重要于是者。仅从此三方面发展，决不能得完满之中国文学史，且第二固有非人力所能强为者。吾人以为整理过去之中国文学，当从下列三方面着手：（1）作品之阐明，即主要作品（standard words）之校勘注释，鉴别真伪，考订时代及评判价值是也；（2）作者之阐明，即文学家传记之精细研究是也；（3）文学与时代之交互影响之研究。若夫文体之源流、文家之派别，又其次要者矣。郑君于“新途径”之第三项下，述其个人所定之中国文学书分类法，一方面有概括不周之病，一方面贻区类失当之讥，而排列亦欠妥。兹为改订如下，读者比而观之，便知其得失：第一类汇集；第二类诗歌；第三类戏剧（以上三类仍旧，惟名称稍改）；第四类弹词（内容即原第五类）；第五类小说（即原第四类，惟当将原第八类中之寓言移入此类）；第六类史传，原第八类个人文学及第九类中之游记应入此类，并加传记、专史、杂史、通史等；第七类论著，包括原第六类散文集及原第九类中所余各项（其中谣谚一项应移入诗歌类），并加学术专著一项，仅采其有文学价值者如《庄子》《孟子》《天演论》之类；第八类文学批评（仍原第七类）。

（二）郭绍虞君《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乃根据摩尔顿（Moulton）《文学之近代研究》一书中之文学演进表而立论。郭君于中国古代有无史诗（epic）之问题依违不能决，而谓吾人今日所以不能考察古代史诗之故有二：一则先民尚实，不喜荒唐之神话，故叙事诗之质量皆逊，无流传之价值；一则或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诗》《书》经其删定，史诗遂以失传。以吾人观之，此两说皆不能成立。谓古代民族不喜荒唐之神话，则曷不读《山海经》？就诗歌言，如《离骚》《九歌》《招魂》，莫不以荒唐之神话为主要资料。《诗》《书》之未经孔子删削，殆成清代学者之定论，而《诗》《书》中亦未尝无荒唐之神话。以吾人观之，中国古代殆无史诗，果有之，当不能□采风之使之耳目，且自殷末以至战国五六百年间，歌谣讴谚不绝于称引及集录，何故独遗史诗？谓古实有之，至有史时代而忽然忘却，有是理乎？至中国何以无史诗，则可用斯宾格勒之历史哲学解释之。一文化有一文化之基本象征（fundamental symbol or general idea），其基本象征不同，则其所表现于文化上者自不能无异，初不必求其故于外表之事实也。复次，摩尔顿氏举文学之系别归纳于一元，其说多牵强附会。郭君步趋不离，亦可谓食西不化者矣。郭君谓哲理文所以从抒情诗蜕变而来的缘故，则实以意志为其枢纽，情与志本常相混而不易分析……志又与知常相混而不易分析……所以抒情诗有蜕变为哲理文之可能。推是说也，则一切知识学术皆可附会谓由抒情诗蜕变而成，又何独哲理文乎？

（三）潘力山君《从学理上论中国诗篇》中谓秦以前，我国只有歌诗（与声乐舞蹈相伴）及剧诗而无独立诗，不知其何以处《离骚》《九章》及《天问》诸作也。

（四）梁启超君《释“四诗”名义》一文，乃其《要籍解题》中《诗经篇》之一段。梁君此文之主要意见，即推翻旧日以风、雅、颂三者为四诗之说，谓尚有南一类（《周》《召》二南），合风、雅、颂恰成四数。梁君于本文之末声言曰：“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揅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然事之巧妙竟有不出梁君所料者。梁君“释南”之说六百余年前程大昌已发之，且梁君所举证据无一不为程氏所已举者。兹比列程氏与梁君之说，读者一阅便知。

（1）程说（见程氏所著《诗议》之第一篇，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卷二第二十八页引）：

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

（2）梁说：

《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箾》《南籥》”，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一种诗歌。

然程氏之说亦有与梁君不同者。程氏谓原始之《诗经》只有南、雅、颂三体，而风为后起，引证颇凿，兹不赘述。

（五）本书之最末一篇，为郑振铎君之《中国文学年表》。篇首声言未及细校，疏漏及错误当不免。夫谨严之编辑家，决不应以此等语自文饰。今观此篇去取失当之处，直不胜举。如于先秦，则有申、韩而无老、墨、荀（其生卒年虽不能确知，亦当著其大略）。又如屈平之生卒年固不能确考者，而篇中竟不加疑词。于西汉则张骞使西域之年沿坊间年表之误，固可无责。于东汉有桓谭、崔瑗、仲长统，而无王充、张衡、王符，真不可解矣。于六朝则著《文心雕龙》之刘彦和竟不能占一席。于五代则冯延巳竟见弃遗。自郐以下，吾不欲观之矣。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