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琦善与“天朝”的苟安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2】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3】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4】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5】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6】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