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学习“理论和方法”有无必要？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从1997年我给硕士生上课就不断强调，要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使之有机融入历史学研究。

过去有没有“理论和方法”？1949年前，主流史学不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多数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学”（傅斯年）。前有乾嘉学派，后有引入的兰克史学，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国对接，合流了。

“解释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但在建国前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边缘，以北大几位教授、胡适为一派，他们主张史料即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容易进来。1949年后解释学派成为主流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几十年一贯如此。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有其贡献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国后，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史料派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1949年后出现“三化”（绝对化、公式化、教条化），由国家的力量在支撑的解释体系，只能解释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中外历史现象。

90年代，有学者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求真求实，在方法上，除了阶级分析法，还可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样“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了。

2.80年代初以来，又有另一类“理论和方法”引入史学界。

最早是“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历史学。以后，新潮不断翻滚，席卷社会科学，包括人文传统科目。经二十多年引入，现在可以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西洋理论已占主导地位。在美学、文艺理论、文化批评、美术理论等人文学科，也是占据主流。唯有历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例外，其中以历史学最为排拒“新潮”。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是外部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在中国，历史学有其特殊性，是建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件之一，长期有几个“老战士”分兵把守，他们有很强的“阵地意识”，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基本已不存在。老同志、“老战士”掌握资源，影响极大，而文学界、美术界等早已多元化，早没了“老战士”。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1）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本质，它不关注宏大理论，理论就是借用来的分析工具，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完全不同，后者总是要在最后创造一个概念，例如岳村政治、华西模式等。（2）中国历史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不以运用西洋概念的多少来作为判别史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而是看事实的发现和叙述的清楚，以及它给今人的启示等，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再现历史就是常看常新），所以历史学是“实学”。那些以西洋理论为骨架的学科，反而因历史学的这个特点，非常重视从历史学吸取养分。

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门举行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中国美术批评的转向”研讨会，专门请我去参加，要我谈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浸会——清华大学第六次研讨会，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他们请孙立平和我做大会主题发言，孙立平讲现在，我从历史学的角度谈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等领域，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趋势，但应“润物细无声”，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某些研究那样食洋不化。学历史与学社科理论不一样的，后现代，理论先行，有些美国学者也不认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恺教授就极不以为然。所以要有学术的自主性，不要随西人而舞，心中无定力，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3.西人或海外在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种叙述框架：

（1）极权主义叙述

（2）“伟大的中国革命”叙述——“革命民族主义”

（3）“全能主义”叙述——“国家与社会”

（4）“新左”叙述

（5）“历史延续性”叙述——“传统帝制复辟”叙述

除了“极权主义”和“新左”的叙述，都不是完整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而基本上是一种分析视角，是一种碎片化的融入。特别到90年代后，几种叙述有综合化的趋向，这很可以理解：中国之复杂，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就可穷尽解释的。

4.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学是方法学的重镇，十分之四的诺奖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也有许多结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点历史资料，把西洋概念连接起来，历史学的元素很少。这是快速、跃进型的研究路径，现在颇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会是历史学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历史学研究不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寻找事实，然而要探究形成这个事实的诸多因素、条件、环节，关键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论来叙述西洋历史，那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看一看，那些优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哪一个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越懂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5.历史学的家法：史料和叙述。

搜集史料。

辨别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别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这是一个无底的过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简单地堆积史料）。

建立叙述框架。

逻辑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声称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说明他不会作。

规范。历史叙述要有规范地表达出来，所有东西要有依据，回答命题的学术史回顾。大家也可以反规范，文章并无定法，只要你写得好，史景迁、黄仁宇都是大家。

摆脱功利的思想境界，视野，关怀，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阅读体会，师徒交流，学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加上历史学的“家法”的训练，悟性的提高，历史学要长期积累、阅读，阅读中有体会。优秀的书要反复读，每次读后都有感悟。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学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立志以历史学研究为职志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要排除那种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绪，克服急于成名成家的焦虑，学术是一个志业，也体现研究者对社会或知识的一种关怀，不是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坦率说，现在一些同学连“为什么学历史”都不十分清楚。和历史系的研究生谈这个问题，似乎不合适，这个题目似乎应该对那些还没有以历史学作自己第一选择的人来说的，其实不然：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学历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

（1）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些特别，许多人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学历史的，只是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人生设计或生涯规划来学历史的。

（2）也是因为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本来就是相对主义，学什么只是来源于临时的冲动。

（3）现在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知识、权力和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于是就出现了三个现象：一个叫“功利”，一个叫“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一个叫“无所谓”。对此现象，一些高校老师都颇有感觉：萧功秦教授告诉我，有的学历史的博士生连“费正清”都不知道是谁。我见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类似问题。可能硕士生的情况更严重。怎么办？有的学者认为是学生原先的知识构成有问题，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则“痛心疾首”，说出一些很重的话，使得不少学生觉得受到伤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责怪学生，他们是无辜的，要责怪就应责怪教师和我们现存的教育体制。

（1）过去的大学教师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是知识中人，是学术和社会的“清流”。可以看看谢泳的文章：《过去的教授》。

（2）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3）过去学历史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国之变，怀感时之心。然而我们这里，前几十年是“为革命学历史”，现在是为饭碗学历史。

（4）也要明确告诉学生，学历史本来是奢侈的行为，是一种智性的活动，或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行为，从中是得不到财富和权力的。

我说这些不是要给学生压力，我只是从我的角度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是要设一个高台，把学生往那儿赶。现在的社会已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有自己的看法，学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事情，同时也不是现在这种学法，主要是靠师徒传艺、青灯黄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门道，然后还要经多年的清锅冷灶，才能出师学成的。还有就是强烈的爱好，也有自学成功的。

学历史是要靠内驱力，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是学不好历史的。所以我从不去拉学生读硕读博，更没有那种“导师癖”，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再脱钩，也都行，绝不阻拦。

在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对学生也要负一份责任，该说还是说，听和不听，悉听尊便。我带的学生都知道的。

要开阔视野，也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这次推荐学生看的书是唐德刚的书，《新中国三十年》。

另外推荐读几篇文章：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萧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为什么我们缺少独立特行的人生态度》、《晋豫之行手记》。

袁伟时：《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关于“史识”，我多讲一点：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我们中老年学人为什么读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有很大的触动，而读其他一些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没感觉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触动了我们，把我们有感而没表达或不会表达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李泽厚在80年代谈“启蒙和救亡”也有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错，然而，读后没感觉，说到底，就是没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识”。

唐德刚的前两项较弱，但后者是强项，这就是他的著作虽然有不少时间、地点等错误，但仍被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2006年9月4日/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