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史之艺术（译）

（美国）甲斯丁·斯密士撰

甲斯丁·斯密士（Justin U.Smith）文学士兼法学博士。旧为美国达脱茂斯（Dartmouth）大学近世史教授，著作颇富。尝以所著《美墨战史》受宝列爵历史奖金（The Pulitzer Historical Prize美金二千圆）及第一次鲁伯脱奖金（Roubat Prize美金一千圆）。前者为每岁美国史著作中之最优者而颁。后者五年一赉，以酬最优著作之关于史地、考古、训话〔诂〕、方言及北美古泉学者。兹所译文原名On the Art of Writing History，曾于美国史学会大会宣读，而刊载于《史窥杂志》（The Historical Outlook）第十七卷第八号。

文中大意谓历史之目的自在求真。然所谓真者非枯瘪无味之谓也。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史迹固有本身原无兴趣非文笔所能为力者，然不尽如是也。又近日史著，每引证考异脚注连篇，使普通读者望而生畏，一展首页，便不敢再翻。此弊亦宜匡救。凡其所言皆平平无奇，然实深中今日中西史家之通病。盖自近世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质朴无饰，为史家美谈。文学与史于焉析产，夫亦谁得而否之？然矫枉每流于过正，驯至多数史著，味同嚼蜡，无人过问，徒饱〔蠹〕鱼。（历史本为最与人类有关切之学也。）夫损真象以成美观，诚不可为，然有益于真之美，何容摒弃。专门之著作固不因显晦而异其价值，然显矣又何损于其价值耶？无损于已而有利于世，怀铅握椠之士又何惮而不为哉？

再观我国，近十年来“国学”焰张。所谓国学，“其领域什九隶于史”。关于此门，至今固尚乏体大精深之作。然论定期刊物之多，此门实当首选。其他普通定期刊物中，大都此门之论文充斥焉，然可读之文我见鲜矣。大多数或类书目单，或类人名录，或类年代表，或类集句文，或类格言集，或类备忘杂录。然其本题又非此举种种也。论其文或则饾饤陈语堆砌古字，或则文法上、修辞上之错误且不免。吾非谓此类论文毫无用处，更非谓为之者不愈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特此类著作而充斥于史学刊物，而操一刊物之笔政者，又以缺乏此类著作为患焉，斯则我国史学界之奇羞矣。西方史家，于作史艺，固多不讲，然上述现象，则所绝无。试任举一西方史学杂志与任一我国史学杂志比观之，便知吾之所言，非无的放矢，窃尝思之，此类著作之病源，与其谓在于求朴，毋宁谓在于苟且。我国载籍最富而多未经治理，稍施涉猎之劳，东挦西扯，便可积稿匡箧。所难者每不在于搜集若干资料，而在于资料之整理与组织。如碎碗于地，不难于拾取若干片，所难者合碎片而复原碗之形耳。今之“国学”家，每只做第一步而亦不全，第二步则鲜或为之，即为之亦草率敷衍，而固可以得著作家之名矣。著述者高贵之事业，欲速者吾人之恒情。国学中乃有如是之捷途，谁不趋焉，谁不止焉？此近十年来国学之所以一倡百和也。此国学定期刊物之所以多也。此上述种种奇文之所以出现也。此其弊犹在浅薄苟且，尚不遑言艺术也。昔万季野之论作史也，曰：“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知见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然后可制其家之事。”（本文多与万氏此言相发明之处，读下便知。）“可制其家之事”，然后可与言作史之艺术。又如写生，必须熟审原物之部位形相，然后可与言渲染丹青也。今日我国史界于讲求“艺术”以前，尚须讲求“功力”。故吾执笔译斯密士此文之际，感触所及，有不能已于言者如上，读者或不病其疣赘乎！

大抵凡人对于历史皆感真切之兴趣，第自觉与不自觉殊耳。亦犹其于地理学然，平时或以枯涩死板诋之，及其裹粮远游，则异致矣。无论于地理或历史，兴趣之轩轾，大率视乎所以表述之之道如何。是故作史之最良方法，所关綦重也。且也此艺之近状足使闳大而保守之史学会社（指演讲所在之会），犹为之扰扰不宁，则凡学习而从事于此艺者，谁不当贡其千虑之一得欤？

历史者何？无乎不是而无乎是。凡曾读此间之众答者，当无不作此感也。然无论众说何云，历史者，其职任固在以曾经实现之事告人也，以真事告人也。惟然则为之者，当尽力所能至以求其正确、忠实、圆满。夫历史者固表现之艺术也（representative art）。表现之事非他，即是表现。故史家当使实在者成其为实在，使其显立于前，使其形存体具，使其圆满，使其真而一如其昔日所为所现之原状焉。凡有生命之物，表现之者，不容剥夺其生命。然世有尽反此原则者，其主张上纵不尔，实施则然也。夫使出诸化工之手者，而为榨干之紫罗兰，或茅絮充塞之羚羊标本，则吾复奚言。若不尔者，则上述原则，实与数学上公理有同等之价值，且当纳之于公理之类也。

粗略言之，历史可分为二类：二者相重叠而不易分判。其（一）可称为专深之作，其所涉范围比较狭小。而经极彻底之研究，大部分或全部分根据作者自力之探索。其（二）为通博之作，其所涉者广，而作者大率凭藉其他学者探索之功。

第一类具历史素质特富。依其定义，即以澈底为鹄。责任全由作者自负，全书有一贯之方法。其可为希世求利之具者绝鲜。此其研究结果，实具根本之价值。盖由专深之历史，可产生通博之历史，而反是则不能也。故本文专就第一类立论。至若有第一类进于第二类，则神而明者存乎其人矣。

既具善意（good sense）与忠实，而从事撰作专史。其所切需者，厥为澈底之探讨。关于此着，例如资料之考证与比较之类，其必当遵循谨严之科学方法，自不待言。如此探讨，则不独可得完备正确之智识，且可消除偏见，盖智识者成见之死敌也。以上所言之原理，尽人皆无异议者也。

然若论原理之实施，则龁立起焉。有一等史家其所以宝贵历史者，似全在历史能予彼等以探讨之机会。在彼等观之，探索者乃目的而非手段。其以为手段者，则获得学术界地位之手段而已。此固自然之势。大凡心有所专之人，眼中只有其所专之对象。是故在热心之教士观之，人者盖为礼拜而造。昔者罗斯福大佐驻军古巴，力请陆军部颁发轻便之军衣，以代通常厚毛之制服。部中经管之官吏昌言曰：“异哉，吾措置诸事，方稍顺利，今吾子以此次战事乃尽推翻之哉？”以彼之意，一若师旅乃为彼之工作而存在，而非彼之工作为师旅而存在者。夫世所需要所缺乏者，自为研究之结果而非研究之历程，乃广厦，而非预备建筑之棚架。棚架与考证之文，自有其地位，亦极重要。然史家巨子，为世界而撰作，其撰作所以供诵读也。而史著苟无人读，则失败而已耳，废物而已耳。澈底之研究之结果，或致搜集无数之琐文小节，或病此东扯西凑之举，不值史家之劳。然吾人试取小说名家，若迭更司辈之袖珍册而观之，则知彼辈虽于极琐屑之事，苟似有可能之价值者，莫不细为记录。夫文学家犹能忍受此种苦工而食其赐，史家又何靳何惮焉？夫琐文细节，每能予史文以光彩，以衬托，以饱满，以生气，以人格，是在史家之善为选择耳。然亦有与此意见背驰者，若曰：“使史家所述而仅限于有征可信者，则其为史也必破碎朦胧矣。”此固视乎其所垦辟之境域为何如。负耒耜于荒凉硗瘠之区，自必食其当然之果报。若凭空自造而谬为史迹，则是作伪，而痛苦与惩罚随之矣。然大多数境域，固不如上所云。苟以适当之忍耐力赴之，自能寻得若干函牍、日记、铭刻可信之报纸记载之属，可于其中求所需之细节。

或尤有进者，苟于某一情状或事故，备得力所能求之智识，则每能藉逻辑之判论，推求所不知，以补苴罅漏。使吾人确知纽约某年七月之中午烈日高悬，则吾人可以安然大书曰：此时此地，众人不御长大之外套。此不过一显例。实则史家演绎之结果，恒有更复杂于是，其价值更大于是者。

然世有于一切足使叙述饱满、活动，而有人性之方法，原则上皆反对之者。数年前某著名大学中某古典学会开会，吾躬预焉。有某会员者，和悦而有魄力之人也。于会中宣读论文，其文枯涩至极。会散，某宾诧之，以语介绍彼来之人。其人曰：“此会惯例，以有兴趣为不雅。”夫使聚一群死文字学专家，人人公允屏绝生趣，则谁得而怨之者。然以言历史，以言吾人本国之历史，则另一事矣。

虽不正确而有魄力之著作，如最优之历史小说者，以视正确而拒人千里外之著作，其对人世之价值，为尤大。盖此类小说能引起人对于历史之爱好，能予人以无限宝贵之智识，深铭于其记忆中而不可磨灭也。（此《三国演义》之所以胜于《通鉴纲目》也。）至于良史，藉其对事实体认之亲切，处处引人入胜，其著作饶兴趣而不背真理，无需谐言轶事及文笔之狡狯，而使读者不忍释卷者，是则视历史小说为更优矣。

历史可使正确而兼饶兴趣，此绝非新义，且勿远征广引。勃莱士（Bryee）不尝谓“最饶兴趣者莫如重要之事迹而经切磋磨琢者”乎？一九一二年，罗斯福在本会议席上曾言：“真正之史家，使过去活现于吾人目前，如当时之事。”又曰：“其所述苟非栩栩活现，则不足言真。”而尤塞兰（Jusserand）并以同样之重言，发表同样之意见。

此诸警语，自须加以补充。兴趣之问题并不如是之单简。许多重要事实，本来绝不活跃，亦不能加以磨琢，例如海潮之在泥岸，缓缓洄退是也，且也使历史必须饶有兴趣，勒为铁则。则一问题起焉。感兴趣者当属谁耶？凡历史对于作者及其他一二同好之人，未有不饶兴趣也，而真正之史家罔有能使任何能读之人皆悦其书者也，亦罔有能发此愿者也。

虽然，有一不拔之原则焉。多数史学智识，寻常明敏之人，苟能了解之，则必感其兴趣。凡史著之属此范围者，作者当用适当之方法，求达此种效果。用此观之，则勃赖德、罗斯福及尤塞兰诸氏所主张，谓史家能娱读者而同时于真实无损，且反有益者，信不诬矣。

复次，寻常为普通人读之书。其印刷之形式大抵每页下方附以脚注说明材料之来源。以此施于澈底之研究，辄多凿枘，而每须违弃常例。

恒人展一新编见其有征引之脚注，辄叹曰“来历清楚”，再观其一二处所引而足助其说张目，则心满意足矣。不幸一燕不能成春，一书之征引不能成证据。大抵一重要之史迹，恒有众多之史源。在历史亦犹在日常生活焉。某甲之言，必待与某乙之言比较，而后能决其信否。一作者之文，语语有来历，而语语皆讹谬者，盖有之矣。是故史家必须使所有史源，尽罗其前。忽略一证据，其罪浮于滋衍一谬误。盖断言之谬误，可藉前文所已知者而察出之。惟要据之忽略，最易瞒人于不觉。

是故史家于其力所能觅之一切资料，必须一一加意，而于其中穷力搜索，如披沙炼金，无使闪闪者一粒有遗。其采用之资料又必须尽皆注明来历。此无可逃之责也。如不然者，他人一取其书与所注之史源相核对，便发觉其根据之缺乏矣。虽然此完全之脚注，必致充塞篇幅，使读者望而生畏矣。

然使略去此注，又何以示信耶？曰有两存之道焉。将资料之来历及考证移置卷末，则可以多占篇幅而无害，而作者之智识丰欤俭欤，轻易置信欤，眼光锐敏欤，皆可于此见之矣。

离引注于本文，尚有一利焉。夫使全量而大于其分，则辜较论之，最重要者孰逾于使读者得一明晰之大概印象。然使每一步骤皆有脚注间断之，读者为好奇心与责任心所驱，势不能置之不顾。于是思路为之打断，批判较量之心生，而反不能得全书之大意焉。尤有进者，使探索而澈底，则其所采用之资料，每非寻常读者所习闻习见。仅注出处于页之下方，而不加解释，读者莫名其妙，徒滋心中之疑难与纷扰。是故为普通人读之书，说明资料来源之注释，例须移于卷末。

今可进而论探索结果之如何表述矣。清晰可诵之文笔，文学名著之熟习（无论史著普通文学书）自为必具之条件，兹不必论，惟论不如是之明显之事云。吾人皆曾读所谓“历史文笔”（historical style）者，然实无是物也，至少就专史而论则然。使有历史文笔则亦当有“戏曲之文笔”，盖戏曲亦表现之艺术也。吾人通常用语，固可称如此如此之表述为戏曲式，如彼如彼之表述为“非戏曲式”，然初未尝有“戏曲文笔”也。例如《哈孟雷特》（莎士比亚戏曲，有田汉君译本，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流之戏曲也，然其中掘墓人谐谈普伦尼渥斯之名言，及哈孟雷特教伶人之语，皆不能称为戏曲之文笔。盖每一节一段，莫不与其人物及地位相称。若千篇一律，如范自模型，则是依样画葫芦之为，乌足以言艺术也。

世有恒言“文笔如其人”（The style is the man.按此乃法人Buffon之名言），此于论辨之文则然，于专史则不然。其然者亦限于极少数耳。盖专史之职，在将过去之情象以活跃实现之方法表述之，而文笔非以为缘饰，乃其实质之一部分也。欲显此义，请举诗歌一章为例。盖诗者，文章技术之极轨也（原引丁尼生诗，兹改用陶诗。以下例证，亦悉代以中国资料，取其与读者较为亲切也）：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试不变诗中之意义而变其文笔如下：“其住宅占土地十余亩，共有草屋八九间。后园种榆柳树，堂前种桃李树。离草屋远处有乡村隐然在望，每当炊饭之时，可见家家灶突之烟上浮。时闻深巷中之犬吠声，及桑树巅之鸡鸣声。”如此则悠远宁静之趣，烟消云散矣。然则文笔之中，岂非有实在之质素，如其缺乏此质，则所描写者，不得不黯然失色矣。

如曰渊明之诗，不过极端之例，而诗又与散文异致，则请以旧日衙门之“虎头牌”为证。牌上书曰“□□重地，闲人免进”。使改此语曰“此乃重要之地，闲人不得入来”。其意一也，然凛凛之威风何在矣。如曰此小吏自作威福，不可为例。则请读正史，《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试以另一种文笔出之曰：“此强悍之匈奴，寇掠中国已千余年，高、惠、文、景四朝其子女玉帛不足餍其欲者，至是率众远遁，幕南之地一空矣。”又可以另一种文笔出之曰：“匈奴为卫青、霍去病之雄兵夹击，抵抗力全失。扶幼弱，引牲畜，弃其幕南之王庭，而仓皇远走矣。”

以上同一故事，而有三种叙述，文笔各殊。其在读者心中所生之影响亦异。故其所示读者之意义，无相同者。

凡奏提琴（violin），每一音皆有余响与之偕。此余响不见于乐谱中者也。然无此余响，则提琴不成其为提琴，音乐不成其为音乐矣。是故言词之聚以宣意者，每不独具理智之内容，且兼具感情之价值，而此价值即其所宣之意义之一部分也。其或缺之，则反面之表示，亦极重要，亦犹无色即色，黑是也。是故意想与表现意想之形式，须使共逞其用，如音声之与余响焉。而专史作者，欲其表现之忠实尽度，当使文笔与题目相称。换言之，即使文笔与真象相称也。夫自古造成历史之人物，其思想行为，几尽为感情所渲染。而谓板滞枯燥，如几何学式之心智，能了解之，能阐释之乎？

述清乾嘉间汉学之发展，自宜于静穆。若述晚清新学之兴起及维新变法之事业，则当以活跃震烁之笔出之矣。清末法律改良及立宪筹备等事，自无足动人。至若辛亥革命之爆发，若其时热血沸腾，舍身赴义之青年之言行，操史笔者至此而漠然无动于中焉，则其所研究，所描写，能有当者鲜矣。凡遇战事，无论作者如何无偏无蔽，其感情未有不为之掀起者也。要之，史家之文，因事制宜，无有常格。谓有“历史文笔”者，是不啻谓夏云有定形也。“粉饰之文”一辞，亦须重加考虑。吾人之厌恶此类文字者，大都由于自视过重，凡不如己意者则反动生焉。夫粉饰之真正罪状，在其虚伪与造作，在其使小者大，使常者奇。若夫带色彩之叙述，无虚伪与造作，而反具真确与自然，则其罪状乌在乎？

昔有一重要之事，发生于一浪漫之地。某史家以化学家谨严之态度注察之，归而据实直笔之于书。有某批评家读之而喟然叹曰“遏矣”。然此批评家初来尝亲临其地也。其后燕居与友朋辩论，有以实告者。彼答曰：“虽然，历史终不当如此作也。”此史家与批评家二人者，谁之方法为合于科学欤？为不谬于专史欤？尤塞兰曰：“仅因一事实之诡异动人而弃之，其违反科学方法，与无征而信同。”

更有一事当加考虑者。图避免粉饰之诮而为之过力，则反流于虚假与造作。有女子焉，见嫣红之玫瑰不为时尚，则撷茅苇而簪之。有富人焉，厌辉煌之广厦，则建石室如谷仓者而居之。吾侪史家，幸无学此。过与不及，当两免之。文笔与题目务使相称，且也，使事实而带某色彩，则叙述中亦当暗示此色彩。要之，作史之正当方法，大略如下。一切与某题目有关之事实，悉令其寂然栖止于作者之心中，直待其相互间逻辑之关系，自然凑合。于是真象自显，瞻瞩自恢，而事实之神髓摄取于不觉。最后举凡有意义之资料，皆从其心中攫得生命（假设作者之心非如槁木死灰者）而要求笔墨之宣泄。如是则其产品为实在而活跃之物矣。再将此产品逐步与既经考信之资料核对，而加以冷酷无情之修改，则历史成矣。（参看篇首按语所引万季野之言。）

使历史而依此原理撰作，则读者无须旁皇于两种史籍之间。其一，真实而乏兴味，朝读夕忘；其一，则饶兴味而不真实，读之无益于智慧者矣。

使历史而依上述原理撰作，则无须每代（generation）改造，如时人所云矣。盖澈底探索，则史证毕罗。文笔与事实相称，则史文与史迹同传于不朽。

使历史之而依上述之原理撰作，则能与人群发生关系，而不致如今日名为“科学式”而实则“学究式”之史著，徒饱〔蠹〕鱼矣。夫史家幸而得成专门之业，对于人群实负重责。能尽此责，报亦不爽，如书籍之销行，声名之雀起，影响之广远，皆是也。（译者按，于此处亦可见美国人功利之主义。）凡兹盛酬，昔之史家咸优受之。今则锡赉日吝，据美国史学会某委员会之调查，则知其然矣。或诘予曰：“除若干罕例外，庸讵知子之所言，非‘不切实用’之理想乎？”应之曰，在不劳而获之人观之，何一非“不切实用”？然吾之理想其实现之难，当不加于今日史证标准之在百年前也。然原理之应用自需常识为佐。然完善之原理，苟存之于心，自有所以应用之之道。

最后试一审量，吾所陈果有新奇之论否耶？吾之献议，其大旨不外如下。作有生命有兴趣之史。其法，（一）澈底研究；（二）文笔与题材相称；（三）表现史象本来之颜色与气味。鄙意非欲人择于浮夸与枯瘪二者之间，惟欲人逃于此二极端之外而已。

原载《国闻周报》第6卷第42期，1929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