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文／苏育琪

难得的家庭聚会，却分裂成两国。餐桌的这一头，是「大人国」，餐桌的另一头，是「孩子国」，各自兴高采烈地聊着属于自己世代的话题。

有人拿出《天下杂志》，指着封面上龙应台的照片说，「她出了新书，是谈一九四九的。」「姐夫，亲家公来台湾时，你出生了吗？」转述美君与长子离散的故事后，本省籍的舅妈问。

「我父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来台湾，带着三个孩子，那年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出生的姐夫，完全听不出山东口音，讲话还夹杂台语。

「咦，把拔，从来没听你说过爷爷的事欸，」十九岁、正在念大学的妹妹，头转了过来，加入了大人国。

「把拔，你跟墙上爷爷的照片好像哦，不过爷爷比较帅，」过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

「把拔，那然后呢……」两个孩子齐声问，翻开了家族史的第一页。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坵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友敲她房门没有响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关界举足轻重的恒信公关主席梁安妮，将她父亲的日记，托付给龙应台。这本日记，在她出嫁时，母亲细细地封装、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妆箱子底下。梁安妮翻出这本沉寂数十年的日记时，上面还飘着淡淡的樟木香。没来得及细看，就赶忙给龙应台送去。在港大沙龙的演讲上，龙应台谈到飞虎队的故事时，梁安妮听到父亲日记的内容，「家里的历史，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泪。」

用最谦卑、柔软的心听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飞力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唯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对于还没有机会、或是已经来不及听长辈诉说的人，这本书，可以带你回到现场，透过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实深刻地看时代的巨轮如何迎面扑来，从他们身上辗过。

十二岁的渔村小孩、十四岁的中学生、十七岁的原住民、十八岁的美国水兵、二十三岁的国军眷属……，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图片等，让你跟着他们的心情起伏，随着他们怅然泪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

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抗日战争中打过无数重大战役的张灵甫将军，一九四七年被共军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最后一刻，他写下与妻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思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看著书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志愿或非志愿地成了军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为日本兵，忽为国军，忽为八路军，唯一不变的，是被牺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态度，」龙应台说，以前国家是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生命。」

「对于所谓的国家集体，我永远抱持怀疑，」龙应台要年轻的读者深刻地思索一个问题：「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她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很复杂，有对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意识到：在集体里，个人有责任做判断。集体里面的个人有反省和觉悟的能力，才能避免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吞噬了我们前一代人──不管是苏联红军、纳粹德军、日本军或是解放军、国军──的那个可怕的大机器，才有可能将来会变得更文明。」龙应台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这样的意识。有一天，她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一群萝卜头玩得正热烈，突然听到担任巡官的父亲大喝一声，「立正！」，因为分局长来了。敬礼时，龙应台觉得非常的屈辱，「我为什么要对你敬礼？你是什么人？」当下，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的工作，绝对不会被强迫对人敬礼。

龙应台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尔后她做的许多选择，都和这个决心有关。

现在，十九岁的飞力普，也在思考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他服义务兵役的时间到了，但他不愿意当兵，拿出德国的「基本法」说，「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龙应台尊重他的决定，展开「拯救大兵飞力普」计划，聘请律师，协助他向军方争取。「万一不成功，他还是得去当大头兵，没办法，我就给他心理建设，说德国的军队现代化得不错，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龙应台笑着说，一下子从笔锋犀利的作家，变成爱子心切的妈妈。

因理解而关怀珍惜

「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龙应台曾说过，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或是华侨，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铁轮辗过，苏东坡的这阙词，都会让你的心为之恻恻。

看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会发现，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场为何，追到底，我们就是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都饱受流离之苦，每颗心都伤痕累累。

看透这样生存的本质之后，很多的价值判断可以更为开阔，诸多的冲突对立也可以更为缓和。「某个程度可以抛开所谓的忠奸跟立场之分，」龙应台说，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如果能以人的价值为核心来看的话，很多东西是能够超越的。

龙应台深深期待，台湾内部、海峡两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好好地沟通，「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关怀，都是因为理解。」

「大舅妈，那应扬后来有见到他妈妈吗？」十九岁的妹妹问，有点迫不及待。

别急，让我们泡杯热茶，打开音响，在珍妮弗．华伦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扬乐声中，继续读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伤，需要治疗，需要慈悲……这么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被我们做过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难收……

我们努力，不断地，试图去修复我们造成的伤口……我只想拥抱你，让我拥抱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