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货下五
△盐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长清场，岁鬻十万三百石，以给本路。天圣以来，福漳泉州、兴化军皆鬻盐，岁视旧额增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廖恩者起为盗，聚党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邓闰甫言：“闽越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奸民比他路为多，大抵盗贩盐耳。恩平，遂不为备，安知无蹑恩之迹而起者？”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言：“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又稍兴复旧仓，选吏增兵。立法，若盗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编管邻州；己编管复犯者，杖、配犯处本城。”皆行之，岁增卖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数外售者不预焉。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自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数立额。又请捕盗官获私盐多者，论赏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卖盐官吏岁课，比旧额增羡。诏曰：“周辅承命创法，青相继奉行，期年有成，课增盗止，东南赖之。”时周辅已擢三司副使，监司已次被赏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降言：“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余随均定，盐额亦当五倍，而实减半焉。昨王子京奏立产盐法，失于详究，遂概以额增，多寡之间，辽远绝殊，远民久无以伸。”诏付汝贤。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谪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汝贤请定福建产卖盐额，诏从其请；凡抑民为盐户及愿退不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举盐事官知而不举，论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吕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流毒生灵，遣使按视，谴黜聚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湖南、江西运卖广盐添额之害，京东、河北榷盐，皆章惇所倡，愿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监察御史孙升继言：“江西、湖南盐法之害，两路之民，残虐涂炭，甚于兵火，独提举官刘谊乃能上言极其利害，谊坐夺官勒停。”诏复谊官，起守韶州。
崇宁以后，蔡京用事，盐法屡变。独福建盐于政和初斤增钱七，用熙宁法听商人转廊算请，依六路所算末盐钱每百千留十之一，输请盐处为盐本钱。
建炎间，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旧法，闽之上四州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输盐也。）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请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输行在所榷货务，自后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
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上以问宰执。陈诚之奏曰：“建、剑山溪之险，细民冒法私贩，虽官卖盐犹不能革；若使民自卖，其能免私贩乎？私贩既多，钞额必亏。”上曰：“中间曾用钞法，未几复罢。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贵从容，不然不可经久。”淳熙五年，诏泰宁、尤溪两县计产买盐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言：“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建运盐之法，不免有侵盗科扰之弊，且天下州县皆行钞法，独福建膺运盐之害。绍兴初，赵不已尝措置钞法，而终不可行者，盖漕司则藉盐纲为增盐钱，州县则藉盐纲以为岁计，官员则有卖盐食钱、縻费钱，胥吏则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私龃龉，无怪乎不可行也。钞法未成伦序，而纲运遽罢，百姓率无食盐，故漕运乘此以为不便，请抱引钱而罢钞法。钞法罢而纲运兴，官价高而私价贱，民多食私盐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于是诏岘措置。岘请从榷货务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为五等，造大小钞给买，仍预措置卖钞，先以本钱畀三仓买盐，以备商旅请买。九年正月，以福建盐自来运卖，近为钞法敷扰害民，于是诏福建转运司，诸州盐纲依旧官般官卖。三月，诏转运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未便者，措置以闻。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赵汝愚言：“汀州民贫，而官盐抑配视他州尤甚，乞以汀州为客钞。”事下提举应孟明及汀州守臣议，孟明等言：“上四州军有去产盐之地甚迩者，官不卖盐则私禁不严，民食私盐则客钞不售，既无翻钞之地则客卖销折，所以钞法屡行而屡罢。四川阔远，犹不可翻钞，汀州将何所往？故钞法虽良，不可行于汀州，惟裁减本州并诸县合输内钱，而严科盐之禁，庶几汀民有瘳矣。”复下转运赵彦操等措置裁减，以岁运二百万四千斤会之，总减三万九千三十八缗有奇，又免其分隶诸司，则汀州六邑岁减于民者三万九千缗有奇，减于官者一万缗有奇，所补州用又在外。盖上四州财赋绝少，所恃者官卖盐耳。
又濒海诸郡计产输钱，官给之盐以供食，其后遂为常赋，而民不复请盐矣，此又下四州产盐之弊也。宁宗嘉定六年，臣僚尝极言之，于是下转运司，将福之下四州军凡二十文产以下合输盐五斤之家尽免，其折户产钱仅及二十文者不输盐钱。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县半系频州产盐之地，利权专属漕臣，乃其职也。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福建提举司主常平茶事而盐不预，漕司与认净镪以助用，近来越职营利，多取纲运，分委属县。县邑既为漕司措办课盐，今又增提举司之额，其势必尽敷于民，殆甚于青苗之害。望将运盐尽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职，庶几事权归一，民瘼少苏矣。”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县倚盐为课，其间有招趁失时，月解拖欠，其欠在宝祐五年以前者，并与除放，尚敢违法计口科抑者，监司按劾以闻。”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办于卖盐，转运司虽拘榷盐纲，实不自卖。近年创例自运盐两纲，后或岁运十纲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岁额相妨，而纲吏搭带之数不预焉。州县被其搀夺，发泄不行，上供常赋，无从趁办，不免敷及民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有旨：“福建转运司视自来盐法，毋致违戾；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此施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煮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而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定为煎额，以惠远民。久之，广西漕司奏民户逋盐税，其县令监官虽已代，并住奉勒催，须足乃罢。而广东漕臣复奏岭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干官为盐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较赏罚如之。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广之盐皆属于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俗富，犹可通商；广西地广莫而雕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自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
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生碱，募民垦之，置灶六十七，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息钱三万余缗。十有二月，复置广西茶盐司。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化、高五州官卖，余八分行钞法。寻又诏广东盐九分行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去中州绝远，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昭州岁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以七千缗代浔、贵州上供赴经略司买马，余为州用。及罢官卖，遂科七千缗于民户，谓之縻费钱焉。九年，罢广东官卖，行客钞法，以其钱助鄂兵之费。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漕钱二十万。且广西之盐乃漕司出卖，自乾道元年因曾连请并归广东，于是度支唐琢言：“广西盐引钱欠几八千万缗，缘向来二广盐事分东西两司，而西路盐常为东路所侵，昔广西自作一司，故盐课不至于亏减；今既罢西司并入东路，则广东之盐无复禁止，广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执进蒋芾之奏：“盐利旧属漕司，给诸州岁；自卖钞盐之后，漕司遂以苗米高价折钱。今朝廷更不降盐钞，只今漕司认发岁额，则漕司自获盐息，析米招籴之弊皆去矣。”九年，诏广州复行官般官卖法。
淳熙三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栻去而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诏遣浙西抚干胡廷直访求利害，与帅、漕、提举详议以闻。使还，寻以廷直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十年，诏曰：“广南在数千里外，疾痛难于上闻，朕悯之尤切。盖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转而自鬻，久为民疾。朕为之更令，俾通贩而杜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动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以为民，朕有美意，弗广其推，顾挠而坏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于是命詹仪之知静江府，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其两路卖盐，岁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仪之等言：“两路盐且以十万箩为额，俟三数年，视其增亏，乃增其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与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言：“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煮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监，东隶并州，西隶汾州。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盐法亦与海盐同，岁鬻视旧额减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岁课缗钱十八万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来，听商人辇盐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贸易，官为下其价予之。后积盐益多，康定初，罢东监鬻盐三年。皇祐中，又权罢西监鬻盐，俟盐少复故。时议者请募商人入刍粟麟府州、火山军，予券偿以盐，从之。既而刍粟虚估高，券直千钱，为盐商所抑，才售钱四百有余，而出官盐五十斤，蠹耗县官。或请罢入刍粟，第令入实钱，转运司议以为非便而止。大抵碱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利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课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摘他户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陕西亦有煮碱为盐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尝诏废河中府、庆成军碱场，禁民鬻盐以侵池盐之利。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言：“两监旧额岁课二十五万余缗，自许商人并边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余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运，鬻于本路，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诏如所奏，官自运鬻于本路。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永利东、西监盐，请如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户所卖地，即盐已运至场务者，商人买之加运费。如是则官盐价平而商贩通。”遂行其说，用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安石请犯西北青白盐者，以皇祐敕论罪，首从皆编配；又青白入河东，犯者罪至流，所历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盐岁有羡余，及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诏安石迁官，赏其属。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言：“异时河东除食解盐，余仰东、西永利盐，未尝阙。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兄砺等始议创增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夹硝味苦，民不愿买。乞下转运司，苟无妨阙，即止勿收。”诏从之。
四年，陈安石坐为河东转运使附会时论，兴置盐井，害及一路，降知郑州。先是，熙宁中，议收熙河蕃部包顺盐井，或以为非宜，王安石谓边将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议者不能夺焉。
六年，诏代州卖盐年额酌以中数，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少均裁之。绍圣元年，河东复行官卖法。崇宁三年，以河东三路钞无定估，本路尤贱，害于籴买，罢给三路钞，止给见钱钞，他如河北新降钞法。四年，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官收，见缗鬻之，听商人入纳算请，定往河东州军，罢客贩东北盐入河东者。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岁鬻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各以给本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初，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令干鬻者有羡利但输十之九。
太平兴国二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给食。”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檐，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刬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檐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言。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