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天籁幻想

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性的一所师范大学，就在和平门，对门是师大附中、师范附小，当时就是名校，我中学上的就是师大附中。那时候中学也是全国性的，如果家庭条件较好，也是把子弟送到大城市里来上学。城市里的学生年纪比较小，个子矮，坐前面，那些从外地来的、乡间来的往往年纪比较大，坐后面。我有一个很熟的同学，从绥远（内蒙古）来的，好像比我大三岁。

其实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师大附中南边是琉璃厂，那是全中国书店最集中的地方，新的、旧的有几百家，中午吃了饭，几个大同学去逛书肆，我也跟在后边转，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好多中国的旧书，也有洋书、新书，新式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还有北新书局——鲁迅的书就是北新书局出的，那些书都摆在那里，琳琅满目。当然好多书我都不懂，从前听说有二十四史，没看过，到了书店，哦，那儿摆的有二十五史，还有二十六史，原来还有这么多史。元史是中国正史里边编得最差的，所以清末柯劭忞又编了一套《新元史》，凑起来是二十五史。后来清朝亡了以后就没编史了，民国初年编了一个《清史稿》，不算是正史，所以叫《清史稿》，把它算上就是二十六史。这就开阔了眼界，但让你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接受的知识和他的思想并不单纯是在学校里上课，那些年纪大的同学每天去琉璃厂转，我也跟着在书铺里转，转来转去，知道不少东西。

有一阵我想学音乐，虽然不清楚到底学什么，但真是着迷，现在看来是太荒唐。音乐要从小学起，而且要学得很专业，我没那条件，就是看了王光祈、丰子恺的书，知道有些个名家，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音乐界有三“B”，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觉着这些位大音乐家了不起，就想学音乐。那时候，北京有一个中华乐社，出了一套《世界名歌选粹》，一共五本，北京图书馆有，我就借来抄过一些。另有一本叫《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and One Best Songs），在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就有出售，里边都是美国小学生、中学生唱的歌，很多人都有一本，像Stephen C. Foster的《老人河》（Old Folksat Home），我们都自己学着唱，大概也学了好几十首，虽然歌唱得不怎么样，副产品倒是学了些英文。还有一本中华书局印的《世界名歌选粹》，印刷很好，我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本——那时候到小饭铺吃碗面不过才一毛钱，所以一块钱已经很贵了。这本书里选的歌并不多，但几乎每一首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第一首是法国古诺的《小夜曲》，第二首是舒曼的《梦幻曲》，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后来一个间接机会我又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这本书里还有一首是从古诺的歌剧Mignon里选出来的，内容出自歌德的小说Wilhelm Meister（《威廉·迈斯特》），迈斯特游学的时候遇到一个马戏班的小女孩Mignon。小女孩是意大利人，从小被拐卖给了马戏班，但她总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影影绰绰地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来的，于是唱了一首歌，歌词就是歌德的诗《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听了以后，我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美好极了。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那时候我有两个途径可以听音乐，一个是抗战前，学校里偶尔组织听唱片，音乐课上也听，但更多的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另外，当时师范大学有两个系几乎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音乐系，一个体育系，其他大学都没有，所以那时师大的音乐系和体育系还是很有名的。这对我们有个便利，因为我们就在对门，他们有篮球队，在当时都是国手了，是全国最好的。比如国手牟作云，他作为中国篮球代表队的主力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教我们体育，做了体育主任马约翰先生的女婿，后来是篮球协会的主席。所以，经常他们一比赛我们就跑去看，当然也不要门票。还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个音乐会，我们跑去听，那是师大自己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管弦乐、交响乐，可是提琴、钢琴都有，歌唱也有，所以许多歌我都听过，很熟，感觉好极了。

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也去看戏，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而且我觉得京戏的音乐太差了，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牌子，其实应该每一部戏、每一个情节都有自己的旋律，这才符合戏的内容，不能说无论表达什么感情、什么情节都限于那几个旋律，把音乐也脸谱化了。当然我从京戏里也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些是非常可笑的，让我以为古代就真是那样。比如京戏里打仗，双方都是一个将领出来带几个人，然后两个主将交锋，真正的战争不会是那样，可是小时候我以为古代打仗就是那样。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娱乐或者知识的来源，那就是电影，大多是好莱坞八大公司的电影，说它是营养也好，毒品也好，真看了不少。当时北京主要的电影院有五家，东城的“光陆”、“平安”、“真光”属于一轮影院，西城的“中天”、“中央”属于二轮影院，设备较差，票价也低，成了我们这个消费层次的人常去的地方。

有几部我影响很深，像《蝴蝶夫人》，那是歌剧电影，还有《倾国倾城》，即Antonyand Cleopatra，男演员是Fredorich March，女演员是Claudette Colbert，当时都非常有名。还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导演是Reinhardt，配乐是19世纪的作曲家门德尔松，都是世界名人。还有一个印象最深、至今都不能忘记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名字叫作《铸情》，演朱丽叶的是Norma Shearer，那时候北方译名和南方不一样，北方把她的名字译作“薛爱梨”，南方译作“瑙玛·希拉”，演罗密欧的是Leslie Howard，也是《乱世佳人》的主演之一（《乱世佳人》里女主角是费雯丽和Oliviade Havilland，男主角一个是Clark Gable，另一个就是Leslie Howard）。那时候我十几岁了，思想刚刚开窍，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时的电影没有配音，都是原文，当然大多听不懂，可是偶尔也听懂几句。罗密欧看见朱丽叶以后说：“啊，那是东方，朱丽叶是太阳。”听了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几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借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来看。

国产电影我看得很少，如《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之类，技术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小孩子看仍是津津有味的。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胡蝶主演，还到颐和园拍外景。胡蝶那时候是电影皇后了，其实阮玲玉演得比胡蝶好，属于实力派的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不过她26岁的时候自杀了，挺可惜的。江青当时只是一个starlet（没有名气的演员），我没看过她的电影。张爱玲的出名只在沦陷区的上海，我们在后方看不到的。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他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不能一天干48小时的活，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人，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要讲读书，八十多岁的人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以为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拚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