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婧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尚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何先生的渊博自不必说，在他面前大可不必装模作样，只要带着你的好奇来，就像小的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捅一下开关，再拨拉拨拉按钮，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
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着，但绝不是一个称职的采访者，不会把握进度，不会引导思路，事先拟定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想来也许是受了何先生的影响，何必事事汲汲于功利？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厨房传来哗哗啵啵的炒菜声，楼上楼下四溢香飘，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麻雀一样在窗根底下叽叽呱呱个没完，这才发现，正题尚未进行一半，又要告辞了。换个有经验的采访者，同样的话题大概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却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而且每星期都盼着见面的日子，以为年复一年，永远不结束才好。
其实生活对何先生那一辈的人并不公平，就他本人来说，三个姐妹都是北大、清华出身，作学生的时候一个是地下党，一个被国民党抓起来关了一年，一个在抗战后去延安，若干年后，一个自杀，一个疯掉，一个漂泊在外、二三十年无音信。对于家里人，何先生很少谈起，偶尔提到也是一问一答不肯多说，只言片语中难以掩饰无可奈何的惋惜。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们讲：“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一生游离于各种政治派系之外，追求着更高远、更奥妙无穷的精神境界。尽管如此，依然在知识分子普遍遭殃的年岁里被“捎”进了牛棚。他们这一辈人，用何先生的话讲，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的一代，从小接受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到了而立之年，思想基本定型了，社会却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自由民主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概否定，要他们彻底的否定过去、否定自己，从精神到肉体接受双重地改造。运动一波比一波来的凶猛，其间，有人选择背叛自己的良心，有人不能禁受这种精神上的乾坤逆转，选择了死亡，更多的人，用他们的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
2004年，我个人也深陷在一场类似的幻灭之中，虽不能与前辈的磨难相提并论-最好也不要有“并论”的机会，然而正是这样一场经历，依然让我体味到了信仰缺失的困惑与悲哀。好比脚下的土地，不必刻意去认识它，也未必当真相信、崇拜过，但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在用身体感受一个信念：大地的存在毋庸置疑，不因为你爱它而增一分，恨它而少一分，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忽然有一天，坚实的土地塌陷了，阿拉丁的神灯会变戏法，它把我的脚底板撤空了，留下我和我的困惑，无名的尘埃一样悬在半空，抬眼望去，四周满是飞不起来、沉不下去，似乎也无所谓的同类。烟尘四起的一霎那，我的灵魂开始流浪，我听见我的影子在哭。
听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可是我不快乐。相比之下，何先生那一辈人是不幸的，然而战乱、混乱、错乱之下，他却可以活得释然，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为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有人把这归因于时间、阅历或者读书多少，但我以为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阅历、读书之后，毕竟还要归结于个人的判断与选择。五十年前，何先生不像我现在这样认知世界，五十年后，即便使我经历再多的事，读再多的书，照现在的思维方式走下去，恐怕也是渐行渐远，难以达到他的境界。我们的差距一定处在一些更根本的原因上。每次拜访之后，我得用更多的时间做整理，一句一句的重温，一字一字的回味，因为太熟悉了，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声音，渐渐的，甚至可以做到用他的声音来思考。我不断尝试用他的声音来思考，从他的视角看我的世界，在他的故事里，我在寻找自己的答案，寻找我的精神家园。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一向喜欢，其中有几篇经典是值得多读几遍的。一天，随手从书架上取出《笑忘录》，看见目录上《妈妈》一篇用铅笔画了三角，那是“隆重”推荐的记号，于是重又读起来。其中有一段描写说：妈妈的视力越来越衰弱了，别人看着很大的东西，她觉得小，别人认为是界碑的地方，在她看来是一些房屋，而且类似的情况绝不是第一次出现。一天夜里，周边大国大坦克侵入了他们的国家（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首都布拉格），“这事情是如此令人震惊、令人恐慌，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还能够去想其他的事情”，可是妈妈却惦记着他们园子里的梨子。邀请来摘梨子的药剂师没有来，而且连个道歉都没有，妈妈不能够原谅他。这一点让她的儿子卡莱尔、儿媳玛尔凯塔很恼火，指责说：“大家想的都是坦克，而你，你想的是梨子。”后来他们搬走了，在他们的记忆中，妈妈心胸狭隘。……若干年后，卡莱尔开始问自己：“坦克真的比梨子更重要吗？”答案似乎并不像他一向以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于是暗自对妈妈的视野有了某种好感：
在妈妈的视野中，前景是一个大梨子，背景上稍远的地方，是一辆比瓢虫大不了多少的坦克，随时可以飞走并且消隐到视线之外。哦，是的！妈妈是对的：坦克易朽，而梨子是永恒的。
或许是心境的原因吧，当我再次读到这段文字，油然生出一股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呢，生命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最重要，这是一个选择。“坦克”何以就一定更重要呢？大自然的智慧远胜于人的狡黠，在她人之间的争斗和两只蟋蟀打架争交配权没什么两样，虽然有些时候，人之间的争斗会打出一个崇高的、近乎完美的招牌，但纯洁的理想在难逃肉身之累的“人”的操纵下，跳不出黑暗、肮脏、复杂的窠臼。或许“人”是不能胜任信仰的试着的。远古神话中，人的位置在神和动物之间，人性在神性与贪婪、自私的兽性中摇摆，用“有限的、多变静一承载“永恒的、尽善尽美的理想”永远都是一个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
或许我与何先生间的区别正在于此。轻重之间的选择，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命轨迹。何先生在历史所工作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学问好，人品好，德才兼备，是前辈侯外庐先生的得。1968年抓“五一六”的时候，历史所揪出将近三分凡被揪出来几乎没有不承认的，但是杨超不承认，并交代别人，写了一张纸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这件事给何先生触动很大，对我讲过不下五六次，或者更多，每次都用一种非常缓慢、非常惋惜的语调，“他就是太认真了，别人都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难道你就看不穿吗？”这个故事我听过太多遍了，不过从来没有告诉他，说过的话可以再说，听过的话可以再听。加入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哪怕一星半点的教训，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烦恼。“难道你就看不穿吗”？自从邂逅昆德拉的那段文字，每次听何先生讲这句话，我都以为是特意说给我的。大地果然飘散了吗？踮踮脚，再跳两下，哦，真实的大地正在脚下呢，飘散的只是心里的幻象，我以为那就是了，其实它不是，而幻象中的大地何以成为生命之“重”？
那么在何先生的一生中，他看重什么？信仰什么？——此“信仰”非宗教之信仰，非主义之信仰，或许可以理解为“心灵深处相信什么”。在我看来，第一，他相信大自然。何先生总是笑说自己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他从小受到了非常良好的理科训练。在当时，师大附中、中央大学附中是全国最优秀的学校，陈景润的老师、数学家闵嗣鹤先生 教过他那一班的数学，后来成为世界级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是他最要好，也是影响他一生的朋友。1939年，何先生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考取西南联大，在所报考的土木系中排名第四。可以说，他在上大学之前就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科学思维的习惯，对大自然的奥妙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了解得越多，越是认识到人的局限，“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他是说不出的。比如初中时候有两本书让他“大开眼界”：James Jeans（琼斯）的《神秘的宇宙》和A.Eddington（艾丁敦）的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物理世界的性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名为“物理世界真诠”）。琼斯、艾丁敦是英国的大物理学家，在写一些通俗的科普作品中杂糅了各自认识论方面的哲学思想，让少年何兆武大受启发，经历几十年思想改造，确是到老都抹不掉这层唯心论色彩的科学观。
我们那时候不懂科学，以为科学就是“铁板钉钉子”，但在他们看来，科学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物理世界不过是你思想中的构造，究竟物理世界是怎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不了。……我不懂科学，但因为作者本人是科学家，我想他们讲的或许也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何先生语言的特别之处。他喜欢用数学、用逻辑，以及宇宙的普遍规律为参照，去和人的行为作比较。在这个大参照系下，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井底的青蛙、好胜的公孔雀并无二致，都是些小的虚荣、小的心机，在广阔的天地之间显得何其有限，难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把眼光放得高远些，连人类自己也要不好意思地笑了。大学二年级以后，何先生转向文科，所以他对科学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经典物理以及比较粗浅的高等数学水平上，同学好友中，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可以搞“真正的哲学”，高能物理学家郑林生可以“满怀惊奇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对近代科学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对世界的认知，何先生以为，这是他的局限。
第二，何先生看重美。虽然他的专业是思想史，对历史也非常的有兴趣。但在我看来，真正打动他心灵、一辈子都神往不已的，是对美的追求。翻看何先生中学时的书单，可以发现，美学作品是他一贯的偏爱，比如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最后这本建筑入门书让他“非常满意”、“非常有兴趣”，乃至在考大学的第一志愿上填了“土木系”。大学时候，济慈、丁尼生的诗歌让他着迷，病榻之上熟读Crossing the Bar，“觉得这才符台我的胃口”。1947到1949那两年，何先生的心情很差，“本来以为抗战胜利以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在湖南没有熟朋友，又回不了北京，虽然有了留学的机会，但交通阻断、身体有病又去不了，正在这种百无聊赖的心境下，手头仅有的几部书成了他最大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一部是《李义山诗集》：
德文本《浮士德》当时我还读不了，但收藏了好几部英译本，凡碰到都会买一本。通常大家都只读他的第一部，演戏也只演第一部，即所谓的Gretchen Tragedy，其实第二部才把读者从爱情的小世界带入了人生的大世界，真正融入了歌德成熟的思想。世晃上“一切消逝的，都只是象征”，在病榻的百无聊赖之中，正式这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注入了一缕生活的鼓舞和勇气。李义山（李商隐）的诗迷离恍惚，有时候感慨深沉，有时候一往情深，乃至往而不返。……纪晓岚评他的诗，往往毫不留情，如说某句“油腔滑调”，某句“不成语”之类。我承认李诗并不是每一句都好，然而其中最好的一些真是登峰造极，防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为别人所不可企及。
“相信大自然”使他宽容、不争，“相信美”体现的是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欣赏、无止境的漫游。也许您会指责我用错了词。应该是“追求”，而不是“欣赏”、“陶醉”或者“漫游”，不过我觉得“追求”这个词太事功，太紧张了，甚至有点“革命腔”，与何先生的作风相距甚远。这里说几句旁的话，在与何先生闲聊的时候，我发现他（或他那一辈人）对很多词的理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比如“混饭吃”，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堪的词，但对他来说这很现实，而且有几分调侃，在他的语言环境中并没有赋予这个词更多的道德意味，而多了一种轻松。类似的情况很多，同样，“追求”对他也是严重了，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以为在说别人。先生小时候喜欢朱光潜给青年的第十二封信，题为“慢慢走，欣赏啊！”，这正符合他的人生观。生活在他好比看风景，远远地看见一朵花，很美，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并没有分离地“追”或者“求”，却是自然而然地走近了。这就是境界吧，和百米冲刺是不一样的。
何先生总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从小到老始终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读书方式，到头来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也许别人把这当做一句谦辞，不过我认为，他是真心的。因为他知道更高的境界在哪里，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这种局限不是出大力、流大汗可以弥补的，而自己在闲暇之余完成的那些有兴趣的事情，除了内心的满足，在他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几年前，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先生一套三室两的房子，比他现有的条件好许多，却被他婉言拒绝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淡泊事功，淡泊名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然，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与世无争，生活的标准可以要求自己，强求别人便近乎邪教了。不过当看到一位老人，用他的一生做到了，你依然会被感动。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至此，我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内涵，同时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何先生可‘以跨越人生的幻灭。要信就信更永恒、更无限的东西：这个广阔的宇宙真是存在，你的内心也可以无限深远，畅游吧。至于那个人类假想的完美世界，还是让它完整地停留在精神层面，潘多拉的盒子，该合上了。
做事拖沓，外加我的私心，让这部口述自传拖得太久了些。上下两本用了将近两年（另有一部《上班记》，尊重何先生的意见，暂不发表）。期间，何先生的二姐去世、夫人去世，他本人因股骨头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一直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先生说：“从今往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像往常一样，说这话的时候他依然笑眯眯的，好像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苍天有知，不该让这样可敬、可爱的人老去，他却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诗人济慈的墓志铭：Here lies the man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