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初的市场环境与工业化建设的矛盾
前述事实说明，最初中国无意按苏联的路径前进，希望靠自己的慢慢积累，走渐进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最终达到民富国强。但这样的道路，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确保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所否定，被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所取代。那么，能不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本生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控制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当时的认识和经验证明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要素短缺的矛盾必须要形成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国力有限，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要薄弱得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确定后，需要在所有制上有个大的进展，需要加快国有的比重，当时所能够做的只有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推动这个进程。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在向斯大林说明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我们估计，在苏联帮助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10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国营工业将占90％以上。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它们在绝对数上还会有些发展。因此，这时候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与政府合作。他们的企业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设想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方式是，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他们一部分代价。” (90)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决策者当时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与所有制结构变革之间的关联认识：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直接投资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也必须由国家控制和配置各种资源，所以要加快所有制变革。
能不能把一部分苏联援助的项目交给非国有经济承担呢？按照当时情况和认识水平，这个想法也不能实行。陈云就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91) 按照陈云的意思和人们当时的认识，如果这样分工，国家就要背包袱，而资本家得好处。为什么不能这样办呢？
一方面是经验之谈。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恢复因受长期战乱而处于崩溃状态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其中，“公私兼顾”是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之一。但实际情况事与愿违。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新政权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弱小的资本总是倾向于行为短期化，其努力方向与国计民生的要求相反；二是私人资本的存在，往往通过与官员建立分利同盟的方式牟取暴利，这意味着资本家赚钱的同时政权的合法性下降，是把资本积累的风险和代价转嫁给新政权。
重庆出现的“星四聚餐会”案例，典型地揭示了资本积累增加与政权合法性丧失之间互为消长的矛盾关系。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政府官员，垄断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 (92)
就普通百姓而言，对投机资本的愤怒也很严重。中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是荣氏集团，其做生意的方式具有代表性。武汉有荣氏集团两个比较大的企业“申四福五”，即汉口的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和福新第五面粉公司，此外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们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棉花和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那些很饥饿的市民就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 (93)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时候，资本家就是用这样的极端方式，以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支持和民心。在新政权威望和能力正处在巅峰时期，恰逢民族资本处在最虚弱最短视的状态之下，吸引全国民众关注并选择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主导力量”这样的问题？私人资本企业当时进行的表演，告诉人们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方式——他们赚钱的方式与国计民生目标直接对立，就这样极度恶化了自身形象，引起政府和民众的不信任。因此，由国家背包袱而让资本家得好处，政府的认识和民众的心理都通不过。
另一方面是引进之便。建政之初，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新政权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西方国家的封锁也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中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在工业化建设中，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但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在这种环境下，把一部分苏联援助的项目交给非国有经济承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落后的市场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进程。中国人多地少，民生产品短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新中国为了物价稳定和保留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媒介作用，在现实中间选择了直接管制的方式，由政权去掌握物资分配，这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开端。在“平抑物价”期间，为了和投机资本作战，就创办国营商业公司去控制极端短缺而价格容易被操纵的民生物资。计划经济手段的引入，开始不是出于设计，而是为了应对“短缺物资”进行直接管理的实际需要，如果短缺无法在短期内消失，那么对短缺产品进行“国家计划”管理或直接采用“数量分配”方式就势所必然。
“一五”计划实施后，大规模工业建设造成了粮食供不应求，这也体现了当时市场环境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间的巨大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并不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首先在与农产品相关的流通领域，这就是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粮食、食油、棉花和棉布实行贸易垄断，即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包括粮食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对粮食市场的管理等内容。该政策之所以在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一年后才实行，主要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所要求的农业剩余，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这个严重矛盾在市场条件下也无法协调，结果政府又不得不选择对粮食进行直接分配的政策——统购统销。
首先，大规模工业经济建设使全国城镇人口大增。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城镇人口的激增，加上大量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职工工资的明显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明显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较之1952年，195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15％。其次，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其他缺粮人口，使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一亿。 (94) 这样，到1953年底，城乡居民中近两亿人需国家供应粮食，使国内粮食销量由1952年的467.8亿斤猛增至1953年的613.2亿斤。最后，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薄一波1953年秋在华北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一顿白面，现在则每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 (95) 由于农民自给性消耗增多，加之农民都有防灾惜售的思想，国家粮食收购量势必减少。加上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外，剩余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私商可以随意抬价抢购，这就使国家的购粮计划难以保证。据统计，1951—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28.2％，1952—1953年下降到25.7％。
凡此种种，尽管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3278亿斤，但在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期间仍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正如陈云所言：“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 (96) 到“一五”计划开始执行时，粮食购销面临着严峻形势。据估算，1953—1954年期间，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外，还需从市场上收购431亿斤，这在当时显然难以完成。为保证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稳定物价，保证城乡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势在必行了。随后由于同样的原因，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范围不断扩大。
除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外，工业化建设所需巨额投资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也是导致统购统销政策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对此，1953年8月中共财经工作主要领导人陈云就解释说：“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97) 当时，作为陈云副手的薄一波也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的实际需要。” (98)
对日益加剧的市场供需矛盾，统购统销政策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使矛盾得以解决。于是，农业经营的集体化即农业计划体制就势在必然地出台了。对此，陈云曾解释说：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计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如果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则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 (99) 这说明，与个体分散的小农交往，其谈判成本和组织成本均是巨大的。为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就需要改变产权的制度安排，通过实行集体化来管制农业生产要素。
至于城市经济的所有制改造，在国家管住农村、农产品价格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失去了轻工业原料来源，企业经营严重受限，只得接受改造的出路。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言：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由于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 (100) 薄一波也分析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 (101)
当然需要提及的是，当时中国把解决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的方法寄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示范也是一个参考因素。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报告中宣布：依靠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被“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 (102) 马林科夫的这个宣言，在会上赢得“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与会的中国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启发中共领袖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道路上。
1953年10月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时，毛泽东就引用了马林科夫的这个宣言鼓舞到会成员。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了土改后农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的矛盾，明确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3)
1954年，陈云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也指出：“一五”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我们要完成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按照“一五”计划的要求，1957年农业及副业的总产值必须达到596.6亿元，比1952年增长23.3％，其中粮食作物总产量要增加17.6％，由1952年的3278.3亿斤增加到3856.2亿斤， (104) 但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并不容易。陈云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方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而见效最快的是合作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搞合作化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如能增产30％，就有1000亿斤粮食。 (105) 其次，合作化可以使农民不再囿于小块土地与自身生产条件、谈判能力的束缚和限制，为规模化的生产经营、农产品的销售流通、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利设施的改进与利用等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农业部1952年初对东北、华北4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抽样调查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的粮食平均亩产量超过当地互助组16.4％，超过单干户39.2％；社员的收入，90％以上比过去显著增加；各个合作社的总收入，全部超过了各社全体成员过去在互助组和单干时候收入的总和。 (106)
所以，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就明确表达了走苏联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思想。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它。” (107)
可见，在工业化资金只能靠自己积累的环境下，在利用市场机制无法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的情况下，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国家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确保经济剩余的积累能够顺利流向重工业建设。出于这种现实考虑，中共中央就加快了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和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行动，最终选择并快速建立起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