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争议的林则徐

林则徐于1841年6月旨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因黄河决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办河工（与琦善定谳同时）。堵口合拢后，仍发往伊犁，至1842年12月来到惠远城。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其具体差使，据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奏折，为“派在粮饷处当差”，【7】又据林则徐书信，实为“终日萧闲，一无所事”。【8】西陲的生活很艰难，据林的书信和日记，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则徐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虽说其“水军”建策不切实际（详见第六章），但对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别，有切肤感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9】这虽谈不上是完整的救国方案，但也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到了伊犁之后，林则徐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这本是当时官场的职业病，无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可以看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前信称：

东南事局，口不敢宣，无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

后信谓：

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10】

这或许是林觉得李不够贴心，未吐心语，但1843年1月给郑夫人及长子的一信，大概是心里话：

昨见京报，扬威（奕经）、靖逆（奕山）及参赞（文蔚）均拟大辟（斩监候），是牛镜堂（鉴）、余紫松（步云）亦必一律。即使不勾（秋后勾决），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11】

较之他人的命运，林似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庆幸。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说给焦虑的家人听听的宽心话。我们不能说林在伊犁无心倾听来自东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视这些消息，但他却再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被罪之身，需小心谨慎，或许林认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1845年初，林则徐得到一个机会，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垦荒情况。这一转机出自伊犁将军布彦泰的保举，也表明道光帝对林的态度开始变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进京，以四五品京堂补用。12月，又命不要来京，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邓廷桢，出任陕西巡抚。1847年5月，再迁云贵总督。1849年9月，林获准因病开缺。1850年4月，他回到家乡福州。

从遣戍到总督，林则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别有意思的是，林几次迁转，道光帝都不依惯例召其进京请训。是自觉有负于林，或尚不肯原谅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则徐一复出即获奏事权，至今仍留下这一时期的大量奏折，君臣之间有着笔墨交流。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定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依照这一思路，他复出后应当有所建言，应当有所行动。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但主要围绕着平叛等传统事务，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方向走。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12】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林则徐在广东了解外部世界的种种举措都不事声张的，今人得以知情，全凭历史学家的史料钩沉。然而，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对其开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难作准确评估。从他对战争判断失误来看，似未有透彻的了解。

今人称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的思想，主要源于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命题（后将介绍）。但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无直接证据。至于他在广东购买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明。在林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在林之后，奕山主粤时期，行商捐建西式战船、仿制西式兵器的规模又大大超过林。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这可举神光寺事件为例加以说明。

由于南京条约中英文本歧意，外国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13】1845年，英国外交官进入福州城，但英国民人被拒之城外。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清朝上下大为振奋。1850年2月，咸丰帝继位，在对外事务上表现出不同于前的强硬姿态。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托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内神光寺房屋，租契并交侯官县令盖印。此为英国民人首次进入福州城。刚刚回乡不久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林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他不惜为两名英人入城而引发一场大战。为此，他还向徐继畬表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14】此外，他又联络闽籍言官上奏，酿成一时大案。

如何看待外国人入城，当时的价值观念与今天迥然不同。可作为战后林则徐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又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就组织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广缙、叶名琛的再现，而不惜用武的轻率姿态，又说明他并没有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用这种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丰帝便欲召林则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后，广西“会匪”大作（时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丰帝于1850年10月命林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11月5日，他由福州启程，22日至广东普宁，便病逝了。民间传说为行商派人下毒谋害，未能证实。林则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聪彝笔录的遗折，仍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片忠诚，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