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

1949年之后，出现另一种历史书写，那就是大规模的个人自传的书写，只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首先，它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之用；其次，它不会公众化，不进入公众阅读领域。前几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检讨书》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认识定势：历史是官家所写，这特别体现在一些大项目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写作上。历史也可由个人所写，但要体现官家的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的一个生产、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化体系，再加上官办的史学会和省社联一类的机构，有几个大佬分兵把守，项目之获得、评奖，都与作者的利益挂钩，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就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写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许多被评奖的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还是余英时先生说得对：“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民间书写的兴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文革”后读书界对“假大空”的厌恶；对外开放，域外读物的引进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都是对长达几十年的一元体制下的国家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然而，社会上对民间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历史，是有疑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历史是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和其他人往往强调历史事实不同，克氏认为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即如葛剑雄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说到民间的书写，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为回忆性作品，主观性强，当然没有大量的注释，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其次，历史由谁来写？学院内的人可以写，民间的人能否写？而且学院内的人是否就一定要以官家意志来写？何为“民间”？是不是学院之外的，都是民间？依我看，区分官史和民间的历史，就是看有无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价值取向：

1.官史都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是运用宏大话语来阐述历史规律，在这种角度下，人民是附带和附属的，不是被观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取向就是跳出这个框框，去“自我论证化”，但还是继承“鉴往知来”的中国优秀的良史传统，

2.官史谈现代有避讳，需遮蔽，谈古代好得多，因为和现实的关联性较少，民间不避这个忌讳。即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1]

3.官史论人看地位，分等级；民间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层也是多重面，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我看一本书，张胜写他的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中走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民间的取向。该书去领袖神化和圣化。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上是举其要者。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2]

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第一类：重点叙述“文革”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左”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有关讨论“文革”历史的作品较多。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文革”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文革”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

二章的作品—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章诒和著的《往事并不如烟》等系列作品。这两本书可归于文学书，但在我，却是把它们作为历史来读的，我把它们看作民间的历史，去官方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当然，可归于民间修史范畴的图书还有很多，但能够达到这两本书水平和境界的并不多。

章诒和一再强调此书的真实：“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1957年那场运动的残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被打成阶下囚和下放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谋略和手段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来，也有些荒唐。但在当时，这些无法想象的手段却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为。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也从民间的眼光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真实地反映当年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类：一些研究性读物。

例如：谢泳的部分作品，王学泰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后者以美国胡佛研究所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揭示了蒋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和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内幕，是作者研究蒋介石二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为知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却不抱残守缺，以七十多高龄远赴美国，两度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抄录刚开禁的蒋介石日记，以高度的学术热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重新勾画了蒋氏大陆时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原委，逐步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该书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

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其背景是1983—1985年，余英时教授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里存在着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诗的古典与今典，表达诗人的心曲），此论一出，堪称石破天惊。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余英时的解说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解读的只是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这部著作，解读陈诗一句不遗，旁征之博，考订之精，令人叹为观止。[3]陈寅恪身处20世纪的革命、内乱、外敌入侵的大变局中，目睹传统文化与道德之花果飘零，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空前一体化的举国体制下，忧国感时，将其私语诉说投放在诗稿中，“以诗证史”。数十年后，作者将其“密码”破译出来，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文化泰山的心迹和他笔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吴宓日记续编》，收集的是吴先生建国后详细的私人日记，对了解50—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类：自印本。

一些前右派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这类读物数量较大，前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和体制的缺失和弊端有深度体会和观察，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般反思力度都较强，例如赵文滔的《伤害》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海外写的回忆录，其中刘光华《烈日之下》就很有价值，作者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该书全面展现了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学院（前身为中央大学，后身为东南大学）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此书是留美华人历史学会印刷的文本。

另一些是前高干某些不符合主旋律的作品，例如粟裕夫人楚青的《慰英灵》等。

第四类：在境外出版的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前“文革”或高干读物。这些出版物数量颇大，水平参差不齐，在大陆较为严格的出版环境下，只能拿到香港出版。

网络中的一些读物，包括个人博客，使得书写进入平民百姓。

我看过的比较有内容的历史类个人博客有：

1.方子奋的博客。“狗日的档案”，“南京慧园里六号的母子冤魂”。

2.萧一湘的博客。作者是湖南常宁人，八十多岁，谈建国后该县历年政治运动。

3.《释证纪历》，所收都是“文革”名词解释，刊于“凯迪中途岛”。

4.《我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说的是“文革”前西宁市中学存在的严重的出身歧视，反映的是当时全国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初中第一节课，老师叫每个同学报家庭出身，令作者屈辱、愤懑，更令他感受到政治的残酷无情。

5.《拾来的纸片》。说的是作者的一个同学，“文革”大乱的时候，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其中一份就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说的就是作者的母亲，当时作者所在的北京一所中学在“文革”前对老师搞的政治类别的排队。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基层党组织：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头，在会议上逐一仔细排队。该校总共有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只是1963年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了1966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还有一些网上发表的个人长篇回忆录，例如：丁人卜编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一个乡村教师的人生回忆》，作者安寿，发表在“猫眼看人”，2007年4月发表，我是7月初看到的，说的是上海青浦县一位乡村教师的普通一生，其中写到“反右”和“大跃进”对作者一生的深刻影响，很朴实感人。这些正印证了某位哲人的话：“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另有两个综合性的、与民间回忆相关的网站，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以及加拿大陶世龙主办的“五柳村”。

有两份个人主持的网络电子刊物，在记录历史方面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1.《往事》。2004年由原中宣部干部郑仲兵创办，作者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往事》不定期，已有七十多期，主要为回忆和专题研究文章。

2.《记忆》，2008年9月13日创刊，综合性电子刊物，由吴迪、何蜀主编，已出26期。主要刊登“文革”回忆和研究资料。

由此可见，互联网拉近了学院研究与民间的距离，促进了学院与民间的交融。民间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兴趣一直较高，这可能和所处的时代有关，凡是与当代现实有某种关联性的历史，都会引起社会的兴趣。一些网站辟历史专栏，也设立个人专栏，如“天益网”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汤因比（1889—1975）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还原的，至少可以部分还原。民间书写的兴起体现了普通人的价值得到尊重，是人性的彰显。民间叙述的兴起也受惠于印刷术的改进和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普及，但是对于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还应详加考辨，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以求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真貌。

2008年12月19日在华师大历史系

2009年6月28日在华师大国史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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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10日。

[2]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发表于2008年10月26日，来源：真名社区门户，作者：李怀宇（南方都市报记者）。

[3]参见《南方周末》编辑部评语，2009年1月，http://www.infzm.com/content/22360?efx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