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召募之制　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黵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不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

初，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当部送阙者，军头司覆验，引对便坐，分隶诸军。

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为五等，诸州部送阙下，及等者隶次军。

仁宗天圣元年，诏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募兵，当部送者刺“指挥”二字，家属给口粮。兵官代还，以所募多寡为赏罚。又诏益、利、梓、夔路岁募民充军士，及数即部送，分隶奉节、川效忠、川忠节。于是远方健勇失业之民，悉有所归。

庆历七年，诸路募厢军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阙下，试补禁卫。

至和元年，河北、河东、陕西募就粮兵，骑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为一营。

嘉祐二年复定等仗，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分而视其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为三等。奉钱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为三等。奉钱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为二等。奉钱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为六等。奉钱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为四等。不给奉钱者，以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司筦库执技者不设等杖。

七年，御史唐介言：“比岁等募禁军多小弱，不胜铠甲，请以初创尺寸为定，敢议减缩者，论以违制。”诏：“禁军备战者，宜著此令。其备役雄武、宣敕六军、搭材之类，如军马敕。”

治平二年，募陕西土民、营伍子弟隶禁军，一营填止八分。又遣使畿县、南京、曹、濮、单、陈、许、蔡、亳州募民补虎翼、广勇，人加赐绢、布各一。

治平四年，诏延州募保捷五营，以备更戍。

熙宁元年，诏诸州募饥民补厢军。

二年，枢密院言：“国初边州无警则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于近里粮贱处增募营兵，但令往戍极边，甚为便计。”帝与文彦博及韩绛、陈升之、吕公弼等议之，或以为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或以为缘边之兵不可多减。乃命彦博等详议以闻。

三年七月，诏京西路于有粮草州军招厢军，共三万人为额。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旧制募弓箭社，以为边备。从之。

四年十二月，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毙之患。欲于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许臣僚占差，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供，以给有司之用。”从之。

五年，权发遣延州赵卨招到汉蕃弓箭手人骑四千九百八十四，为八指挥，遂擢吏部员外郎，加赐银绢二百。

七年，分遣使臣诸路选募熙河效用，先以名闻。河北、河东所募兵悉罢。

八年，诏军士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丁而应募在他处者，听徙。

九年，诏选补捧日、天武以下诸军阙，马军三分补一，步军十分补五。

元丰二年二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岷州沄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乞置牧养十监，募兵为监牧指挥。其营田乞依官庄例，募永济卒二百人，其永济卒通以千人为额。”从之。七月，沿边安抚司言：“北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给钱三千，选募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以钩致敌情。仍选通判及监官考其虚实，以行赏罚。”从之。是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

三年，又诏：“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有司其速募之。”又诏：“河北水灾，阙食民甚众，宜寄招补军。”

四年，京东、西路以调发兵将，累请增戍。朝廷以兵员有数，多寝其章。然州郡实有负山带海，奸盗所窥，亦当过为之虑，其令益广应募者，与免贴军及他役一年。六月，诏：“在京奉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于秦凤路选募。”

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远近险易，置车铺二十八，招刺兵士。从之。八月，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军依式赐外，仍增钱千。十二月，诏京城四面巡检募士于四门，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诏河北立额步军，各于逐指挥额外招百人。

五年，诏一岁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以麟州飞骑、府州威远子弟二十五以下剌为兵。

七年，广西都钤辖司言：“本路土兵阙额数多，乞选使臣往福建、江南、广东招简投换兵四千人。”诏于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换。

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言：“河东敢勇以三百人为额，请给微薄，应募者少。臣顷在鄜延路日，奏请增三等请给，借支省马给七分草料，置营教习，自后应募者众。愿依陕西路已得指挥。”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诏河北保甲愿投军人及得上四军等杖事艺者，特许招填，合给例物外，更增钱五千，中军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并许招刺。从右司谏苏辙请也。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诸州军兵马全欠，不足守御之处，量与立额招添。”

八年，枢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饥民，未谙教阅，乞自今住营州军差官训练，候半年发遣赴军前。”

绍圣元年，枢密院乞立招禁军官员赏格，如不及数，罚亦随之。

四年，熙河兰岷路都总管、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言，兰州金城关欲招置步军保捷四指挥、马军蕃落一指挥，从之。诏陕西路添置蕃落军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于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华州各置两指挥，并隶住营州军将下统制训练，委逐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养马，久而未集，曾布以谓不若增骑兵为简便。兼土兵乃劲兵，又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议，众翕然皆以为允，帝亦乐从之。盖牧租见存者七百万，岁额一百七十万，而十指挥之费二十五万而已，故可与募人养马之法兼行也。

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亶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讨辰、沅山徭，每州无过七百人。缘徭贼深在溪洞，险阻不通正军故也。

三年，京东等路招军五万，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

四年七月，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崇威、崇锐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于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于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于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九月，诏：“近降指挥，在京、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挥十万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挥及额内不足人数，虑卒难敷额，可先招崇捷、崇武十万人。候人数稍见次第，即具申取旨。”

五年，诏：“抑勒诸色人投军者，并许自身及亲属越诉，其已剌字，仍并改正。”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荆湖南北、江南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欲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余并免决刺填。”从之。

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言：“东南州郡例阙厢军，凡有役使，并是和雇。若令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庶可省费。”从之。

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填诸路禁军阙额，以十分为率，招及四分以下递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递减磨勘年。高阳关路河间府、沧、霸、恩州、信安军招填数足，乞行推赏。从之。

二年，手诏：“比闻诸路州军招置厢军河清、壮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样，虚费廪食，不堪驱使。今后并仰遵著令招填，如违戾，以违制论。”

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奏：“乞将温、处、衢、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更招置增为十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凡五千人，庶成全将。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从之。三月，臣僚言：“窃闻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避藏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闲暇，必欲招填禁旅，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于途，实亏国体，流闻四方，传播远迩，殊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闻，手诏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太遽，诸营弗戢，人用大骇。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群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颇亦改正，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辇毂若此，况其远乎？窃闻小人假借声势，因缘夺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鸣得脱，其家已空。今往来犹怀畏避。伏望圣明特赐戒敕，应在外招军去处，毋得横滥。”从之。

七年，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罢诸兼局，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募兵赏军之用。

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诸路见招募人兵，缘逐处漕计阙乏，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并许请用，庶得速办。”从之。又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阙额，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又诏：“已降指挥，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及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度许赴亲征行营司。”又诏：“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军人、百姓十贯，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

四月，诏：“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如不愿往，所在量给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支奉给之半。其愿效力军前者，许自陈。”

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祗缘招刺阙乏例物，是致军额常阙。今若给一色银绢，折充例物犒设起发，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比之淮、浙等路所得将兵，实可使唤。”从之，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适当岁丰，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与免科差，以作其气，可得劲兵五万。”从之。

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西人结连女真，为日甚久，岂无觊觎关中之志？即今诸路人马皆空，万一敌人长驱，何以枝梧？言之可为寒心，朝廷似未深虑也。河东、河塑之患已形，人故忧之；陕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与十万缗，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责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须朝廷应副。漕司乘时广行储蓄，以为急务。”

又开封府尹聂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务。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至于无人就募，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遂致里氓奔骇，商旅不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检准政和令，诸盗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给例物刺充厢军。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弗悛，若依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如允所请，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从之。

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

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

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

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

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

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属，论如法。虽立战功不赏，仍不许以功赎过。令随军榜谕。”

四年，诏沈括：“奏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本非得已，须当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逃归其家，可各随所在城砦权送纳器甲，请给粮食，听归所属。节次具招抚数以闻。”

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

大观三年，枢密院备臣僚言云：“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自此诸弊浸生，军律不肃。朝廷洞见其弊，已严立法，然尚有冒名一节，其弊未除。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作匠、杂技、手业之徒，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数多，欲避谴责，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既避谴责，又冒请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赏，申以严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从之。

四年，枢密院言：“诸路及京畿逃亡军数居多，虽赦敕立限许首，终怀畏避。若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于理为便。”

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军政大备，无可议者。比多逃亡者，缘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严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似此虽具有条禁，而犯者极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将官岁终立定赏罚条格外，诏诸路提刑司，每岁终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见管及逃亡人数，参互比较，具最多最少处各一州知、通职位姓名，申枢密院。”从之。

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言：“诸厢收到寒冻赤露共五千七百余人，其间逃军数多，合行措置。今欲依押送逃军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员付与系押送人，各踏逐稳便官屋安泊，依居养法关请钱米存养，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并依本府押送逃军法，请于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盘缠。”诏：“每人支盘缠钱三百，衲袄一领，候二月晴暖即行发遣。”

四年，尚书省着令：“诸禁军差发出戍未到军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获，虽会恩，配如捕获法；上军首身或捕获，会恩，配依七日内法；下军本名应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辄停留，与同罪，虽该赦仍依配法。”从之。

五年，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

宣和二年，手诏：“逃卒颇多，仰宣抚司措置以闻。”童贯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缘内有元犯虽首身，于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官自陈。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逃军，自今指挥到日，通未满赦限共一百日，许令首身免罪，依旧军分职次收管。仍免本司本营问儅，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经冬祀赦后，犹有移降移配，特与原免。若限满不首，则依常法科罪。凡逃军系在京住营，依限于在京首身者，令所隶军司当日押赴本营。若见出戍者，即破口券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并依前项指挥免罪，依旧收管。凡逃军在外，依限首身者，并于所在日破米二升，其县、镇、砦并限当日解本州军，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职员管押，仍沿路给破口食，交付前路州军，转送住营去处。如见出戍，即转驻泊州军收管。凡首身军人，并不许投换他军。凡所在当职官，如能于限内用心招收逃军，措置转送住营或出戍处收管，候满，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开封府取索到营、出戍处公文，验人数，最优者申宣抚司取旨推恩。”并从之。

三年，诏：“江、浙军前等处应逃窜军兵，并特放罪，许于本将见出军路分州县首身，依旧给请，随处权行收管。若走往他处，或于住营去处首获，即令所在官司逐旋发遣赴本将应副使唤。仍委逐路安抚、钤辖、提刑司觉察，如所在辄敢隐芘，或逐司不行觉察，并论违制。”

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无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军纪律甚严，若在戍者还家，当役者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于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庶有畏惧。”从之。

五年，臣僚言：“今诸军逃亡者不以实闻。诸处冒名请给，至于拣阅差役，则巧为占破，甚不获已，则雇募逋逃以充名数，旋即遁去，无复实用。平居难于供亿，缓急无以应用。而奸人攘臂其间，坐费财赋。虽开收勘敛，法制滋详，而共利之人，一体傅会。望赐处分，先令当职官核见实数，保明申达转运司，期日委诸郡守贰点阅，仍关掌兵官司照会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阅，期以同日究见的实。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监司使者分郡覆实，具数申达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赏，使官无虚费，而军有实用，则纪律可明，国用可省。”诏送枢密院条画措置。

七年二月，尚书省言：“开封府状：‘乞应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复走入京投换者，许人告捕，科以逃亡捕获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曹级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为盗者，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减。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是致往往复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从之。

十二月，诏：“应诸路逃窜军人或已该赦恩出首避免，却归出戍去处再行逃窜之人，令于所在去处首身，并特与免罪，于一般军分安排，支破请给，发赴军前使唤。”

靖康元年三月，诏：“随从行宫禁卫军兵等有逃亡者，并依法施行。”五月，臣僚言：“泗州顷遣勤王之师，管押者不善统制，类多遁归，既而畏法不敢出，本州遂开阁请受。在外无以给养，窃虑因聚为盗，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应勤王兵有遁归已经赦宥者，并令首身。”从之。

六月，诏：“应河东溃散诸路将佐，并仰逐路帅守发遣赴河东、河北制置司，以功赎过。”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应援太原，限满不首，即寄禁家属，许人收捕赴军前，重行处置。”从之。仍自指挥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刘韐奏：“近制置使种师中领军到于榆次，失利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未尝罪以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种师中又死王事。若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或失主将，亦无可言。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帅，相继而遁。其初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未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指挥，应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依圣旨处分，仍令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与免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优诏褒赠师中，以为忠义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降五官，仍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余依刘韐所奏。”

八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近据都统制王渊捉获溃败使臣，已管押赴宣抚副使刘韐军前交割，依军法施行外，访闻尚有未曾出首将佐、使臣。”诏：“限今指挥到日更与展限十日，许令于所在州军出首，仍依元降指挥免罪，特与支破递马驿券，疾速发赴军前自效，候立功日优加推赏。如再限满日更不首身，当取见职名重赏购捕，定行军法。仍多出榜示谕。”

二年四月，诏：“访闻诸处溃散军人啸聚作过，将百姓强刺充军，驱虏随行使唤，遇敌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榜谕：被虏强刺之人许以自陈，给据各令归业。愿充军者，随等杖刺填禁、厢军，依条支给例物。”又诏：“昨逃亡班直、诸军，虽已降指挥抚谕，并与免罪，发归元处。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挥，可候指挥到，许于所在官司自陈，亦与免罪。”

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后令诸路州、军、砦或三衙招募，或选刺三衙军中子弟，或从诸郡选刺中军子弟解发。复诏沧、滨及江、淮沿流州军，募善没水经时伏藏者，以五千为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牙军多招集乌合之众，拟上等改刺胜捷，次等刺振华、振武，庶得部分归一训练为便。”诏两浙、江东，除江阴军，各募水军二百人。

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言：“本路将兵元五千二百，见千三百十九。今拟将官驻紥诸军洎本路州军，以十分为率，各招其半。”

二年，累降令行在诸军，毋互相招收，及将别军人拘执，违者行军法。

四年，诏：“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余人刺陕西振华指挥。沿江招置水军，备战舰，募东南谙水者充，每指挥以五百为额。”

十年，诏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招效用军兵万人，内招使臣二千员。

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言：“汀、漳、泉、建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请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效用为名，足可备用，实永久利。”诏令张渊同措置。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言：“旧制，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神勇、宣武、虎翼、广勇诸指挥禁军内，捧日、天武依条升拣扈卫诸班直，拱圣、神勇以下升拣捧日、天武，除逃亡有故，仅千九百人。请于今年分定月内招千人。”

二十七年，杨存中奉旨，三衙所招效用兵令住招。今阙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数日损。诏本司来年正月为始，依旧招募。

隆兴元年，步军司郭振言：“本司在京日军额三万九千五百，今行在仅千二百一十九。”诏招填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为额，刺充神卫，虎翼，飞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挥。

乾道七年，马军司王友直言：“见管战马二千七百余，止有傔马六百余人，请招傔兵千五百，并充雄威。”诏招千人，刺“步傔”二字。步军司吴挺言：“步司五军，额二万五千，见阙三千六百。”诏令招填。

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挥郭钧言：“淳熙五年住招兵，今逾十载，战队合用火分傔兵阙。”诏招千人。

绍熙二年，诏步军司招军千人。

庆元元年，诏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补弩手、效用。五年，诏给降度牒付金州都统，招填阙额并拣汰兵，照绍熙初年令，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军多阙额，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余人。乾道三年，立额二万七千，今二万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实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人仅六百二十七。请从本司酌绍兴额招刺。”参知政事蒋芾言：“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若权住招一年半，俟财用稍足招强壮，不惟省费，又得兵精。且南渡以来兵籍之数，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只比二十三年，已增六万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缘财用有余？”

宝庆二年，知武冈军吴愈言：“禁卫兵所以重根本、威外夷，太祖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余万，州郡亦十余万。嘉定十五年，三卫马步诸军凡七万余，阙旧额三万，若以川蜀、荆襄、两淮屯戍较之，奚啻数倍于禁卫？宜遵旧制，择州郡禁兵补禁卫阙，州郡阙额帅守招填。”

绍定四年，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壮城，有厢军，有土兵，一州之财自足以给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虚，月招岁补，悉成文具。盖州郡吝养兵之费，所招无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严帅臣，应郡守到罢，具兵额若干、逃故若干、招填若干、考其数而黜陟之。”

宝祐间，州郡阙守，承摄者遣令招刺，不询材武，务盗帑储。

咸淳季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官降钱甚优厚。强刺平民，非无法禁。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名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

九年，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近又招五万，谓之无兵不可。”十年，汪立信书抵贾似道陈三策，一谓：“内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过江，可行六十万矣。盖兵不贵多，贵乎训练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数，将焉用之！”

考之旧制，凡军有阙额即招填。熙宁、元丰讲求民兵之政，于是募兵浸减，而三衙多虚籍。至于靖康，禁卫弱矣。中兴复用招募。立等杖，选勇壮，核人才，验虚实，审刺之法虽在诸屯，而已招者兵籍悉总于枢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