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南宫世家 发表于2009-10-2 2:31:00

龙应台的文章看过不少，但笔者却很少买她的书，有很多原因，例如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香港，吾人多少会感到反专制的红红「野火」太「野」了点，有次读到龙氏向香港人高呼：“把七．一走过的「皇后大道」改名为「民主大道」。”不禁哑然失笑！香港人从来对甚么“人民路”，“解放路”，“中山路”等路名无有好感，换了“民主路”，“自由路”怎的也不见得高明了许多，香港人嘛！只会誓死保卫“皇后码头”，这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来说总有点不可思议。龙氏或觉得很讽刺：在香港，为什么那个年年的反专制「基地」名叫「维多利亚公园」？──以侵占香港的那个英女皇命名的公园。但吾人却觉得这很正常。再者，笔者虽颇为欣赏龙氏凌厉的笔法，感性的文字，然仅满足于闲读的一时之快，总是产生不了收藏的冲动！当然，俗语说“世事无絶对”，当笔者拿起龙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了两章不到，就掏腰包买了下来。

据说龙氏在出稿发印的最后一刻把篇章次序从新编排过，愚以为确是明智之举，这非但照顾了读者的知识背景（龙说现代的读者历史知识都很“爤”），更是满足了读者的兴趣递增，先感性，再是悲痛，最后才是反思，无语……

出中国记

本书由龙妈妈的逃亡开始，勾勒出一幅一九四九的世纪大逃亡景象，国军大溃败，自命“忠勇”的数百万军民怆惶告别亲人，故土，南逃至台湾，香港，这是一次中国人的集体“出中国记”，他们并没有大能的“摩西”带领（失败者蒋介石也自顾不瑕），台湾和香港也不是传说中“流着牛奶和蜂蜜”之地，然而这些难民却在以后的六十年间在这两地建立起自由和富庶的华人乐土。回望这一九四九的分界，吾人无不感激于先辈的决断与勇毅的同时，也无不悲痛于“上车与下车的决定”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以及一个甲子的“人物全非”，龙氏对“苍海桑田”的极至演绎莫过于千年的历史的老家“淳安镇”被沉下水底，变成“千岛湖”水库，欲哭无泪。

笔者按：而这种出现在“新中国”的荒唐事至今仍在上演，三峡工程不是淹没了长江边上两座古城，十一座县城、一百一十六个集镇吗？

山东联中八千名师生历尽艰辛，辗转南下，到达广州时只剩下五千人，终于上到了开往澎湖的船，但代价是被强逼当兵，七位校长，老师因为学生奔走呼叫而被当“匪谍”枪毙。河南联中五千名师生亡命千里，到逹广西只剩下一半人，国军黄杰残部答应謢送学生，但被解放军追至，打散，迫入十万大山，最后成功进入越南法军集中营的学生不到三百人和校长拼死保护下来的一本「古文观止」。这是笔者读历史从没有得知的一页，民国的师生从抗战到内战一直在流离亡命中仍持学不缀，切切实实执行“护学如护土”的国策。

笔者按：反观十多年后的共和国，把一批批学生送到农村，把“臭老狗”打翻在地，再跺上一脚，知识成为“耻辱”，屠杀士人，焚琴煮鹤之事无日无止，二千年文化上国的威仪与自重被“唯物者”淘洗殆尽？

香港的一九四九，百几万难民涌入香港，有国军的残部与家眷，有连机器工人一起搬来的上海厂商，有不愿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和文化人仕，更多更多从广东涌入的平民百姓，当中有当时是国军后来是工业家的蒋震，年少的林伯里，科大校长朱经武，港大校长徐立之，有钱穆，余英时，马英九……大埔的「将军府」，新开张的「荔园」，每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调景领」（九七后成了絶响）……所有这些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原文引用：“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笔者按：逃亡到香港的人并没有在一九四九之后停止，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投奔自由的国人从未止息，香港作家陈云提议应在香港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数百万成功“出中国”的先辈以及那些在途中不幸死亡的自由灵魂！

苍苍蒸民

也是从家人说起，从整理安德烈的大伯之遗物开始，揭开欧洲战场惨烈的一幕，德军共有五百万士兵死在苏联战场，刚就终战时被俘的两百四十万德军，仅一百多万人能回到德国，一百多万人如安德烈的大伯一样在苏军俘虏营受虐而死，而胜利者的苏联死了二千万人。

长春，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在城内，近一百万平民困于城内，原文引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寸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长春被“解放”之日，己有至少三十万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长春并没有一个类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以纪念这些饿死的平民，连一个纪念碑也没有。

笔者按：可能因为长春是被“解放”的而不是被“侵占”吧，于是在胜利者的史书上只留下“兵不血刃”的杰出作战典范，而“忠实”执行围城命令的解放军将领林彪，二十年后被亲生女儿告密以至一家死于非命！儿时，长辈向笔者讲述那个坑杀三十万赵军的秦将白起，死后不久，有人在一只被雷电击死的猪的肚内发现刻着“白起”二字。

盐城，一个在江苏北部的小城，“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当上了上将，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一九四六年冬天，刚被国军打下来的盐城，十室九空，城外护城河埋了三千个国军，城内的战壕埋了七百个共军。“他们大部分都只有十七岁。”

笔者按：更多，更多的战场情景，每一幅都是引用亲历者的描述，细致得怵目惊心。这些场景，在胜利者笔下只剩下“歼敌五十万”的数字，而对失败者而言，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如作者之言，这是历史的“黑盒”。解放军的残酷余数有所闻，然落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也只是一些十七岁的少年。

福尔摩沙的少年

昭和二十年前的台湾人是如何过渡到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人呢？当然在香港有大量有关的书籍，只是笔者总提不起兴趣拿起来一读，这次正好透过龙氏的笔触以窥其一斑。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自小受皇民教化的台湾青年，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在台湾招兵，第一期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第二期也只收一千，却涌来了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皮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日本厚生省统计，日本在二战其间在台湾招募军属，军夫，军人共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余下回到台湾的，一生被“民国”社会所鄙弃。如果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后被征兵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军开赴内战战场，有的后来被俘又当了解放军，那个年代，根据他们那年满十七岁，他们就加入了不同的军队，如果不死的话，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有一班青年加入了日军，被派去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做〔台湾特设勤劳团〕，最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埋葬大量被盟军炸死的日本兵尸体。拉包尔，新几内亚，这里是盟军的前线，驻扎了二十万名日本精兵，到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可以回家的人；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做苦力，到一九四五年被澳军解放，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送来的一千人，只有三百人生存。

另一班加入了日军的青年，被派去大马的山打根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就是看守十万名盟军战俘，大部分是英国在新加坡的协同军。“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龙氏走访了这些幸存者，有俘虏营的澳洲兵比尔，有从南京送去的国军俘虏利瓦伊恂，有台藉〔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两人战后被判十年。立体地呈现了当时俘虏营的情况，台藉〔监视员〕听命于上司，他们接受的军训第一课就是互打耳光，他们本来就时常给上司揍，揍俘虏是他们的职责，集体屠杀俘虏是军命不可违。他们有的也保护过国军战俘。龙氏提出了战争中的〔罪与罚〕，是下命令的上级该负全责，或是执行的下级需要负其独立“人道”责任，这些在欧洲战场也一样说不清。换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都有了独立思想的教育，而当他们认为这战争是不义时，他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当兵呢？

笔者按：这样的问题，只带来思考，然而是不会有答案的。但起码龙氏让读者认识了相互的敌人。此书记载的大都是小人物，只有一个例外，他是年轻的民国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他夫妇还有两个小孩被关在山打根的俘虏营，连日本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日本人赏识他，邀他往南京做官，被他断然拒绝，台藉〔监视员〕蔡新宗也暗暗帮助卓领士的夫人，一九四四年被日军秘密杀害，只找到他的几块骨，当年被运回南京，埋在〔菊花台九烈士墓〕，如今南京人有谁知道那里是〔菊花台〕吗？

这里，以龙的原文作结：“卓还来安葬之后的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犠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物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