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十年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
对包括两期五年计划的“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说法最早出于华国锋1978年2月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即“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随后，1981年胡耀邦又提出：“这十年（指“文革”十年——笔者注）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都是消极的东西。”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所沿用，并逐渐发展为“文革”时期“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 (33)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十年，经济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早提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990年代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再次重申：“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显然，这两种说法之间有较大差异。要说明到底哪种说法符合实际，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34) 应当说，这是我们客观评价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1．“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评价经济问题，首先要用数据说话。表6-1展现了“文革”时期不同年份宏观经济的增长情况。
表6-1 “文革”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数
注：环比指数，以1966年的数字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5—26页；《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从“文革”后公布的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事实上还是取得了发展。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进行纵向比较，如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则1976年的指数为626.6。也就是说，工农业生产1976年比1952年增长了5.27倍。 (35) 另外，从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任务。到1976年，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从1952年的43∶57变为70∶30， (36) 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从部门和地区经济考察，“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保持了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文革”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的时期：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 (37) 由于生产条件改善，中国农业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农田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 (38) 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保证。
第二，工业交通方面。一是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二是成昆、湘黔、川黔、襄渝、焦枝、枝柳、京通、阳安等十多条铁路干线的建设，滇藏公路、湘赣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的建成，以及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代表的一批大桥梁和葛洲坝水利工程的竣工，明显改变了中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特别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三是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积极开展技术设备引进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技术改造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四是石油工业得到跨越式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石油勘探大会战，显著提高了中国石油生产能力和储备能力，彻底摘除了“贫油国”的帽子。 (39)
第三，经济布局方面。一是通过“三线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1965年的292亿元增加到1978年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通过社队工业的建设，使农村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距离。
第四，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空前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可提高产量20％。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综上，“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与“文革”前夕的1965年比较，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区域经济、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结构明显改善。尽管“文革”时期中国政治文明极度恶化，但物质文明建设还是有了很大进步。因此，“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说只能代表个别年份的情况，而不能准确反映整个时期的总体状况。应该说，“文革”时期中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总体评价。
2．“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混乱和损失
“文革”时期的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7％，在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不安的环境下，这是一个不算低的增长奇迹。但是，十年里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甚至经历了三年负增长的冲击，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增长波动、结构失衡、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这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打了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很难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升。这些代价便是政治动乱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
首先，政治动乱造成宏观经济的反复波动。“文革”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这主要是一个时期的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有些单位一度发生停工停产等。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就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1966—1976年间，中国经济共出现了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6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显然，每一次低谷都是当时政治斗争冲击造成的，反映出这一时期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之对应，同期的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基本吻合，其中1967年、1968年、1972年、1976年投资增长率均为负增长。
从图6-1可以看出，十年间经济增长的起伏很大。其中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26％，最大值为19.4％（1970），最小值为-5.7％（1967），两者相差25.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系数为240％，最大值为62.9％（1969），最小值为-26.3％（1967），两者相差25.1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第二个经济波动最大的时期，仅次于1958—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2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系数为242％）。这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说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图6-1 “文革”时期经济增长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
其次，政治动乱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应得收益。对于“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有部分人士做了分析。第一种是官方的说法。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新中国成立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后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继续引用了这一数据。据此，就逐渐形成为“‘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败掉了一份家当”之说。 (40) 二是胡鞍钢通过将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的方法，对“文革”时期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定量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决策失误的经济损失约占经济增长率的1/4—1/3”；从经济增长的累积效果看，“约占1978年模拟GDP总量的1/2—1/3”。 (41)
当然，这里所讲的“损失”，实际上是指与正常年份比较少增加的国民收入数量，即“应得收益”的短收部分。“文革”十年与其之前的14年（1953—1966年）和之后的六年（1977—1982年）相比，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就GDP年增长速度而言，1953—1966年为8.2％，1966—1976年为6.8％，1977—1982年为8.9％；就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而言，这三个时期分别是6.2％、4.9％和7.5％。 (42) 很明显，“文革”时期中国未能取得应该获得的更大经济成就。
最后，政治动乱造成经济效益的大幅下降。“文革”十年宏观经济总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逐年下降，“一五”时期为32元，“三五”“四五”时期分别只有26元和16元。 (43) 在工业方面，净产值年增长率从“一五”时期的19.6％下降到“四五”时期的8.5％；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由1966年的34.5元降到1976年的19.3元。建筑业的净产值增长率从“一五”时期的19.4％下降到5.2％，交通行业的净产值增长率从每年12％下降到5.3％。而商业方面，净产值增长率则从“一五”时期的每年8.5％下降到“四五”时期的2.1％；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也由1957年的20元降到1976年的9.7元。 (44) 许多企业的设备完好率下降，亏损企业数目不断增多，亏损金额也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的下降，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停滞。1966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是636元，到1976年降为605元，降低了4.9％。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增长率为每年3.7％，几乎为同期人口增长率的两倍，但在“文革”十年中，农业增长率下降到平均每年2.8％，只是比2.4％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略高。全国居民消费增长率从“一五”时期的年均4.2％下降到“四五”时期的2.1％，人均消费额的具体变化情况见表6-2。由于农民纯收入十年间基本没有增加，因而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受生活资料匮乏的影响，“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了城市居民商品供应的配给票证。
表6-2 中国人均消费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第803—804页。
3．“文革”时期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
单纯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运行问题，就是以一系列不平衡为特征的，表现为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的比例失调。
第一，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自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目标之后，投资必须优先集中于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就成为中国经济建设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受这个原则的支配，“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一方面，积累率从“一五”时期的24％上升到“四五”时期的33％。这个数据不仅是其他低收入国家的两倍左右，甚至比中等收入国家中较富裕的那些国家还要高。 (45) 另一方面，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在内的“非生产性”部门分配的投资性资源日趋减少，占国家计划总量的比例从“一五”时期的1/3下降到“文革”时期的16％—17％。 (46) 对重工业投资的重视和放任，以及对轻工业和“非生产性”部门投资的压缩，就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因此，在分析导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基本停滞的原因时，我们必须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这一时期强调“政治挂帅”使积累基金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的一面，也要考虑到人民节衣缩食、为实现工业化长远目标预付代价的一面。正如前面所说，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2斤，反而低于1952年的396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65年的536斤提高到了1976年的612斤。
第二，增长和效益的不平衡。如前所述，“文革”时期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增长的，但经济效益是明显下降的。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46.6元下降到29元，减少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由21.9元下降到12.6元，减少42.5％；每百元固定自产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由110元下降到96元，减少12.7％。相反，每百元总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却由23.5元增加到36.9元，在项目上，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以铁路为例，新建铁路每公里造价，“一五”时期为61万元，“二五”时期为68万元，“三五”“四五”时期竟增加到200万元以上；平均每百公里建成投产工期，1950年代为13至17个月，1970年代则增加到几十个月；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经济效益之所以下降，既有受“文革”运动破坏影响的一面，也有为调整经济布局不合理状况、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付出代价的因素。众所周知，一方面，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1960年代中国国防压力很大，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因此，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和战略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1964年，毛泽东在做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 (47)
今天回头去看，如果没有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后来几十年的国家国土安全。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48) 如果没有“文革”时期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同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
所以，我们在看待“文革”时期经济效益全面下降这一问题时，也应该以长期的、发展的视野去认识。对于开展三线建设所造成的短期经济效率与效益损失，应该看成是类似于马克思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49) 对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区域极端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为了保障国家的政治安全、国防安全和长远发展，这是必须要支出的成本。
第三，个人物质消费和社会福利指标的不平衡。长期以来，主流学者对“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工作予以基本否定，主要依据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两个数字常被人们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一是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二是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1966年为583元，1976年为575元，略有下降。从表6-2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大多数重要商品的人均消费量都没有明显的增长。以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世界银行用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分析的标准相比，中国约有2.7亿人（占总人口的28％）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 (50)
但是，由于当时实行“低收入，多就业”的指导思想，具体到每个家庭，个人消费水平也都相对提高。1966—1976年，全国人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2元增加到1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 (51) 考虑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失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1962年的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4亿，平均递增率为2.6％，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最高的，因此“文革”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此外，这一时期在贫困总人口数保持恒定甚至上升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指标却有所进步，从而形成了一个悖论。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基本实行免费制度，成人识字率从45％上升到70％左右；到1975年，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以及农村社区筹资的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近90％的人口，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人民健康状况从而得到很大改善，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人均预期寿命全球排名从160位猛增到85位。从而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可见，“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局面，动荡中有发展，发展中有缺陷。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六七十年代动乱对当时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严重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领导人不时利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生产局面，尽量保障了经济建设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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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16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57页。
(4)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5) 引自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91页。
(6) 引自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94页。
(7) 引自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95页。
(8) 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3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10) 《中国军转民大事记》，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1) 《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页。
(13) 《毛泽东在中共华东五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2月17日。
(14) 《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1964年4月21日。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278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17) 《房维中文集》，第65页。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2页。
(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16页。
(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7页。
(21)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36—147页。
(22)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6日。
(23) 《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7、638页。
(24)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25)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26—727页。
(26) 《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49页。
(27)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2页。
(28)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第140页。
(29)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51页。
(30) 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第723—724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3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3页。
(3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2页。
(34) 胡绳：《必须科学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载《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
(35)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
(36)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6页。
(37) 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38)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39) 转引自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52页。
(41)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页。
(42)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页。
(43) 《中国统计年鉴（1988）》，第69页。
(44)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112页。
(45)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3页和《世界发展报告（1983）》第156—157页。
(46)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五部分。
(47) 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49)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50)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工作报告（1992）》第4页，转引自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51) 国家统计局编：《1949—1978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