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和被束之高阁的外国赠书

日本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来自社会，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由于清王朝此时尚不会即刻垮台，我们不妨也看看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作出反应的精英并不多，其中最杰出的是魏源。他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他书斋问学的平静。1841年8月与林则徐的相会，收到林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研究新课题的转移。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非今日同类著作能比拟。而该书“叙”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

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直接对应“船坚炮利”，后一项又与清军在战时的懦怯有关。这是曾参与江浙防“夷”事务的魏源，最为直观的反应。他的“师夷”方法主要是聘请“夷匠”，并翻译外部世界的书籍。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似可认定，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在《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夷”“制夷”的言论，也可以看到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他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就是大讲“师夷”功夫的《筹海篇》中，也有黄天荡的故事。如果我们再看看他同时期的名著《圣武记》，便知其思想之游移，似乎先帝们的方略武功亦可“制夷”。至于在此之后的力作《元史新编》，讲的似乎是“殷鉴”之类的道理。

《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鸦片战争中任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历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他是总督刘韵珂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帮手，有如黄恩彤与耆英的关系。

1844年，徐继畬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搜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1848年完成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更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没有作出回答。而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复。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而对蒸汽机的描写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其缺点与《瀛环志略》相同。

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48】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8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