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基本恢复
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我们面临经济困难、中苏关系破裂等严峻局面，但全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工农业生产发展，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90亿元，工业总产值1394亿元，比1957年分别增长59％、10％和98％。
在工业方面，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显著增长，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幅度提高。1965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二倍，钢产量增长了1.3倍，原煤增长0.8倍，原油增长6.5倍，农用化肥增长近11倍，化学农药增长二倍，汽车增长四倍，硫酸增长近三倍。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明显增强，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156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新建和扩建了包括冶金、能源、机械、化工、森工和轻纺在内的大批重要企业，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框架，独立完整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已见雏形。中国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已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纺织机械还为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套设备。
在农业方面，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891亿斤，已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棉花4195万担，超过1957年3280万担的水平；烤烟、甜菜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1965年全国灌溉面积比1957年增加了572万公顷，灌溉面积在全部耕地中的比重，也从1957年的24.4％上升到32％；机耕面积在耕地面积中的比重由2.4％上升到15％。此外，农村中植树造林、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等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2．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一是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由于“大跃进”运动，工业发展较快，1960年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例为78.2∶21.8。经过调整，农业所占比重显著提高，工业的比重相应下降，1965年工业与农业总产值相比改变为62.7∶37.3，已经比较适合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二是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1960年轻重工业产值之比是33.4∶66.6，经过调整，1965年改变为51.6∶48.4，大体上各占一半。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可以兼顾建设和人民生活、保证市场稳定的界限。同时，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也大体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改变了“大跃进”期间加工工业过重的不协调状况。196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7.2％、32.3％、30.4％，与1957年的43.3％、31.2％、25.5％大体接近，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62)
三是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收入总额也逐年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如以1952年为100，则1957年为153，1962年为131，1963年为145，1964年为169，1965年为198，1965年比1957年增加了29％。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积累率，1957年为24.9％，1959年和1960年高达43.8％和39.6％，造成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61—1963年间，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削减投资，积累率迅速降低，这三年分别为19.2％、10.4％和17.5％，几乎没有进行必要的扩大再生产。因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和1965年的积累率分别增至22.2％和27.1％，大体趋于正常。
3．财政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由于“大跃进”的开展，国家财政从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出现赤字，累计赤字额高达172亿元。经过调整，不仅消灭了赤字，而且有了盈余。1962—1965年各年余额分别为8.3亿元、2.7亿元、0.5亿元和7亿元。并且，还清了全部外债。
市场方面，“二五”时期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零售商品货源达20.9亿元，而在1963—1965年的三年中，零售商品货源却大于社会商品购买力53亿元，这为市场稳定创造了物质前提。在最困难的1961年和1962年，曾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并扩大了凭票供应的范围。随着商品供应的增加，这些临时性的措施已陆续取消。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降低，1965年只相当于1957年的109％和159％。
在人民生活方面，由于生产恢复和发展，国民收入增加，职工工资也有增长。1965年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1965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25元，比1962年增加八元，比1957年增加23元，其中农民100元，非农业居民237元。市场水平供应增加，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57年的474.2亿元增加了42％。尽管由于农业还没有完全恢复和人口的增加，1965年全国人均的粮食、食油、棉布消费量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但总的看来，中国人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生活有所改善。
鉴于上述可喜变化，周恩来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添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因此，他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