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成了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Gulliver's Travels（《格里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 S. Eliot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