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注重按比例发展和坚持综合平衡

中国的计划管理，在原则和方法上也有别于苏联。苏联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主要是平衡表法，即要编制一套国民经济平衡表，以物资平衡表为基础，还有价值平衡表和劳动力平衡表，使各种计划的资源和需要相互适应，以达到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平衡的目的。与之不同，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的过程中，经过恢复时期的初步摸索，特别是经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全面实践，在计划管理上逐步总结出了“综合平衡”这一计划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各个部门和各种产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计划管理要努力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41)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从横向上要求正确处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瞻前顾后，留有余地，是从纵向上要求使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前后脱节。

由于认识到按比例发展和搞好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一五”计划时期很重视全国的总体平衡，强调全国一盘棋，适当安排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交通运输和生产建设、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科学教育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比例关系，合理分配人力物力财力。在速度与效益关系方面，强调“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 (42) 最初计划把经济增长指标订得很高，后来经几次压缩后终于使经济增长指标比较符合实际，为提高经济效益还制定了不少具体措施和办法。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基本符合国力国情，陈云从中总结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43) 的经验。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为此，在当时职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积极出台扩大就业的政策和建立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确保了人民生活的后顾之忧。

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一五”计划编制小组负责人陈云1954年6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指出：计划向农业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实际上已经占国家经济建设总支出的15％以上，并不算低，如果需要还可以准备几个后备计划，争取在年度计划中增加投资；轻工业现在还有很大后备力量，生产设备利用率很低，在原料不能大量增加以前，增加投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44) 所以，当时的投资部门分配也就是基本正确的。“一五”计划还出于国家安全、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以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多种因素考虑，制订了一个兼顾国防、长期建设和投资效益的区域投资方案，从而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畸形布局和区域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

归结起来，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苏联建设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并不完全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苏联的结果。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分析所言：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半在莫斯科，一半在北京”规划出来的。毫无疑义，这个时期中国基本采用的是苏联模式，但也考虑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直没有实施苏联大一统的体制，大多数时期实施的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化经济。 (45) 陈云后来总结说：“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46)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经济体制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是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大计划小市场为基本原则的计划体制。 (47)

中共八大上，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中，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他概括的经验是：一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二是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是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是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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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7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85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56—359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50—351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95—399页。

(7)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8)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6页。

(9)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0)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28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30—535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54—556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事辑要》，第91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事辑要》，第105页。

(17) 孙业礼、熊亮华：《陈云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1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03页。

(19) 朱镕基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第44页。

(20) 《国务院关于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办法》（1955年7月12日发布），载《中国工业经济法规汇编（1949—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210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75—476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45—48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375页。

(24)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25)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第204页。

(26)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6—883《市委关于建立厂长负责制向华北局的报告（初稿）》。

(27)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6—1089《市委组织部和工业部关于石景山发电厂实行一长制后党的工作的总结》。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2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31)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1、75页。

(3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页。

(33)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6页。

(34) 国家统计局编：《研究资料》，1957年7月29日。

(35) 向新、苏少之：《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37) 《在联共（布）十五大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3页。

(38)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1页。

(39)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75页。

(40) 见高尚全：《怎样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载《瞭望》1990年第31期。

(41)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9页。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96—397页。

(43)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48页。

(44)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45) ［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4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47) 何一成：《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特点》，载《政法研究》1999年第1期。

(48)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7—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