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谈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此书由何高潮翻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农村革命问题，80年代在武汉学习，后去国外读书。

80年代中后期邹谠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当时是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师的进修基地，把邹谠先生的看法很快传播了开来，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其实“全能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概念在英文是一样的，只是邹谠考虑到当时大陆的语境而使用了“全能主义”，从而拉开了一个口子，使这个原先禁忌的问题可以谈了。“集权主义”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偶尔出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在80年代用过。在邹谠说了此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就运用此概念谈“国家与社会”。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概念复苏，大凡重要理论或概念的出现都与时局变化有关。“市民社会”概念进入中国时分成两块讨论区，一块为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另一块为《天津社会科学》。

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居正的孙女居蜜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的负责人。谢持的孙子谢幼田对“西山会议派”有研究，写了《谢持年谱》，是研究“西山会议派”必看之书。

中国革命的解释原来是有巨大覆盖面的解释，邹谠的新解释与此是有交汇的，原来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给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帮忙，其中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上，为中共提供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论说体系。20年代共产国际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列宁吸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印度的罗易。1937年以后，毛的几篇文章建构了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在此前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大致能说明问题，所以说中共传统的解释覆盖面很大。

孙中山和蒋中正的解释与毛泽东的解释有共通之处。孙中山的重点在满汉对立，满人对汉人长期欺压，对中国文化压制，使中国的立国精神丧失，这与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汇。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他们感时而发，唐君毅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后安葬在台北，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后的干净地。

孙、蒋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国共的理论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题并不突出。1927年以前为“国民革命”，与以后的“工农革命”有重大区别。1927年后中共阶级意识出现了，1935年后“中国”概念也突出了。

中国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国民党，中共在毛泽东掌权后开始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共的精神气质有重大改变，此前中共的国际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题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背景乃东西洋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如果没有他们打进来，则中国处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变化。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毛对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参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国旧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时期，中国在发生巨变，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为何失败了？革命往往产生于改革时，改革是危险的，不改是安全的。

邹谠的新叙述之“新”在于突出了外部因素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国共都淡化了这个问题。对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治国新模式，国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宁主义上、下端，上端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端是党治、党军。国民党只要阶级调和，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的反映。日本没有提供整体性东西，而苏联提供了很多。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叙述肯定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1）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帮助。（2）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为当时在党内是留苏派掌权。（3）40年代后期对中共的帮助。（4）建国后对中国的帮助。

60年代对苏叙述开始大变（1960—1970），对于苏联的帮助一般只提列宁，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一笔代过。叙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另一方面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有持续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响，1957年把批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打成反苏、反共分子。毛泽东自己可以批评斯大林，但不允许群众对斯大林有任何批评。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跟在毛泽东后面批评斯大林，结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1960—1970年的叙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斯大林对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毛与斯讨价还价，表面看起来毛更高明，但中国还是吃了斯大林许多闷亏。

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对斯大林有批评。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可见北洋政府是有原则的，中国领土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领土是以后的事。

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许倬云先生看书多，感悟强。他将人和组织结合起来谈，他说，一个杰出人物需要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1）知识，这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2）见识，这也可以在经验中培养，要胸襟开阔；

（3）胆识，这个不太容易，碰到问题要当即立断，与人的性格有关。前提是要具备前两者，而且还要有使命感。

而做一个领袖，则需要：

（1）目光远大（毛泽东肯定有，邓小平也有，曾国藩也有）；

（2）坚毅果断（坚强的意志力，认定了就非常执著，红八军军团长周昆在中途放弃，就是意志力薄弱）；

（3）胸襟开阔，这是成大器者所必需的；

（4）公忠体国；

（5）能开一代之风气；

（6）能带动一批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下面谈一谈中共革命组织形态的来源问题：

（1）来自苏联，列宁主义党提供了组织制度。一元化、同心圆结构适应中国人组织意识的严重缺失。50年代后中国人对组织的依赖，高度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有组织。组织控制了一切资源，个人离开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为人要有归宿感。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将全国人民安排到各个组织中。中国革命之“新”在于有了现代组织。

（2）中国的传统（20年代片断性而非全面地进入党）。

（3）毛泽东的独创（总学委、“文革小组”等），现在还没有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列宁主义党可以领导军队。博古二十几岁领导军队，得到李德和周恩来的辅助。博古在党内有权威，博古会断，周恩来谋多，周会综合各个人的观点，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传统，就在于有“党”的组织。毛泽东一身兼党、军两职。

地方首长兼军区政委。60年代初后，社会潮流尚军，以军为荣。

建国后周恩来掌政务院，政务院有党组干事会，周恩来是党组书记，政务院各部都听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内。按不成文规则，公安部应归一号人物控制，所以毛泽东对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气。1953年毛泽东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给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权力太大时皇帝就要依靠内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须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书记处是党最重要的机构，而非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意识形态和干部的任免和升迁。刘少奇组织政治局会议，落实在书记处。周恩来的国务院是业务部门，要听书记处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权力很大。

党管业务，这也是学苏联。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学部、工交部等。政府每个机构都由党委管。

组织与制度（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调整）：（1）因事设置。（2）因人设置（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东北时受政治局委员高岗的节制。

许倬云的结论：（1）制度由人来建，制度中有人。（2）组织也会老化、涣散。组织内部会因各种变量转变而产生张力，要借力转力，开创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误用张力走向失败。

对唐德刚其书的看法

唐德刚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传统的，也就是不太运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据若干史料，以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结合他个人的感悟，发表看法。由于唐德刚生于战乱的20世纪中国，又长期居住美国，在美期间曾为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民国要人撰写回忆录，和胡适也有较多的接触，故对历史帏幕后的政治、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有具体的体察，加之他和台湾知识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二十多年来又经常游走于海峡两岸，故而对历史的看法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同时渗透他个人强烈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实陈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点在议论，而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处。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但也有一些戏谑之气。唐德刚不能算是学院派，一是他的作品严谨性欠缺，二是他没进入美国主流汉学界，只是在一般大学教书。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仍可称为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唐的考据功夫不强，有些作品在具体时间、地点、数字上有错误。

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肯定是学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陆和港台的读者一定比前几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学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轻后生难望其项背，这就是他具有史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史识，即洞察历史的眼光。唐德刚的强项不在史料。例如：他总结毛的三十年，能一字点破天机，就用一个词就概括之：专政。这起码是1949—1979年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他没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征。而“专政”是一个客观词，任你怎么想都可以，留了一个空间给读者。另有一点我也很欣赏，唐是“民众本位论”者，这点也不是很多史学研究者能做到的，许多史学研究者是“国家、民族、领袖三位一体论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他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著作。

谈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历史与意志》、《洪业》、《中国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学”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学者。地方史研究是现在的热点，上海影响太大，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趋向。我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德国《德意志报》每天都有上海的新闻。通过研究地方而回答大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个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论”，没有那么多理论。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书中没有“上海理论”。史家可运用一些当时的文学性作品作为研究资料，比如对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画报》、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呐喊）。30年代上海乃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这本书要注意控制、权力、人性、国家、社会的意识等，学历史到最后要融会贯通。中国现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学习的，民国警察部门级别不高，这值得思考。国民党对社会控制不强，但1949—1980年台湾控制就严了。

我去维也纳开会，发现维也纳街上没有警察，有人认为像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萨尔茨堡也没有警察。魏斐德说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组织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况，可能是必经之路。现在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的功能，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台湾的警察社会管理能力较强，也是兼顾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的功能。我去派出所办暂住登记，一警官马上上来请座，还送上一杯水，墙上的标语写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陆的警察也在转型，现在已增加了服务功能。

“公安”一词由孙科提出，此前称警察。广州现代化从20年代开始。公安和警察有区别，警察乃强力符号，公安则比它更宽泛，有社会管理协调能力。

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汤森认为：

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3）中国模式。

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1）中国政治传统；

（2）革命的背景；

（3）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研究中共必须考察的）；

（4）中国在1949年前的历史（更应该看1949年以前国共互动的历史，要搞清脉络，这是历史的延续性）。

汤森的书有其重要价值，比较客观。所罗门写过《文化革命与新政治文化》，已经翻译出来，但没有通过审核。白鲁恂和所罗门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有同情。麦克法夸尔则不同，他写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国没有出版。

有关军队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先锋队，此说在西方学者那儿已是共识，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国军队对政治影响不大，1953—1959年全面学苏军，注重军队现代化，从农民军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1959年后毛泽东将军队引入国内政治。林彪治军十年，军队现代化进展不大，而且在往过去传统回归，例如搞“骡马化”。但林立果《571纪要》中有军队现代化的影子，有由军队主导现代化的色彩。

汤森对中国资料掌握得比较差。他为本书材料不足作辩解，他说，因为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材料是极其困难的—这不完全对。他的研究长处在于用了政治学作为学术支援，对中国的政治有真知灼见。他对中国历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学中的历史学家，要了解当下社会从历史中继承的智慧。政治学家要有历史的资源，而历史学家要有政治学概念，如“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毛主义、毛思想的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哪种方式灌输乃至社会化的？显然，50—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功了。历史研究要借用社会科学的若干概念。运用政治学等概念能打开一个新天地。历史研究要会吸取社会科学的其他概念。另外，注释有两种：（1）资料引用性（包括观点的引用），（2）解释性注释（西方学者用得多，中国学者用得少，对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据的分析和评判）。