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敲碎打
中国人喜欢称“大”，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大总统”，后来历任都以“大总统”称呼。其实所谓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原文中并无一个“大”字，没有说“美国大总统”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小故事，说苏州干旱不雨，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龙王爷回答说：“现在‘老爷’都称‘大老爷’，你怎么不给我加‘大’字？”求雨的人赶紧加上，说：“大老爷，大老爷，请你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见这个“大”字是中国人的创作。
抗战前，我没有在南方住久过，如果在南方的话，特别是东南部，比如安徽、江苏、浙江几省，也许能感受到国民党控制力量比较大。而国民党势力在北方本来就不强，后来又退出了，所以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党员，也许有地下党，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公开的身份都是学生。等到国民党身份公开的时候，我也没见过几个党性强的人。比如蒋梦麟、梅贻琦都是国民党党员，按照国民党的规矩，凡名牌大学的校长起码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可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党气”，我做学生七年，从来没听他们嘴里冒出过“三民主义”之类的说教。只有极少数的人确实是搞党务的，党气重，我们称之为“党棍子”，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碗饭。也许有那种比较理想的、党性很强的人，不过不是很多，平常见不到。我偶尔见到的，就是当时人们一提起党部或者党部的那些老爷，都摇头。
当时北京的高等院校，北大、清华和燕京是最好的，其中燕京是教会学校，费用比较贵，一般人家的子弟，好一点的上北大、清华，再有就是上师大。过去北京有一句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有说此语指择婿，不可考。还有几个私立学校，比如孙中山办的中国大学，那是比较大的，就在今天教育部的地方，再如朝阳大学，它的法科比较好。还有一些很短期的学校，许多现在连名字都没留下来。我家住在西四，阜城门内有家郁文大学，语出《论语》上孔子的话“郁郁乎文哉”，大概没几个学生，办了几年就关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地质学界有较高的地位，一是中国地方大，地质条件丰富，二是最早有好几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包括翁文灏、丁文江、章鸿钊，都是清末民初中国地质学界的元老，一直到后来的李四光等等，所以中国在地质学上有传统。当时北大、清华的地质系在中国算是最强的，人比较多，经常下乡。联大的时候有个地质学的同学说：“搞我们这行的不跑山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净凭人家的材料。”后来地质系有两个女同学都是院士，一个是池际尚，一个是郝诒纯。
社会学系也经常下乡，没有社会调查也没有发言权，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也参加过川康边境的社会调查，回来后跟我们说：“那里的雨下起来呀，什么雨伞、雨衣都不管用，浑身都是湿的。”记得社会系有位女同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Slave Girls In Kunming，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些被卖为家奴的女孩子。社会系每星期有半天做社会调查，工学院每星期有半天下工厂劳动，地质系的经常上山，可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不耕田，二不做工”，也不尽然，只有我们文学院的才关在屋里不动。
上大学的时候，我忘了从哪里找来一本《红楼梦》，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翻一翻，零零碎碎地反复看了一年。《西游记》、《水浒传》小学就读过，孙猴子闹天宫，梁山好汉劫法场，看着热闹就喜欢，可是《红楼梦》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小时候不了解，到了上大学才渐渐看进去。中国有古典四大或者五大名著，五大名著里添了《儒林外史》，专门描写知识分子的丑态。我曾想过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把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丑态写出来，比如自私、嫉妒，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者总以为自己最高明，相互看不起。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后来何炳棣在美国几次见到胡适，谈他对胡适的印象时，说胡适有一种情结，老以为自己是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所以对别人总是有些看不起。比如别人提到冯友兰，他就摇头，说冯友兰不行；提到雷海宗，就说：雷海宗别的没什么，就是记忆力好；总把别人贬得很低。那种话可能都是私下里讲的，正式场合听不到的。
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他说自己有“考据癖”，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以为北大哲学系受胡适的影响太大，走上考据的路，变成了哲学史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就像数学史不是数学一样，北大哲学系的路数就成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比如汤用彤本人的学问非常好，可他搞的主要是哲学史。冯友兰在清华教书，但他是北大出身的，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家各派，另外一种是哲学家的写法，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冯先生属于后者。西南联大的时候冯先生开始写《贞元六书》，本来想写三书，结果越写越多，最后成了六书，系统地发挥了一套自己的哲学，包括人生问题、认识问题、政治问题都谈到了。
钱学熙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文学批评，当任讲师，颇有怨气，我劝他不必计较，有个地方能读书，不就满意了吗？直到后来他在北大外文系才任教授。他对当代的文艺理论非常之熟，学问非常好，可是他不能讲英文，只能用中文讲，这在外文系很少见。那时候班上只有三四个学生，他曾对我说：“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看两家，一个是I. A. 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个是T. S. Eliot的文集。Richards文笔好，可是我看了并不欣赏，觉得他在思想性上欠缺一些。Eliot正相反，他本人是文学家，虽然没有很系统的理论，可有时候思想非常敏锐、非常深刻。
沈有鼎先生是个怪人，学问很好，可是从不写文章，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大著作。过去许多位先生都是这样，比如张奚若先生、冯文潜先生也不太写文章，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学问好。我想他们对写文章的态度是很慎重的，除非有创造性的贡献，不然写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浪费笔墨不说，还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沈先生教形而上学，对于中国古典的和西方中世纪、近现代的东西都非常熟，这是很难得的。但在当时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救亡，他讲的东西太玄了，似乎和现实要求扣不上。再比如张君劢。张君劢是国社党的领袖，20世纪20年代和丁文江有过“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大讨论。其实当时，张君劢讲的是西方比较新的东西。一次大战以前，西方的思想主潮还是沿着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这条路走，所以后来一直到胡适这代人基本上都是沿着进化论之类的科学路数。一次大战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刺激，本来他们对科学实证主义深信不疑，认为人类社会也要走科学实证的道路，以为科学的进步足以保证人类社会一天一天更美好，然而一次大战把他们的梦想给打破了。一战以后梁启超去了一次欧洲，写了《欧游心影录》，强调西方科学万能迷梦之破产，可见当时确实有一股人类文明幻灭的思潮。所以唯心主义有一阵非常流行，即所谓“玄学”，讲生命哲学之类，以为人类文明不能光靠科学实证主义了，张君劢讲的就是这个。可是中国方面，包括胡适、丁文江在内，走的还是19世纪科学观的路数，所以就用“科学”骂“玄学”。
按我现在的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张君劢讲的虽然是西方最新的东西，可是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于是就把张君劢的主张打了下去。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
而且，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当时的印象里，有几位先生是凭老资格吃饭的，毛子水是其中之一。毛子水教科学史，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可是听同学说他教课不行，而且是右派，和胡适关系很密切，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不过给我的印象，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他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大家都要用。”老让我们碰钉子。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她很好，什么书都让借。
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们思想的成熟很起作用的渠道，就是听名人讲演。1939年我上一年级，那时欧战刚爆发，英国工党左派领袖Stafford Cripps到中国来访问，曾在云南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当时英国首相还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是妥协的，搞绥靖政策，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这让我非常惊异，也很开窍。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
体育不算学分，可是必须要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算毕业。有一年我得阑尾炎开了刀，本来可以体育免修半年，可是我休了一年，毕业的时候缺半年体育，怎么办？我请示了教务长（梅贻琦，他是校长兼教务长），他批示让我去找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对马先生说：“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太冤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马先生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吴宓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我说：“多上一年就为上门体育课，太可惜了。”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体育书，说：“你去看，写个报告作为补课成绩。”于是我就写了一份读书报告，没有耽误毕业。
马先生是留美的华侨，当时大概有六十岁，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把运动员先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带队去柏林。联大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马先生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也是中英合璧，又说英文，又说中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联大的时候也有军训，由国民党的军官调来训练，讲讲课，然后正步走、齐步走，集合呼口号，“抗战必胜”之类，最后是“蒋委员长万岁”。不过军训大家都不重视，就跟闹着玩一样。
三青团有时候是秘密的，有时候是公开的，挂个牌子“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十分团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一，三青团的人数很少，第二，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所以，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种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例如42级地址系大约不足二十人，已经有了五六位院士。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成为大小领导，甚至于比较高的领导，当然也有被政治斗争淘汰的，这总难免。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
抗战时前有一首歌，歌词里唱道：“帝国主义为了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那么样的猖狂，侵占了我们北方，又进攻我们的长江……”这是当时的进步歌曲，非常流行。我们那时候也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二战以后的事实好像多少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战败的日本、德国都复兴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对外侵略。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好是靠你邻居的繁荣，你的邻居越繁荣，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荣，反之，邻居越穷困的话，对你越不利。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我们都相信歌里的那些观点。
中国当时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空军用的实际上是美国制造，供应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当然他们提供的也不是最优秀的。而且那时候美国没参战，没有大量进行军工生产，要到美国参战以后，它才大量军工生产。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是一年3万8千架，日本是多少我不清楚，大概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美国的飞机生产是一年12万5千架，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再加上苏联和英国的，生产大大高于轴心国。二战归根到底就是军事生产力竞赛，美国战时生产高峰时，它的军事生产占全世界生产的一半，所以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
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优点，就好像一个人，十全十美是没有的，一无是处的大概也很罕见。可是人们常常走极端，一说这个人好就好得不得了，一说这个人坏就臭得不得了，其实，不见得那么坏，也不见得那么好。我想每个时代也是这样，比如清末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也办了许多现代的工业、事业，虽然官僚体制的限制不可能让它有很大的成功，但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到了国民党时期也干了些事情，比如修了几条铁路，统一币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张奚若先生从事民主运动，不过他是单干户，没参加任何组织，公开讲演时他总是骂国民党。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听他讲过一次，他说：“对蒋先生我只承认他一点功绩。”就是指蒋介石始终还是抗日的，这一点，确实也得承认。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激化是从新四军解散开始的，“皖南事变”之后，矛盾浮到表面上来，成为公开的了。那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平日比较出头露面的或者进步的左派同学，有的是地下党，有的不是，学校总共才一千多人，大概有近百个走掉，并不全是共产党员。我记得张奚若上课还说：“我听说很多同学都走了，你们劝他们回来，不要走，没有问题。”也许他考虑到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估计真的是“没有问题”。后来听说特务头子康泽到云南去，本来是准备抓多少人的，龙云没让他抓，说是会“引起不安”，果然没有抓。
1946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国民党去的人还不多，只是临解放大局以定，才大举退往台湾。我想其中许多人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什么见解，比如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有的就是害怕打仗，大部分都很实际。有些人在临近解放时有机会和条件离开大陆，但他们选择了留下。比如北大的向达先生，他是一级教授了，一次和人吵架，说：“我就没资格去台湾吗？”他当然有资格去台湾，国民党最后派飞机来，可是绝少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前途了。
1949年解放，全国一片欢腾，我想大部分是真诚的，虽然有的是随大流，但大部分还是欢欣鼓舞的。因为从1840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这一百零九年里内忧外患，穷困，天灾，人祸，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失败。旧的历史书上描写罹乱之后的情景，“天下喁喁望治”，全天下就像鱼张着嘴吃食一样，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人民始有生趣”，自此才有了生活的乐趣。其实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是全国一片欢腾，第一，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过安定的生活，第二中国是战胜国，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
人总得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