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计划经济如何搞？”
进入1956年，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突飞猛进，但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中共领导人，逼迫他们不得不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建设模式中的弊端公开暴露。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披露了斯大林制造的红色恐怖，并公开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对苏联政治阴暗面的揭露，对各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冲击，为毛泽东摆脱矛盾心情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连续开会，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及其影响，虽然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也认为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有助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打破对苏联经验的崇拜，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的态度问题，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1956年4月初，他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的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4月末，他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演讲，标志着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经验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公开要求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走和苏联模式不同的新路线。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是很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一些方面，例如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增长，减少对国防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快经济建设的增长。同时提出进行精神刺激，例如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生产单位的主动性，缩小敌我范围，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等。
在这里，毛泽东毫不掩饰他的新战略与苏联模式之间的不同。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37) 公开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38) 这样，他就从思想上完成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心理转变，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为起点，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围绕苏联发展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开始了理论上的思索，并取得不少收获。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和“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39) 等著名论断。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阐述了“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40) 刘少奇也提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在发展战略方面，鉴于苏联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 (41) 的教训，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是“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即“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42)
第二个问题是：“一五”后期所有制改造步伐太快、国家包揽过多的消极影响开始显露，使经济问题日渐严重，引致社会的紧张和动荡。
一是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和制约。当时，国家计委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五办汇报说，现在财政部每年下达预算指标，中央各主管部也下达自己的指标和要求。收支科目列得很细。……地方同志说，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这对调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省市委的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 (43)
二是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束缚。国务院五办向毛泽东汇报时，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业自主权问题。“现在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企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企业收入多少，能否完成，同自己本身的支出没有关系。” (44) 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影响到了生产成本上升、产品质量和工艺下降、产品种类减少等。北京“工业方面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问题，有些产品的质量还十分低劣，成本也很高。”轻工业部反映，“我国著名的瓷器还未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标准；有些日用金属制品粗糙，零件不能互换；有些保温瓶的保温能力不强，甚至还有爆炸现象；有些自来水笔笔杆变形……” (45)
三是合作社过于强调集中统一，农民缺乏自由。一方面，增产指标不切实际，忽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另一方面，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工作急躁简单，影响农村生产力因地制宜地发展。湖南许多合作社连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如打草鞋、捉鱼等，都统一归社经营，社员抱怨“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福建有些地区批评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地方甚至把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砖瓦窑平掉种粮食，把著名的莲田改作稻田。由于忽视山区多种经济，导致该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对此，农民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 (46)
四是国家和生产单位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问题，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据劳动部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1.8％，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提高14.7％，生活费指数提高7.3％，实际工资水平提高6.9％，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轻工、纺织这两个为国家提供积累较多的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 (47) 河南省反映：“从八个社夏季分配的结果看……各社公粮比例很不平衡，最低的占夏季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最高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其他税收政策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分配工作中，有些社有平均主义思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有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48)
诸如上述弊端显现，导致1956年下半年以后，一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的事件。根据官方资料，从1956年8月到1957年1月，全国范围内总的来讲一共发生超过一万次大小不等的罢工，和超过一万次的学生静坐示威；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一时间，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的不满言论，逐渐多了起来。
这些问题说明，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建设任务，需要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但社会对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还是有些不适应。中共领导人有所察觉后，就对计划经济的实践进行了初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概括起来就是“三个自主、两个允许”。“三个自主”是地方、生产单位、生产者相对中央、政府、生产单位来说应该有一定经济自主权，这样，他们才会有发展生产力和发挥积极性的内在动力；“两个允许”是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应当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样才能补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不足，活跃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前者是放权让利，承认地方、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在发展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后者是适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的历史性作用。 (49)
中共中央集体讨论的共识，主要反映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该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的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 (50) 据此，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着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51) 这一宝贵思想为后来计划经济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支点，“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 (52) 成为后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源头。
总体看，这一时期受国内外突发群体事件的刺激，中共对“计划经济如何搞”问题进行的初步思考，一方面提出了以市场因素和非公经济的些许保留，来改善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仍然把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加以防范。 (53) 这种矛盾心态，在李富春八大讲话中一览无余。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这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但是在我国，还必须解决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来逐步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