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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历史的诉说
二 琦善与“天朝”的苟安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2】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3】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4】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5】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6】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