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在组织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同时，中央领导人也开始注重调查研究，痛定思痛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深入对国情的了解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能逐步搞。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的严重困难，他的态度逐渐冷静下来，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明确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4) 这两个“没有一百多年”的认识，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毛泽东再也不提“超英赶美”了，也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了。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我们国家还处于前一阶段，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仍是一个艰巨任务。 (5) 据此，在经济困难时期渡过以后的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就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可见，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共领袖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必须要有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
第二，发展经济要坚持“综合平衡”。钢铁是发展一切工业的基础，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是把钢产量作为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由此，1958年开始突出“以钢为纲”，其他农业和轻工业全部为其让路。但现代国民经济建设是一个整体，各行业之间相互依赖，密切联系，过分突出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打乱整个生产体系的运行，导致比例关系失调和生产停滞。经过三年“大跃进”，钢产量虽然达到1840万吨，全国人民的生活却遇到极大困难，工业内部各行业比例也严重失衡，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调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这种发展思路走不通。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在谈“大跃进”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 (6) 邓小平随后也提出：过去对“大跃进”的理解有片面性，以为钢多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认为钢产量多了就叫“大跃进”，其实这是不对的，“归根结蒂是综合平衡问题，各方面要平衡发展。” (7) 全党综合平衡思想的确立，既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也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从1961年之后，建设“四个现代化”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例如，在1963年下半年开始考虑制订“三五”计划时，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8) 在此基础上，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三，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发展。“一五”计划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国家财政投资的80％多在重工业，这在当时不失是一种补缺垒台的战略选择。但是如果一味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那么人民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工业的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都提到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但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冲击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致全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的吃穿用成了大问题。痛定思痛后，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必须要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否则基础就不牢靠。例如邓小平就指出：“农业稳了，工业也就稳了；农业不稳，工业就提心吊胆。” (9) 陈云也总结说：“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 (10) 毛泽东还把“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11) 得到教训后，为了切实支持农业发展，1963年前后中共中央就反复强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要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着眼于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们国家的脚跟就站稳了，基础就稳固了，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2)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1953年后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大跃进”中“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模式，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在国民经济调整实践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寻求比较灵活的政策，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例如邓小平1961年1月就明确提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是群众满意，二是发展生产力；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好坏的标准。 (13) 1962年3月29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恢复问题时，又明确指出：“群众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采取灵活政策，非常办法，个人、集体、集体个人相结合三种办法都可以。” (14) 随后，当有人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时，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都表示赞同与支持，认为这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好方式。强调生产关系不能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这是在深刻总结“大跃进”挫折教训的基础上，全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这种难能可贵的认识，打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将社会主义落实到以群众满意和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上来。
总体看，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受失误教训，深入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中取得了很多难能可贵的思想成果。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底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比例基本恢复正常，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比例也逐步趋于合理，财政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些在探索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